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专栏《逻辑与经济学：信贷、房地产和数字化》
一个非常朴素的经济问题，谁来生产商品，谁来消耗商品？
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是理解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
经济活动是大家参与社会的生产，并且获得向市场索要商品的凭证。
现实中总有人对经济体贡献的很少，却能拿走大量的产出，相应的有人贡献很大却只能刚好维持生计。
人们生活质量与寿命密切相关，而生活质量非常依赖人均分配到的资源。
工业化之前，几乎所有的物资都是稀缺的，多数人徘徊在温饱线附近，经济更加取决于产出的效率，平均寿命也是异常的低。
18 世纪人类的平均寿命也仅仅只有 35 岁左右，原始社会到 18 世纪的几万年间，人类的平均寿命仅仅提升了 20 年左右。
而工业化之后，伴随着诸多科学技术进入生产环节提高人均产出效率，产出大幅度增加带动人均可支配资源的提升。
最为显著的便是二十世纪，短短的 100 年间便将人均寿命提高 20 多年，随着科技的进步，本世纪前二十年人均寿命还在进一步提升。
我国便是工业化的代表之一，身为第一大制造业经济体，在 2021 年人均的预期寿命提升到 78.3 岁。
根据近几百年的经济发展经验，每一次的科技重大突破都会带动经济产出的大幅度上涨。
科技持续在进步，然而经济并不是持续稳定的增长。
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的过热和衰退，一些国家面对严重的衰退，甚至不惜用战争来解决内部的经济问题。
经济学者也开始逐渐意识到，一味的增加产出并不能阻止经济衰退，问题关注的焦点就从产出的供应端，转变为理解需求端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疲软。
这就与开头的问题相对应，多数人参与劳动但无法获得与之匹配的酬劳，而消费活动又要靠这些人支撑才能维系再生产。
消费能力相对产出不足，结果就是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引发的通缩螺旋。
这种消费不足并不是大家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没有薪资收入支撑的消费能力。
从明线上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表现为复苏、增长、高涨以及衰退，这方面讨论的比较多了。
与之对应的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经济体中分利集团的滋生、成长、高涨、出清，财富结构随时间的改变影响着经济体的发展状况。
经济增长时，分利集团逐渐壮大，逐渐盘根错节地固化，反过来影响政策的制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改革，积累问题最终引发社会和经济危机。
这就是本篇文章关注的重点，财富结构失衡才是工业化以后诸多经济问题的暗线。
现实中各个经济体都在努力地寻找经济增长的方法，而又尽可能地不去碰分利集团，也就是不敢去修复财富结构。
其中最为切合的救市模型便是讨论较多的凯恩斯主义，短期内可以既不清算既得利益者，又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转出通缩螺旋。
短期来看，效果非常好，各国如获珍宝，奉若圣典。
经济一出问题就给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拿政府负债去兜底。
长期来看，他们都死了。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处于当时所说的长期了。
凯恩斯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贫富分化、滞胀、社会僵化便是新的问题，也将在后续重点的讨论。
分利集团左手握着分蛋糕的刀，右手干预政策的制定，让利益分配更加倾斜，资本收益进一步压过劳动收益，这就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阶层固化。
低欲望社会也源于利益集团过度分配劳动者财富导致的社会问题，这是劳动者意识到问题后的本能反应。
发现了吗？
上述的诸多经济问题背后，都有财富结构这条暗线贯穿始终。
我们这里梳理一下财富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之前，先看几种典型财富结构的形状。
一、财富结构的形状
经济循环是一个货币、商品以及劳务的流转过程，出让货币换来商品和劳务，相应的出让商品和劳务获得货币。
生产和消费能力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
产出不足对应的是贫困，消费不足对应的经济萧条。
而各个阶层所掌握的财富数量决定了经济循环的状况，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
我们举几种情况：
