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我因为教书教的好，成为了衢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实际上，我还有另一层神秘的身份。
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的，还笑着反问：
「一个和气的老头，能有这么厉害吗？你就编吧。」
我没有编，我说的是实话。
以下内容由当事人口述，作者整理成稿。
1
1949 年 4 月 19 日，离解放上海还差 39 天。
我和 30 多个大学生，被骗上一艘国民党运兵船，驶向台湾。
当时的台湾，颓废、杂乱，日子过得抑郁。
我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茫然。
所幸我经人介绍，被台中装甲兵子弟中学聘为教师，算是找到了一个饭碗。
1950 年元旦，学校放假几天，我独自去台北散心。
在人头攒动的街头，我竟然遇到在上海读书时认识的张丹秋。
我在暨南大学读新闻时，张丹秋在光华大学读历史，我们打过几次交道，只是熟悉而已。
知道他是中统分子，而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所以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在异乡相遇，就有了几分亲近。
交谈中，我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回乡无望的焦虑。
张丹秋笑了起来，说：
「我们想法完全一致，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必在这弹丸之地寄人篱下？
中国如此之大，难道没有你我的容身之地？走，回大陆要前途去。」
台湾与大陆楚河汉界，隔海相望，怎么能回大陆？
张丹秋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蒋经国会同太子系的成员，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
专门培养派遣大陆的特工人员，只要受过训，就有机会回大陆。
这不失为回大陆的一条捷径。
只要能回国，只要能回家，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稍作犹豫，就点头答应了。
在张丹秋的介绍下，1950 年 1 月 3 日，我在台北广州路警察总局参加了「石牌训练班」的考试。
10 天之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上。
去还是不去？
当时我很犹豫，找一位朋友问主意，他非常替我担心：
「你怎么会去考这种地方的？骑虎难下了，如果你不去的话，蒋经国会杀掉你的。」
一股寒气从我脖子上掠过。
于是，我只得跟着张丹秋进入了石牌训练班。
石牌训练班位于淡水河岸边，临近国府游击队停船的码头，周围山岳环抱，古树参天，闹中取静。
学员从唭哩岸学堂的一个小边门秘密进出，隐秘性极高，外人根本不会知道这里是一个训练特工的机构。
蒋介石对石牌训练班寄予厚望，任命亲儿子蒋经国为班主任。
国民党以前吃透了派系内斗、山头林立的苦头。
石牌训练班就有计划地打破原有的情治系统，借此整合不同系统的情治人员。
中统军统全部合起来一起讲习，重新调整大家的观念，重新联络大家的感情。
目的就一个，形成一股力量，共同为党国效忠效命。
训练班为期 3 个月，我是第三期的学员。
第一期是干部班，培养「干部的干部」，后来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以及一些工作人员，全是第一期学员。
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难怪他能说会道。
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
这期「游击班」30 人，加上爆破班 15 人，共 45 人。
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发报、驾车、战略战术也有涉及。
培训中，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
要把我们训练成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打入要害部门，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在这里，每个学员只有一个编号，相互之间连姓啥名谁都不准打听。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特务机构里，一条性命微不足道。
我注意到，有几位同学莫名其妙地失踪，据说是因为反悔，所以作为政治犯送去了火烧岛。
蒋介石多次来训练班视察，一来就要训话，传授「成仁哲学」，「你们是反攻大陆的先锋」，「追随领袖就是革命」。
在一次与学员临别赠言时，他竟一面检讨自己，一面潸然泪下。
2
很快，我从训练班结业了，学员秘密受令，被分成两拔派遣回大陆。
第一拔属于集体派遣，从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一带强行登陆，这里当时还在国民党掌控中。
登陆后，隐蔽于各地搞破坏活动。
第二拔属于小组派遣，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转回大陆。
我属于第二拨。
出发前，训练班的组长一再提醒我们，最好能够在大陆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既可以隐瞒你的过去，又能够证明你的清白。
我想到了一个好朋友，他那时候已经在交大工作。
征得上级同意后，我写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他非常欢迎我回上海工作。
但他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特工人员。
我知道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布满地雷的不归路。
因为谁都不会相信，我去台湾是被骗去的，做特务目的是为了回大陆。
生命只有一次，谁都不愿意白白送死，更不愿意给已经倒台的国民党当炮灰，我得给自己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灵光一闪，我有了一个主意。
这就是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掌握他回大陆的动向和去处，以备自己将来「戴罪立功」之用。
但一起回大陆潜伏的特工之间，相互之间不仅不能联系，他们落脚在哪里等情况更不能打听，这是纪律。
我只能从同学那里打听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
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教师，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
