迅哥儿最近凭《觉醒年代》又回到了大众视野中心。
迅哥儿举着「不干了」
鲁迅，最熟悉的陌生人。
提到他，我们想到：
林林总总安在他头上的名言。
总之，不管你喜不喜欢，都绕不开他。
鲁迅一度被神圣化，现在我们又重新开始用诙谐的语气谈论他。
神圣的东西总是少几分可爱，而一个爱吃爱玩、快意恩仇的鲁迅则更贴近他本来的模样。
说到快意恩仇，想必你也听说过迅哥儿舌战群儒的故事。
鲁迅名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名言之二：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还有他人转述的名言之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
你瞅我，我就骂你。你骂我我就揍你。你敢还手？要你小命。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猛人。你也不要觉得他一介书生，只是过过嘴瘾。鲁迅留日的时候曾经师从人称现代柔道之父的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过肩摔的实力想必是有的。
战斗中的嘉纳治五郎照片
总之迅哥儿不怕得罪人——他一生树敌颇多，有名有姓的少说得有二十个，还有苏雪林女士这种用一生怒骂鲁迅的另类斗士。这些人大多都被鲁迅有理有据有节地公开叱责过，而且几乎占不到上风。学者孙郁将攻击鲁迅的文章收集起来（还不算那些专门批评他的书籍），发现体量居然有一本书，干脆出版了《被亵渎的鲁迅》。
放在今天，鲁迅可能是那种会逐条回复喷子，找出其逻辑谬误并加以冷嘲的人。
但是主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生活中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的迅哥儿，却有一个能让他逆来顺受，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人。
1923 年 7 月 19 日，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单方面宣布与鲁迅绝交。
两个星期后，鲁迅仓促搬出自己购买、装修的八道湾宅子，大病一场。
八道湾
次年六月，鲁迅回到八道湾，收拾未及带走的书籍和杂物。周作人和老婆信子看到鲁迅回来了，「大为恐慌」。信子打电话搬救兵，也不知道是想喊人来壮胆还是怎么，周作人则用一本书砸向鲁迅。
鲁迅一概不理，只是收拾。
（也有版本说他回掷了一只陶瓷枕头。）
不过两个人可能都没想砸中。
过了一会儿，信子的外援到了，还没来得及张嘴，鲁迅就从容告辞，说这是家事，不需他人费心。
至此，鲁迅和周作人彻底决裂。
你猜性如烈火，擅长柔道的迅哥儿在被驱逐和羞辱之后会怎么报复周作人？
过肩摔？写檄文骂人？
No， no 。
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
鲁迅生前，对于这件事几乎没有吐露一个字，连在日记里都没有半句怨言。
不符合我们给他的人设吗？
周氏兄弟决裂，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说法也是纷纭。
介于鲁迅和周作人对此讳莫如深，各种猜测满天乱飞。
流传较广的，令颇多人露出猥琐微笑的一种言论是，鲁迅是个隐藏得很深的流氓，成天偷看弟媳洗澡。
至于论断此种说法靠不靠谱，我觉得有必要聊聊周氏兄弟多年以来的关系和两人的性格对比。
迅哥儿的生平不是啥秘密，讲童年际遇的《朝花夕拾》我们都读过，他之后的人生也零零散散在杂文中有所体现。
鲁迅是五个孩子里的老大，周作人是他二弟，小四岁。还有一个后来潜心科学的三弟周建人，和一对没能成活的弟弟妹妹。
后来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周氏兄弟」组合，指的仅是鲁迅和周作人。
迅哥儿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周作人是非常厉害的散文家和学者，写杂文的水准在那个时代可说是第一梯队，同时也是民俗学的开拓者和燕京大学的文学系主任。
相比他哥如雷贯耳的名头，周作人稍微小众一些，但哥俩儿都是现代中国文化人中的佼佼者。
周作人的名头没那么响，可能也跟他晚节不保，一失足做了汉奸有关系。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讲鲁迅的生平，等于是讲周作人的生平了，买一送一。
马甲大王鲁迅一生有将近二百个笔名，实用频率大概是月抛。我们先来扒下他的马甲。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因为读音与「雨伞」相近而常被同班的小朋友们嘲笑。