1、上尖下尖和中部宽的财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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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上是非常稳固的结构，创造财富的主体即为消耗商品和劳务的群体，也是税收贡献的主体。
对于企业来说，有源源不断的消费转化成利润，进而扩大生产和提供更多的就业。
对于政府来说，有源源不断的税收，保障基本运转，税收是政府部门经济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大量的中产意味着少数的贫困，可以用中产的税收去抚慰底层的群体，要知道社会不稳定因素往往就与底层占比过多和生存质量有关。
这样的财富结构下，政府、居民、企业部门之间货币和商品良性流转。
顶尖的财富持有者即便要求更高的资本收益，由于基数比较小，经济体创造的财富足以支撑这部分的收益。
中层贡献税收给政府部门，由政府部门再分配提供底层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由于底层占据少数，中层创造的财富可以分出来一部分补贴底层。
政府部门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把一些群体交的钱用在另一些群体身上，底层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维持社会稳定成本会下降。
这样的经济体，中层往往还有较高的储蓄和稳定的工作，抗风险能力极强，即便有短期内的经济困局，有储蓄撑着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2、财富结构上宽下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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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很丰满的，但现实往往不会出现长期稳定的中产，既得利益者获得财富以后，总是尝试去获取更多。
既得利益者就像是不愿离开甜食的舌头，同时尽可能的规避经济体的义务，比如逃税漏税，越是富有的群体越会用各种方式逃税漏税，只有工薪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往往是财富结构的畸变。
逐渐的上面占据的财富逐渐增加，而中层相对财富持有下降，变成上头宽，中间窄，下层掌握财富更少的倒金字塔结构。
顶层希望获得极高的资本收益，不断增加投入，同时动用关系修改政策倾斜的方向，财富积累得更快。
中层逐渐成为伪中产阶层，看资产和收入吧，能够支撑生活的基本开支，但升级的消费就能省尽量省，不敢休息的持续工作。
中层本是消费的主力军，还有不少因故滑落到中下层，劳动收益不足导致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
而下层在缺失了中产阶层贡献稳定的税收以后，并不会过得太好，靠着高收入群体的慈善活动也是杯水车薪。
如果财富结构中，财富流向上层的极少数人，代价是中层的财富，影响的不仅仅是中产的生活质量和抗风险能力，还有依靠中产贡献税收的财政，以及靠财政补贴的底层群体。
财富结构失衡就有可能出现几个结果：
一个是消费不足引发的经济衰退，经济危机只是表现，根源则是财富结构的失衡，内部产出消费的经济循环崩溃。
还有一个是底层缺少公共服务保障以后的社会稳定矛盾，贫富分化不仅仅是财富结构的差异，还有吞噬中产税源以后的缺失的公共服务支出。
3、图钉状财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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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极端，从人口结构上来看，富人占少数，中层也占少数，底层占绝大多数，表现为图钉型，相对应的是顶层占绝大多数财富，中层占少数，而底层占极少数的倒立图钉型财富结构。
这种财富结构非常危险，往往伴随着阶级固化，阶级流动降低，劳动主体没有资本积累，创造财富的意愿不高，消费能力不足，经济体的发展依赖商品和劳务性产出体量。
这种结构下，稍微的外界冲击将会让这种经济甚至政治模式溃散，全球很多经济体都是佐证。
大家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直观的便是财富结构形状决定了经济循环的状况，结构失衡往往对应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危机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然而财富结构还有另外一种方向，这种趋势在现代信贷金融体系下可以实现，即少数人获得 100% 以上的财富，而多数人手里只有负债，需要用未来的劳动收入支付现在的消费。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二、凯恩斯主义与财富结构
当中层财富逐渐缺失，滑向中下层的时候，就会导致经济循环中的消费缺失，消费又是资本投资获益的最终环节，那么这种财富结构就会面临洗牌。
对应就是传统经济危机的根源，财富结构无法支撑经济继续发展，市场出清都是残酷的，不管对资本还是劳动者。