我推断，这些条件，非常利于他潜伏。
有些准备后，1950 年 5 月，我回到了上海。
上海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让我感觉熟悉而又陌生。
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大家都以为我是从香港回来的，并不知道我去过台湾。
到上海不久后，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我便去报名考试，成了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的教员。
当时，64 军参加修筑天水至宝鸡铁路，速成中学办在离陕西宝鸡 15 里的陈家村。
在速成中学，我主要负责给解放军军官们上课，补习文化知识。
学生中甚至有师级干部。
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军官们，对老师毕恭毕敬的，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我在国军那边最高只做到过炮兵一等兵，但这些解放军军官只有我让他们坐下，他们才肯坐。
我的教学能力不错，还在速成中学里立功受奖。
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是讲台下这些官兵欲先诛之而后快的「敌特分子」，我的后背就冒冷汗。
在速成中学安稳下来后，我开始琢磨怎么跟「组织」上取得联系。
3
在台湾规定的纪律是，如果我向台湾传递信息，只能走单线，通过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一个特工联系。
为避人耳目，这个人成了我的舅舅。
自从回大陆后，我一直没有联系香港的舅舅，特别担心他们主动联系我，会引起怀疑。
还好他从没有过。
我买来白糖化成水，蘸在笔上写了一封信。
收到密信后，只要将它放在火上烘烤，就能显示隐藏的字体。
在秘信中，我告诉香港的舅舅，「已经成功地打入了军队」。
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和已经开始工作，我把看到天上飞的飞机，凭主观推断是东北制造的，作为重要情报进行汇报。
为了不被怀疑，这封信我又让在上海的堂兄中转了一次。
香港的舅舅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鼓励我继续潜伏，为党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每个月还通过上海的堂兄寄来 300 元钱，作为活动经费和奖赏。
那段时期，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一边喊着解放，一边准备反攻。
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两国暂时对台湾自顾不暇。
64 军将入朝参战。
11 月份，部队奉命开往山东省泰安地区整训。
朝鲜战场急需英语翻译，上级指名我入朝。
朝鲜战场上抗击联合国军战况激烈，但自己是「潜伏」的，怎么敢去呢？
我只能找借口一再推脱，跟上级说速成中学刚成立，需要骨干，留下来作用更大。
想不到我漏洞百出的借口，竟也能蒙混过关。
到了 1950 年 12 月，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一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分子被清除。
但我隐藏得好，因此成了漏网之鱼。
接着，开始搞「五反三反」运动；
我因为平时表现好，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每天早晨负责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是特务。
但我却想自首。
4
我们 64 军军长是老红军，在全国解放以后回江西老家探亲时坐了一趟飞机，现在被扣了帽子，指控为铺张浪费。
连一名战功赫赫的军长都因为这点小事被批评，我很震惊。
我的错误不知比军长严重多少。
1952 年 7 月里的一天，我对指导员说：「指导员，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谈个问题。」
指导员和我住同一个宿舍，两人平时无话不说，我这么正经八百，让他有点不适应。
加上这些日子以来，指导员都在忙运动的事情，根本没有精力管别的，他摆摆手说：
「是什么事情？暂时搁一搁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在床板上烙饼，第二天整个人都神情恍惚的。
到了晚上，我再也熬不下去了，对指导员说：「我有问题需要向你交代。」
指导员认真地看我一眼，说：「难道你也犯了贪污？」
我咬了咬牙，说：「我是台湾派遣的特务。」
指导员吓坏了，一脸震惊看着我。
不过，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拉出一张椅子，强作镇定地说：「坐下来，慢慢说，不要激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政策我懂。
我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部倒了出来。
但如何才能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最终保住自己的脑袋，我想只有检举揭发自己知道的台湾潜伏敌特分子。
我检举揭发了张丹秋。
「指导员，你赶紧去抓人吧，不要让他给逃跑了。」
我说。
我又给指导员提供了张丹秋潜伏在天津的一所学校，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的老师等线索。
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万一没能抓住张丹秋，那我就是提供虚假信息，罪加一等，更没有好下场。
但我还是相信，即使是大海捞针，只要张丹秋没有死，只要没有撤回台湾，完全可以把他打捞出来。
自首后，组织上没有立即对我「动手」，我依然照常给学员们上课，他们对我的态度跟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不好受，仿佛前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我宁愿早点给一个处理结果的，这样我就可以安心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堂堂正正地工作生活。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张丹秋又名张海棠。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一直悬着的心落下了。
真是庆幸啊，要是张丹秋比我早交代，那时的情形将调个个儿，死的就是我，生的就是他。
将近一年时间，西北军区保卫部逮捕科的同志来到学校找我谈话，让我好好反醒自己，他们语气平和，看不出敌视。