周家也算得上是当地的书香门第，名门大户，只不过迅哥儿命不好，在他这一代家道猝然中落。
爷爷周福清是进士，自己在仕途上没有多大进展，只好专心培养后代。
可惜培养方法出了那么点小问题。
鲁迅十二岁那年，爷爷因为给鲁迅他爹的乡试考官行贿，被抓进监狱里去了，差点死掉。
从名门之后一下变成罪犯亲族，鲁迅的悲惨童年开始了。
鲁迅十五岁那年，父亲病逝，年仅 36 岁。
他在《父亲的病》中描写过父亲去世之前的光景。所谓名医一通瞎操作，开了无数蹊跷药方子，什么败鼓皮丸，药引则要一对原配的蟋蟀（离异的不行），最终也没能挽救他爸，只是敛财和敷衍。
所以迅哥儿对中医那一套很不屑，以至于自己走上学西医之路。
爷爷入狱，老爹去世，寡母孤儿，鲁迅这一房被其他房欺负得很厉害。
鲁迅作为长子体会了世情冷暖之变迁。从前笑脸相迎的亲戚长辈态度突然变化，还有人趁乱逼迫他签字画押，要吞没他家的房子。
数个成年人们咄咄逼人地围攻十几岁的鲁迅，包括曾给他开蒙，他一直很钦佩尊敬的长辈。鲁迅当场委屈哭了，不过还是没松口，说要等爷爷放出来请示才能决定，就这样保住了自家的地产。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写过：「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去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周作人也经历过这些变故，但是体验完全不一样。
多年之后周作人回忆起家中出变故而不得不避难，典卖家产的那段时间，口吻是恬淡，随遇而安的。因为有他妈和鲁迅挡在前面，他并没有直接感受到那段日子的锋芒和苦涩。
这可能是他们漫长的分歧的起始。鲁迅体验到人情的易朽和势利，变得更尖锐，对生命和苦难的感知也更敏感。
比如说《父亲的病》的结尾，鲁迅写道，有一位叫衍太太的邻居进屋来主持，让他在父亲临终前大声地呼唤他，以至于给本来已经获得平静的父亲很多痛苦。
后来，周作人以学者的精细回忆道，这个情节是鲁迅的文学加工和想象。他不太能共情鲁迅那种抓心挠肺的愧疚和无力感。
家里出事之后，这哥俩就不能再走科举功名的路了（幸好没走，不然也没啥用）。
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研究鲁迅的学者孙郁把鲁迅比喻成风筝。
不管到哪里去，背后都牵着一根线——鲁迅走到哪里，周作人跟到哪里。
从江南水师学堂，到日本，再到北京。
数十年，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这哥俩儿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只经历过非常短暂的分离。
知道结局之后再回看，此时的亲密和后来的疏远就更加扑朔迷离。
鲁迅，从性情到作品，我们多多少少都了解一些。即使没读过他文章都能通过各种舆论加诸的标签认识他，什么耿直啦，暴脾气啦，马甲大王啦。随便拎个人都能背出「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而周作人呢，很多人认识他，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二弟。
左周作人，右鲁迅
有人喜欢他清雅博学的散文和小品。
还有人一提到周作人，就想到：哦，那个汉奸。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他用书砸鲁迅，可能先树立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印象。
这两位哥们儿的身后名声挺戏剧性的。
鲁迅一度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读，不得不喜欢的对象。
强制之下就少了点幽默感。
余华写过一篇很好玩的文章，讲他对鲁迅的感觉变化。
他说：「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还有：「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
跟我们一样，很多年之后他才跟鲁迅和解，让他「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
周作人也是如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是汉奸和走狗的代名词，写的文章无法发表，言论无人重视，作为鲁迅的反面和衬托被一遍遍拉出来鞭尸。
直到七十年代，才重新被人从故纸堆里刨出来认真研究。
今天这个故事，并不能完全去掉立场和标签。