但也有好的一方面，痛苦之后往往伴随着资本的湮灭，富人投资的商品要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出清，投机者一无所有，更多人重归同一起跑线。
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财富结构也在经济发展中重新洗牌，阶层流动打开，高涨中对应着中层重新取得可以支撑消费能力的地位。
结合科技发展刺激产出端的增加，相应的需求端的财富结构重塑消化产能，表现为经济总是在周期性的高涨和衰退之中，但每次危机后都会迎来更高的繁荣。
出清会重塑财富结构，但过程是极度痛苦的，比如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引发的大萧条。
在 1929 年~1933 年之间，大约有 1 万多家美国银行倒闭，占当时的银行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根据 1932《财富》杂志的统计，失业率高达 28% 以上，约有 3400 万人没有收入来源。
此后的经济依旧呈现出过热和出清的周期状态，人们总是会在过热的时候投机，在出清的时候痛苦煎熬。
经济学家一直尝试寻找方法来干预经济的方式，其初衷是让经济波动不那么剧烈。
凯恩斯主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即大政府干预的经济运转，在高涨的时候进行抑制，在过冷的时候进行刺激。
然而事实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已经失效很多次了，比如最为典型的滞胀的形成，无论如何刺激市场都没有什么反应，带来的却是更高的通胀。
如果有效的抑制经济危机，那么继续用来保就业率也没太大的问题，然而极致凯恩斯主义明显被验证在长期会出问题，且我们已经处于当时所看的长期，各个经济体却依旧奉若圣典的不肯放手呢？
只从经济角度不足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不断地向未来借钱只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这里再次引入财富结构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可以在财富结构失衡下，给阻碍市场自发出清提供了可能，是对经济循环模型的修正，它的厉害之处在于风险和债务的转移。
当消费主力的中层财富占比下降，消费能力跟着下降时，对应资本投资收益也会下降，也就是传统经济危机过剩和消费不足的根源，这时资本收益就会非常危险，面临极高的出清风险。
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不增加居民收入和财富体量的情况下，增加支出就是一种短期内抑制经济危机的方法。
与现代金融体系的特征就相互吻合了，信用货币都是靠借出来的，没钱还想消费怎么办？
鼓励增加负债、保证支出以维持市场的热度就是凯恩斯主义救市的核心。
对于财富结构来说，中下层并不会因为负债而增加财富总量，反而会因为利息降低净财富量，但财富结构失衡传导到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环节被阻断了，从而抑制通缩螺旋的产生。
然而，财富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上层财富在每次救市中不仅没有出清，反而更快速地积累。
中层和底层更多的依赖信贷支撑开支，表现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的信贷，消费主义盛行，投机品政策引发的过热，花式贷款层出不穷，不断吞噬着本就积累不多的中下层财富。
财富结构向着更畸形的方向逼近，比如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普通人一生下来就在还债，因为财富结构可能出现少数人占据 100% 以上的财富，而多数人只有负债。
至于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对财富结构的侵蚀和副作用，长期来看，正如凯恩斯自己说的，他们都死了。
上一辈经济学家走了，但我们还活着，且已经处于当时所说的长期，增加债务刺激经济对于中下层来说更多的是压力而非政策红利，所以凯恩斯主义救市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增加支出就是一种风险和压力的转移。
如果风险表现出崩溃的趋势怎么办呢？用更极致的宽松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来救。
其中利息水平是调节市场热度的关键，当降低利率水平时，一方面降低了储蓄的收益预期，把更多的钱逼向消费和投资。
另一方面，利息下降本就能增加市场的借贷意愿，以美联储为源头的各国央行在经济下行和应对危机时短期内大幅度下调利率水平的理论支撑，甚至出现了越来越低的利率，0 以下还有负利率。
宽松货币往往都有很好的名义，比如缓解债务压力、救实体经济等等，然而执行起来很难控制信贷的流向。
如果低利率信贷去了扩大产出和增加就业的投资，有效刺激消费且还能转化为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的消费，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商品和货币流转，这可能是有效的刺激实体经济。