只是说，尽量讲两个凡人的故事，和他们如何在乱世里各自身不由己，最终遵循不同的「道」而活下去。
鲁迅和周作人，即使在亲兄弟里也属于关系最好的那一类。
他们从小就能玩到一起去。
一起在私塾里受苦，背书，被先生训，课余时又用全部精力去读「闲书」，包括一大堆小说、童话和诗歌。
周作人晚年提到了一个鲜活的细节，鲁迅十五岁的时候不好好睡觉，成天拉着他编故事，什么海中仙山，天然楼阁，还有跟大象一样的蚂蚁。
可以说，鲁迅影响和塑造了周作人。
他藏书，抄书，给弟弟推荐书，周作人就按着他踩出的路成长成了一个最好的玩伴和知音。
又能一起打打闹闹，也能读书讨论，志趣相投，爱好仿佛。这就是养成系？
鲁迅十七岁那年离开绍兴，到南京去求学。周作人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鲁迅上学期间两次回家探亲又离开后，周作人都在日记中写道：「中心黯然。」
之前家里的事都是鲁迅顶着，现在他不在，这些压力一下就转移到了周作人身上。
他县试的成绩并不好，科举也无望，四弟病逝，家里乱糟糟的。
在那段时间里，与鲁迅通信成了周作人仅有的慰藉之一。
鲁迅给他写了许多信，讲外界的生活，洋务学堂的课程，最近看的书，心中思虑，等等。
周作人在羡慕，期待和彷徨中过了三年。转机在 1901 年到来。
8 月 25 日，鲁迅给周作人寄去了一封信，说自己找了亲戚的关系，也把他安排到了南京水师学堂读书。
周作人离开家，跟哥哥一起到了更大的世界中去。
这种模式维持了很长时间：鲁迅先到一个新环境里去探路，把生活建立起来后再叫周作人去团聚。
1902 年，鲁迅前往日本。四年后，周作人跟上，两人一起住在东京。
1909 年，鲁迅回国。两年后，周作人回国。
1912 年，鲁迅抵达北京。17 年，周作人又跟上。
直到 1923 年决裂，周作人和鲁迅一直同住在北京。
在一个美好的东西被打碎后，有必要描摹一下它之前的样子。
怎么说呢，只有一个词可以定义周作人和鲁迅早年的情谊——神仙眷侣灵魂伴侣。
不仅是血亲，更是求学路上一同摸索的难友 。
这俩能一直情投意合地住在一起，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包容的阅读选择。
他们求学期间一直在疯狂读书，中文、外文、小说、科学，不拘一格，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到东欧小国的革命史。
鲁迅对文学的兴趣一直在影响周作人。苦读之外，他们开始翻译外文小说，有时是合译，有时是分别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文本。
1909 年，他们在东京出版了合作的《域外小说集》，虽说卖得不咋样，却也引起了当时日本学界的注意，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记录。
鲁迅工作一直都很拼命，如果白天的定额没有完成，就削减睡觉时间——一般人跟这种人合作可能会累死。
难得的是周作人刻苦博学不下于鲁迅，甚至读的书还要更多更杂一些。而且他是个没什么脾气的人，一向对大哥崇拜又恭顺，性格随和，即使在翻译工作上被鲁迅严厉催促也不会不满。
这是一种颇为理想的治学状态了。
一个人做学问，有时会偏激而不自知。去拜师又难以尽兴讨论。如果有一个知识渊博，不离不弃的学伴在身边，两人在切磋中交换观点，则会很快一起成长。
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在合作关系中迅速成长为真正的学者。
鲁迅独居北京的那几年在文学上没有产出。他与周作人疯狂写信，几乎每两三天都要互通有无。周作人来到绍兴会馆团聚之后两人都经历了某种灵感上的井喷。鲁迅两年写了五十多篇作品，包括《孔乙己》、《药》、《我之节烈观》等。周作人也很高产。总之，两个人在三年之内共写了一百篇多文章。鲁迅延续了以前的习惯，修改润色弟弟的文章。两人发表时也经常交换姓名。
鲁迅在日记中写：「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
他们一起逛书店，一起去琉璃厂的古董店，一起在餐馆吃蜜饯、包子和汤面，又一起校稿著书。
「周氏兄弟」这个称谓在当时是个挺火的组合名称。成员单飞之后老死不相往来，所以现在的人对组合已经没啥印象了。
追忆往昔环节结束，所以——
组合成员为啥要单飞来着？
先说直接原因。
1923 年 7 月 19 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一封信。
说突然 ，是因为事前毫无征兆。
信是这样写的：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面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不是逐渐恶化，而是戛然而止。
鲁迅这是被分手了。
之前我们也提到，因为周氏兄弟对此三缄其口，关于此事有许多猥琐猜测。
有人说，兄弟决裂是因为鲁迅偷看弟媳洗澡。
直接说结论，这种情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接到绝交信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欲邀问之，不至。」
如果鲁迅真的偷看了周作人老婆洗澡，他为啥对周作人的态度显得如此惊讶，还要通过面谈来询问？真看了人家老婆洗澡，难道不应该自己心里有数？面对面对峙不是自取其辱嘛！
不过大家广泛认可的结论是，虽然鲁迅应该没有做出私德有亏的事，两人决裂确实跟周作人的老婆有关系。
1909 年，两人留日时期，周作人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了婚。
顺便一提，三弟周建人娶了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不过后来以离婚收场。
周作人结婚两个月之后，鲁迅回国谋生。
他对朋友许寿裳说：「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鲁迅思想开放，行事果断。举个例子，他是那批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冒着被退学的危险剪掉辫子的。当时清政府跟日本政府说好，不得让清朝的留学生剪头发，因为「有伤风化」。鲁迅对此很不屑，不但果断剪了辫子，还拍了一系列精神小伙照片寄给朋友。
鲁迅有低潮时刻，但他不流露出自怜自伤和绝望的情绪，都是自己消化掉。在人生大事上也极少有踟蹰不前的时刻，想到什么就去做：顶着舆论压力去上洋务学堂，又转到矿业学堂，留日，退学从文，又无留恋地回国求职。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鲁迅，在行事上却始终没脱离出传统家族长子的角色。
他骂《二十四孝》迂腐残忍，写了不少檄文抨击旧制度和旧礼教，说它们是吃人的玩意儿。
其实他自己也在彀中，尽己所能地当着兄长和儿子。
鲁迅对母亲很好，真诚地爱她，将她接到身边侍奉。
从少年时期开始，鲁迅就开始在外应酬周旋，给弟弟和家人们铺平道路，让他们坐享其成。
卖掉祖屋后鲁迅在北京的八道湾购置了新房子，亲自选址，找保人，设计，装修，费了无数心力。在装修时，鲁迅特别考虑房子的格局要适合侄子侄女们的成长。建成之后，他把所有家人召来同住。八道湾成了一个三代同堂之家。
他对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孩子视若己出，连孩子们的名字都是他起的。
周建人的孩子生病，他来守了三十多天。
周作人在北京生了重病，一开始疑心是红斑狼疮。鲁迅无微不至地照料，四处奔走借钱，送他上山调养。
可以说，即使是以封建的标准评判，在为兄和为子上鲁迅没有可让人指摘的地方。
对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决裂，朋友和亲近的人猜测，是因为鲁迅和周作人媳妇羽太信子一直都有矛盾。许寿裳说：「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抱孩子的信子
至于和信子的矛盾，有可能是出在经济上。
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在当时算很高了。周建人回忆，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有三百元。两人工资相加比「当年一般职员已高出十几倍」，但一大家子还是不够花。
信子非常铺张，花钱大手大脚，月月亏空，「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里请了管家，车夫，厨师，几个打杂采购的男仆，收拾的妈妈，甚至还有两三个专门看孩子的女仆。
因为当时是信子管家，鲁迅不但把每月全部的薪水全部交给她，还把多年积蓄全赔进去了。
周建人还非常生动地描述，鲁迅有时穷得都没钱买点心和香烟（我们知道他是个狂热零食爱好者），步行回到八道湾的家，却见到汽车进进出出，溅他一身泥水或是扑一脸灰。家中的奢靡和荣华却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鲁迅是很能赚钱没错，可就算这样也无力支持如此挥霍。
许寿裳说，周作人是糊涂透顶。母亲和三弟在事发后也站在了鲁迅的一边。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将一应矛盾都推在女人身上。信子肯定是有问题的，不光花钱没节制，还经常犯歇斯底里症，带着娘家人对着周作人破口大骂，百般侮辱中国人，说中国「卑贱低劣」，提到日本则趾高气扬，还动不动就要拖着他到日本使馆去。