如果进入以债养债，庞氏信贷的金融体系空转，怕是不能说有效刺激实体经济，以后产生的风险还得靠税收和实体经济的负担。
救市最大的问题不是等比例流入所有群体的，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热度，货币只会流向极少部分人，而债务和通胀经过几次流转，往往需要更多普通人来承担，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结构的不稳定。
这也是为什么经济最危急的时候，财富结构的上端群体财富体量比以往更加迅速地增加，而越来越多的群体因为通胀、债务和利息压力重新归于贫困。
富人财富越多，对资本收益要求也越来越高，穷人越穷，对债务的获取依赖越来越大，债务越滚越大。
当中下层负债能力接近极限以后，所创造的现金流无法承担债务和利息，那么这个凯恩斯主义改进的经济模型还是会出问题，对应的是明斯基时刻的审判。
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很多人说没见过明斯基，未来也不会出现，但事实上我们 08 年都见证过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财富结构失衡才是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阻碍了传统经济危机，取而代之的是中下层的违约带来的金融风险。
三、各国重新回归财富结构的修正道路上
当新的危机发生时，迷信凯恩斯主义也无济于事，比如金融体系过度贪婪对中下层财富的掠夺，引发的中下层刺激贷款违约问题。
经济模型也在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修正，极致凯恩斯主义是诱发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原因。
之后人们总是要对模型进行修正，方向竟然出乎意料的回到了对财富结构的修正上。
这种修正并不是直接的分配改革，而是政府负债来置换居民部门的风险，表现为：财富结构顶点的收益、中下层的公共服务由政府部门的负债来承担，降低对中下层财富的索取，反过来还要置换中下层的杠杆。
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几年，居民负债占 GDP 比重的杠杆率从次贷危机顶峰的 97%，下降到 80% 左右。
救市总是要筹码的，加税并没有真的推行，不敢对财富结构的高收入加税，只能是政府负债不断增加，政府的债务从 07 年的 9 万亿左右，增长到现在的接近 31 万亿。
为什么说是以往救市模型的改进呢？即在宏观上动用了凯恩斯主义救市，又精准的尽量不把杠杆转移到居民部门。
经济越是困难就越是给居民让利，甚至直接增加政府负债给居民发钱，美国借助科技、军事、金融地位，这种模式大概率比日本抗的更久。
当然也有明面救市，实际继续给既得利益者输送利益的情况，比如英国。
英国政府 9 月 23 日宣布大规模减税措施以提振经济，包括取消 45% 的最高所得税税率。
然而这项措施被认为是给富人减税，将加剧英国国内的不平等。
在没有削减支出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减税政策，尤其是给最高一档让利会导致财政赤字扩大。
这种减税对财富结构修正的方式本身是各个经济体续命的良药，然而实际操作中所有国家都是类似的问题，掌握资源和分配的人往往是政策制定者，或者说可以影响政策的制定。
结果很可能以刺激经济的名义来向特定群体输送利好。
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最高收入档，怎么获得减税利好呢？抛出救市的大旗，什么事都往里面装。
结果也不难理解，在「救市」的骚操作下，经济越差，富豪却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来。
不得不怀疑救市到底在救谁，放水到底去了哪里，以及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最终政府干预经济运转，最可靠的方式还是要回到直接的财富结构修正上。
经济不是一个数字，而是要回归到所有参与者的生活质量上。
回到开头那句话，经济活动中谁来生产商品，谁来消耗商品？
这里的答案大概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者有足够的能力来消化商品，需求能力匹配商品的产出便是经济良性运转的关键。
这个问题中，税收永远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也是政府干预财富结构最直接的手段。
人们也不再天真地认为只要政府足够力度干预经济的运转，危机就不会来临。
历史也验证了如果财富结构的失衡，政策再强力也只是拖时间而已，无法真正地阻碍危机的来临。
并且出现了一个现象，政府越想干预经济金融的运转，越想阻碍经济危机的爆发，就需要更多的筹码。
政府干预经济是有迹可循的，一般过热的时候不会去过多的干预。
然而经济预冷的时候，政府想要扭转现状，就要增加支出，同时降低对市场的索取。
结果就是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高，越想强而有力地扭转经济运转方向，就需要付出更多的财政赤字，靠明面税收也越来越难以平衡大政府的赤字。