所以信子很可能在谵妄和幻想中说出了一些不实的控告。
而周作人，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明明知道哥哥跟媳妇儿一直不对付，还是依着媳妇，把可以说对他恩重如山的哥哥像落水狗一样打走，赶出了哥哥亲手购置、设计、投入感情的八道湾。
是为了霸占房产吗？
按周作人的性格来说，不太可能。
还是已经到了不得不在妻子和哥哥之间选择一个的地步，出于种种考量而决定扔掉鲁迅，选择妻子？
这倒更有可能一些。
周作人是个息事宁人的性子。他不想惹事，只想安静读书写作，自己又缺乏主见和行动力。
可能被偏爱的就是有恃无恐。付出更少的一方在斩断关系时反而没什么留恋，倒是付出更多的那个肝肠寸断。
本着对周作人的爱和关照，即使落到这样狼狈的地步，以这种声名狼藉的方式被驱逐出经营多年的家，鲁迅没有说过周作人一句不好。
只是对亲人抱怨过一次，说作人「昏」。
除此之外再没有怨言。
兄弟绝交之后，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问鲁迅，中国都有哪些优秀的杂文作家。鲁迅第一个说周作人，给予他公允的评价。他的藏书里有大量周作人著作，并且对弟弟的一些诗文评价很高。还有一些文章，周作人写得相当不地道，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要换成别人，鲁迅早就在报刊上挂人了。因为是弟弟才一直容忍，不出半句恶言。
周作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鲁迅已经死去多年。
其实走到分道扬镳，也不是完全没有铺垫。
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兄友弟恭地长大，读相似的书，从事相似的工作，但却长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差异如此悬殊，以至于世人经常用两种势如水火的主义去附会他们，将他们当成两种流派的代言者。
如果非要想出什么比喻的话，鲁迅像火，周作人像坚冰。鲁迅像猛兽，周作人像偏安一隅的温驯草食动物。
刚才提到，从少年时代开始鲁迅就代表家门在外周旋开路，一个人去处理棘手的问题。
可能是迅哥儿骂人太犀利，挂人次数太频繁，我们今天总把他想象成一个刚直暴躁，满身是刺的家伙。
其实鲁迅在待人接物上很有一套，不难相处，说话也很逗，对小孩特别温和。曾与鲁迅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俞芳写回忆录，说鲁迅像个大朋友。
周作人给人的感觉是温吞，谦和而有距离感，不会辐射鲁迅那样的热力。
因为鲁迅的保护，周作人在很多时候不用自己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也酿成后来的很多悲剧。
在文学和哲学上，两人也是有分歧的，只不过早年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鲁迅对生活的触觉非常敏感，痛觉尤其敏锐。
比如早年父亲去世，给他非常大的震动。再比如他在《藤野先生》中写过的，盘着辫子的中国留学生被迫看中国人被杀头，还要喝彩——这件事几乎直接导致他放弃医学。
读鲁迅的作品，也能时时感觉到那种深沉的刺痛。
那首《自题小像》是鲁迅性情较为恰当的写照：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而周作人呢，引用研究者的话，则有一种「钝化痛感」的能力，跟鲁迅正好相反。
鲁迅是时时在被触痛，周作人则永远在乱世寻找乌托邦，避免矛盾和冲突。
但许多人对周作人也有一种误会，觉得他只会风花雪月，像个老学究一样躲在他的苦雨斋里。
其实在不留神做了汉奸之前的那些年里，周作人和鲁迅经常一起针砭时弊，以他自己的风格和方式与鲁迅并肩战斗，即「改造国民性」。
所以周作人不仅曾是鲁迅的同桌和知音，更是战友。
即使在他们绝交之后，在杨荫榆女师大风波中两人仍然遥遥联手，各自撰文抨击陈西滢，把后者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周作人当时写的檄文甚至有他哥的文风，还挺让人唏嘘的。
1926 年，段祺瑞政府枪杀无辜学生，两人也快速做出了反应。
所以周作人并非一味龟缩不出，只不过他的处事哲学更出世，更悲观，也更天真。
他们哥俩儿经历的转折实在太多了。
一开始是拖着辫子的清朝人，后来去留洋，被外国人嘲笑贫穷积弱，再后来清廷被推翻，社会风气却没啥太大改变。接下来是战乱，战乱和战乱。
在这种无止境的无序中，周作人逐渐认为，来了又去的执政者和打不完的仗不过是一场风水轮流转的游戏。他拒绝向任何一种主义靠拢，因为他对一切极端，激烈的东西都不信任。
周作人注重个性的解放，宣扬爱和真诚，而且是中国第一批女权主义者。
总之他对马克思主义那种理性思辨很抵触，对各种社会思潮也没啥兴趣。
简单粗暴地说，周作人和鲁迅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周作人常常以一种超然的，普遍的「人」的立场去写作，去追寻恒常的概念，如美，自由和崇高，而鲁迅自我认知为被压迫歧视的东方人的一员，与愚昧，迷信，像动物一样无知无觉的人为伍，爱他们，恨他们，又不能抛弃他们。
一部分周作人活在永恒的，静止的真空，要采菊东篱下。鲁迅则百分之百地活在他的时代里。
所以鲁迅一直在积极入世，结识年轻人，试着理解新的观点和哲学。
用孙郁的话来说，周作人「不和黑暗直接肉搏」，鲁迅则觉得自己可以做出一些改变。
这种分歧从他们的翻译倾向就可以看出来。
在挑选文本的时候，周作人倾向于翻译经典，而鲁迅对东欧小国和俄罗斯的文学非常感兴趣，经常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说介绍进中国。他偏爱尼采，写出《中国人气质》的传教士史密斯和荒凉到疯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觉得他所处的世界可能不再需要那种美而遥远的东西，也不需要轻飘飘的幽默。他介绍进中国的外国文学是痛苦，悲怆，孤独的，让想背过身去假装岁月静好的人如芒刺在背。
他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需要沉重的、有力量感的东西。
就像他自己讲的那个寓言似的：
一个人生了孩子，抱出来给客人看。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到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在大家都想舒舒服服待着的时候大敲警钟，预告凛冬将至，是会招人恨的。
比如郭沫若老先生，恨鲁迅到牙齿痒痒。
他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
迅哥儿：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还能当上封建余孽和法西斯分子，我谢谢您了。
不光一般学者讨厌他，连自己人都不待见他。
创造社的左倾青年们站出来跟他划清界限，说他的文章和翻译都不够阳光向上，况且阿 Q 的年代早就过去了，要把他像长了毛的陈年垃圾一样扔出去。
阿 Q 真的过时了吗？
总之，鲁迅就像心直口快版本的普罗米修斯，把火种献出来，自己立在在高加索山上被鸟啄食内脏。
他批判孔孟儒学，封建礼教，但是比周作人更犀利，一针见血，贴合中国的实际。
鲁迅永远拧巴，永远警惕，永远不满，永远在诘难。这是一种带有殉道精神的自虐行为。
有一阵子，周作人崇尚与乌托邦集体生活非常接近的新村主义，但是鲁迅的反响却很冷淡，因为他知道这种狂想在现代中国无法实现。
不过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之处，如果不是这一点，恐怕也无法融洽地同居那么多年。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天真赤诚的人。
鲁迅的天真在于真诚，西西弗斯式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也明白，自己抨击的那些东西，旧礼教，孔孟儒学，性别分化和压迫，可能永远也不会消失。但饶是这样也不能不开口。
周作人的天真在于，他居然认为乱世里能放得下自己的一张书桌。
为了这种清静，他不惜把鲁迅扫地出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跟鲁迅分手之后，周作人的思想急剧转向悲观和绝望，以至于更加内倾。
鲁迅则进入了一种痛苦而新颖的生活中去。
他此生第一次从大家族中解放出来了。在四十二岁那年，迅哥儿终于不仅仅是兄和子，而是可以试着为自己而活。
大胆一点说，如果不是周作人把鲁迅从家里打出来，可能他也不会追寻自己的爱情，与许广平恋爱生子。
鲁迅：我谢谢您？
鲁迅这辈子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就是他跟朱安的婚姻。
1906 年，他老娘说自己病了，实则是催他回来结婚。
鲁迅虽然不乐意，也没有极力反抗，就这么从了。
他希望新娘子能识字，并放开缠足的布。
朱安是个极致传统的人，拒绝了鲁迅的两项请求。
四天之后，鲁迅就回到了日本。
朱安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
朱安
他们经常几年几年地分居，即使住在一起，也「不说话，不吵嘴，不打架」。