压在政府身上的赤字逐渐尾大不掉，导致政府部门的应对风险的能力下降。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 250% 的政府负债，在本次美元的强势周期内，根本无法选择加息，只能使用外汇储备强行干预汇率。
但即便如此依旧无法阻碍本币的巨幅贬值，政府债务和汇率只能保一个。
政府救市以后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如何缓解呢？
当然还是税收，明面税好理解，还要包括隐形税，比如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铸币税，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务，印钱花的方法。
税收本身是必要的，是政府运转的基础，也是调节贫富分化的重要工具，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总会在人性面前不堪一击。
这也是为什么宣传所谓的去中心化的金融创新投资品本身就是脆弱的原因。
靠着大家的信仰和自我约束来构建一个所谓的理想经济交易网络，最终也会在更极致的弱肉强食中暴露出其脆弱性，结果比现有经济体系更残酷，一地鸡毛的概率极高。
回归正题，合理的救市应该是政府扩大支出修复财富结构的失衡，向中下层的普通群体补贴公共服务来降低市场冷却的螺旋，同时最好能增加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来降低财政赤字的压力。
这其实就是大政府干预救市最理想的状态，也充分发挥了税收的基本功能，来修复财富结构的畸形。
然而同样要面临两个问题：资产收益压过劳动收益，经济全球化中资本没有国界。
第一个问题必然要配合税收改革，也不是追求绝对的公平，而是逐渐向这个方向改善。
比如资产持有税、利得税、遗产税的税率的设定、调整与执行，尤其是现代科技提供了大数据查税这一成本较低的工具，技术层面原则上不会是大问题。
基本的方向是降低工薪税、底层税，增加富人税的方式去修正财富结构，逐渐削弱阶层流动的壁垒，给经济体以活力和未来。
第二个问题，经济全球化资本没有国界的问题，这个其实各个经济体也试图联合起来推进一个最低税率，从而降低资本去税收洼地可能，增加各国的税收来降低财政赤字压力。
然而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不仅不会减税，为了吸引资本反而回去争相补贴，资本总是去综合成本最低的地方。
但对于财富积累较高且财富结构失衡的经济体，全球最低税率无法推行，外汇管制和离境税是必要的工具。
当然日本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上世纪几十年贸易顺差和居民几十年劳动积累的财富，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脱实向虚债务支撑的资产泡沫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债务转移到多数人手上。
楼市股市无以为继崩盘后财富大量流出，内部的居民手里只剩下债务和不值钱的房子，如果有外汇管制和离境税，肉烂也要烂在锅里，预计政府负债不会如今这般沉重。
总结起来，以往的经济增长的明线表现为增长、过热、衰退和复苏，暗线则是财富结构的变化，当大家的收入逐渐增加消化产出的商品，商品和货币流转造就经济高涨。
然而当财富结构逐渐失衡，进入中下层消费主体的财富无法支撑产能，便是危机的爆发，市场自发的出清，财富结构硬着陆摔碎后重塑，进入经济的复苏。
逐渐地，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的代价是中下层不断举债参与投资和消费，比如资产泡沫的过热，但实际上财富结构进一步失衡，换来的是另类的危机：系统性的债务违约风险。
之后也有不少经济体开始反思以往的救市政策，用政府杠杆去置换居民的压力，从而降低财富结构失衡下的系统性违约的金融风险。
有玩得好的，也有借着救市的名义继续给既得利益者输送利益的。
让这条路也充满未知，毕竟你无法控制，利益究竟是给到中下层的公共服务还是少数人。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财富结构越畸形，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越差，同时伴随着较大的社会矛盾。
财富结构导致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又反过来激化财富结构失衡的矛盾，这几年必然非常考验各个经济体救市的水平。
最后，各国除了财富结构和救市政策差异以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居民的抗压能力。
其实全球经济下行，各个经济拼的就是居民的抗压能力。
有的经济体居民公共服务较好，但心理预期很高，而有的经济体居民的杠杆和公共服务相对劣势，但心理预期低，抗压能力更强，也很难说未来哪个经济体因为财富结构失衡而先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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