朱安伺候鲁迅的起居，问他汤饭的味道，鲁迅则简短地回应。
无爱也无声的婚姻。
鲁迅没有过错，但朱安很可怜。
如果跟朱安离婚，她在保守的故乡无法磊落地活下去。
鲁迅提出，可以认她为鲁家的女儿，以妹妹的身份让她再出嫁。朱安拒绝，以死相逼。
所以这个问题几乎无解。
朱安数十年如一日地侍候鲁迅的母亲，操持家务。鲁迅则供养她，打点她娘家的事宜。在那个年代，可能无爱的婚姻才是本分。
鲁迅写了不少关于爱情和两性关系的文章。他相信：一个缺少爱的世界，当然不会有健全的人格。
中国式的爱，要么是「凄苦的」，「要么便是喜剧式的滑稽」。
「没有爱的婚姻，在禁欲中生出的虚伪的道学，使国人的心态处于一种市场的境地。」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笔下，求爱与性爱，都是畸形，破碎的，甚至是丑陋的。」
他笔下的男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跟女人相处，只有欲望而无爱，是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还有鲁迅在《热风》里的发问：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被周作人赶出八道湾，也帮助他在爱情上略微放飞自我。
站在鲁迅的立场上看，遇到许广平，生育周海婴可能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纯粹的快乐。如果不是有十年的爱情和家庭生活，迅哥儿的这辈子就太凄苦了。
可以说，鲁迅对于爱情是非常自卑的。他觉得自己生在那样的传统家庭里，又有妻室，是不配去爱的。
咳咳，那些噗噗噗跟不同女人生一大堆孩子又始乱终弃的民国大师们，我看着你们呢。
鲁迅非常感慨地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迅哥儿，说最狠的话，传播最新的思想，过着最保守的生活。
但是这种自省到自虐的日子说明他至少是个知行合一的人。
鲁迅传记中说，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是他一生中「最充满自由感的人生之举」。
鲁迅一家三口
但是社会舆论肯定不这么想。说难听点，一直私德完美无瑕的鲁迅居然开始跟自己的学生谈恋爱，众人兴奋得像看到了屎的苍蝇。
于是各种各样的猜测接踵而至，似乎已经断定鲁迅是性变态，而他调戏自己弟媳妇儿的传言顿时变得多了几分可信度。
还有居高临下地给他写信，自称是为他好的。
一个叫周伯超的玩意儿在信中教训鲁迅，大概意思是，听说您有了姨太太呀，把正妻抛弃在北京，跟女学生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显得您思想挺落伍的。您别误会，我是为您好，希望您自己长点心吧。
一时间，好像什么牛鬼蛇神都能踩鲁迅两脚。
最令人疑惑的是周作人的态度。
按说周作人作为中国最初的一批女权人士和性解放先锋，对这种事应该看得很开。
他自己的婚姻生活也并非十全十美，但大部分时间，只要信子不犯病，两人还算相亲相爱。
鲁迅这么多年的婚姻是什么样子，他应该最了解。
但是连他都在谴责鲁迅，觉得这是「讨姨太太」，是为了满足猥琐的性欲。
周作人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他这辈子唯独对鲁迅一个人非常严苛。
他在十几篇文章里含沙射影地讽刺鲁迅，说他「多妻」，「纳妾」，「色情」，跟他一贯的绅士风格挺不符的。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应。
也可能是关心女性权益的周作人更同情朱安，毕竟在鲁迅身后，朱安是周作人代为赡养的。
朱安的态度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旧式女人，她觉得没有给鲁迅生孩子是自己的错，所以反而希望鲁迅「纳妾」。
而在海婴诞生之后，她感到如释重负。
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有了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豁免，怎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不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俞芳跟朱安聊到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问道：「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读到现在，你们应该能意识到，这个故事里好像没有反派。
1936 年，鲁迅去世，享年 55 岁，到死周作人也没有跟他和解。
两个人的故事里，斯人已逝，另一个活着的也不好受。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出北平，周作人作为北大的老师却执意留下。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1. 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看管北大校产。
2. 作为那个时代的终极宅男，周作人真的不想搬家。
3. 他觉得自己会在紧急时刻成为文天祥。
如果鲁迅还活着，可能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日军进入北平后，周作人因为是社会名流，老婆又是日本人，很快就被找上了。
然后他以极快的速度——
变节了。
他屈服的速度之快，让社会感到不可思议。许多知名学者觉得周作人应该不至于跪得这么迅速，还写文章替他辩解，说可能是消息误传。
所以人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的意志力。
周作人就是一辈子这样天真，鲁迅活着的时候帮他遮风挡雨，所以他根本不用花功夫在人情交际上，以至于不太会处理这种棘手的事。
他开始在伪政府中任职，而且一任就是一大堆，好像当汉奸当得还挺认真。
因为亲日，周作人还被暗杀过，不过子弹击中纽扣，他死里逃生了。
周作人这个人一辈子就是撕裂。
无野心，无政治抱负，想要安安静静搞学问，却总是被搅进时局的漩涡里。
想要家庭和睦，却是亲手打破三代同堂格局的人。
为人谦和，却在骂鲁迅这件事上非常锐利。
计划当英雄，却成了汉奸。
你看他当汉奸还挺认真吧，其实也曾经跟地下党接触，冒着生命危险救李大钊的家人，并赡养他们很多年。
以至于后来掀起一阵给周作人翻案的热潮，推测他是我党地下党战士，忍辱负重假装投靠日军。
倒也不必。
周作人不是什么坏人，但是要说是革命先烈可能还不至于。
在当汉奸期间，周作人写了不少支持日据的肉麻文章，也看不出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情假意。
周作人生不逢时。如果在和平时代发表自己的那些讨论个人自由和思想解放后的文章，应该会很受欢迎。在乱世里找乌托邦，只能是两手空空。
解放之后，你要说他是汉奸吧，也没有跑到日本去，而是留在北京。
前汉奸的待遇自然不怎么好。民国政府判他入狱十年 ，后来解放，周作人提前离开了监狱，还给周总理写信解释，说当汉奸也是身不由己，一则受蒋梦麟之托，二则家里东西多，逃不了。
对他的官方判断是这样的：文化汉奸，只是写了点东西，又没有打打杀杀。既然会希腊语，就留下来搞翻译好了。
（批示究竟是不是如此，如今在学界也有争议。）
周作人对鲁迅的感情也尘埃落定。他经历了几个很挣扎的阶段，从一开始的私愤和怨怼，再到之后思想层面的不合，最后老了，得知了鲁迅生前对自己不变的关心和维护，这时往日的恩恩怨怨沉淀下来，算是活人和死人的和解。
晚年，周作人开始整理鲁迅的文稿，提供了大量背景资料，为鲁迅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不是放下了早年的仇隙，应该也不能心平气和地为兄长著书吧。
那些尖锐，詈语，终于都消弭在淡淡的对早年的回忆中。
很多年前，鲁迅花了十几年整理了一套《会稽郡故书杂集》，却挂了周作人的名字出版，自己只署名了序言。连周作人都不能不说：「鲁迅不注重名利，对个人得失想得少。」
文革时期，周作人被红卫兵凌辱和鞭打后不久即郁郁而终，其时 82 岁。
不知道周作人在整理鲁迅旧稿时有没有想到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一起写出的那一篇《祭书神文》。
立传者说，他们两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奔放奇异「的句子。
在除夕夜，当旁人祭拜财神，灶神和钱神时，两个少年为在乱世已无人问津的书神写歌赋。
这首有屈赋意味的祭文幽默热忱，批评当时的风俗而无激愤之意。仿佛在祭拜书神的过程中，个人的苦痛都已不必挂怀。
吵闹的年夜，两个爱书的少年躲在冷清的地方，像游戏似地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诗文，朦胧而稚嫩地追寻崇高和飘渺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这一刻的快慰和心意相通却是真切的。备案号:YXA1L6rpG6yhnKm0NvDCLy9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