又等了几个月，我被带到了西北军区军法处，接受漫长的隔离审查。
在看守所里，我一遍又一遍交代了过往的所有经过。
5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我的老家在江苏靖江，在当地也算是大户人家，有田有地有房有产，受人尊敬，小日子过得不错。
但在上海人看来，我是个「江北佬」，乡下人。
父亲为了改变我的命运，从小把我送进上海的学校念书，接受新式教育。
我一门心思读书，不仅能讲一嘴很溜的上海话，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西装一穿，新潮又洋气。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呆不下去了，我和同学们辗转江苏宜兴的国统游击区和「新赣南」，继续完成学业。
到了 1944 年底，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组建知识青年远征军。
我正好高中毕业，被一鼓动，热血沸腾，在江西兴国报名参军，成为了青年军 209 师 627 团山炮 2 营的炮兵。
但我还没有在战场上放过一枪一炮，抗战胜利了。
1946 年，蒋经国发文青年军各部——「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青年军将士可复员就读公立大学」，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上大学。
暨大、交大、复旦、同济 4 所国立大学可以随意挑一所。
我的兴趣和志向，就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就这样，我成了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
在学校里也是风云人物，采访了几个重要官员。
就这样到了动荡不安的 1949 年。
还有一年我就要毕业了，但已经修满了 130 多个学分，学校安排我提前毕业。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辽沈战役以后，大量逃难的人往南方港口聚集，有钱有门路的人，纷纷借道逃往台湾。
4 月 15 日，一封署名「上海学联」的油印信寄到了我手上，大意是：
「你在历次学潮中所干的勾当我们都一清二楚，现在上海即将解放，你就等着人民的公审吧。」
上海学联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会、高等学校和科研教育机构研究生会等的联合组织。
这封信不啻于是一枚定时炸弹。
但我不明白的是，自己这样一个安分守己远离政治的人，为何还会被收进「黑名单」？
但还是越想越感觉到害怕。
6
我有两个好朋友，也上了学联的「黑名单」，我们 3 人坐在一起，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我了解到，4 所国立大学生里收到「上海学联」油印信的，有 30 多人，一帮难兄难弟。
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最后有人提议，去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市文教办公室主任的方治，让他给大家拿拿主意。
我是暨南大学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在几次的活动中曾经与方治有过交集，大家就一致推举我领头去找他。
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进了方治的办公室。
他的私人秘书邹道树也走了进来。
我说完来意后，方治双眉紧蹙，起身，手拿烟斗徐步窗前，又凝视窗外，若有所思，一言不发。
这时邹道树打破了沉寂，他以学长的身份，以代人受过的口吻，向方治作了深刻的检讨：
「他们年轻幼稚，思想模糊，如今，同学们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已经吸取这个沉痛教训了。」
这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辞，终于让方治的脸色缓和起来，他恨铁不成钢地说：
「同学啊，你们以前也太不懂事了，现在好了吧，上了学联的黑名单，之后肯定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既然你们来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到底应该怎么办，需要研究一下，明天上午 8 点钟，给你们一个答复。」
说罢，方治匆匆离去。
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第二天我们又去找方治。
方治不在，是邹道树接待我们的。
他手里拿着方治写的一封亲笔信，让我们去上海武进路空军俱乐部找新军征集办公室的王主任。
王主任看过信，让我们于 4 月 19 日晚上，到十六铺码头集中，他反复叮嘱：「请准时到来，逾期不候。」
那天晚上，我们出现在了十六铺码头，被王主任安排，匆匆上了一艘轮船。
我连忙去找那两位好朋友。
只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上了船，另一人不知踪影。
后来才知道，他被别的事情耽搁，没能赶上轮船。
一起上船的好友叫周才坤，我们到了台湾后成了难兄难弟，但后来我去参加石牌培训班，没有告诉他。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要去台湾，不仅没有带什么行李，连上海的堂哥都来不及告诉一声。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两天一夜，停在了基隆码头。
邹道树早等候在那里，一见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可把你们请来了。」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邹道树接着说：「我实话实说吧，要不是我们写那封信，你们是不会来台湾的。」
原来，所谓的上海学联的油印信，是方治他们一手炮制的阴谋，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
用这种手段把我们这些高学历的青年骗去台湾，也算是给他的主子献上了一份大礼。
我心里又恨又气，但无可奈何。
7
参加石牌班每个人的想法不尽相同，里面确实有人真的想做特工。
但我目标很明确，就是回大陆。
我是秘密离开台湾的，谁都不能告诉。
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一起入台的好友周才坤在我失踪后，一直在打探我的消息。
从台湾到澳门，坐的是邮轮。
4 月份的海面，天蓝、风柔、浪平，有海鸥跟随在邮轮后面翩翩起飞。
这种场景，是非常适合走上邮轮的甲板，吹吹微风、晒晒太阳，并作一些诗意的遐想，但我不敢。
我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怀揣不可告人秘密的人，最害怕的是见到人。
1 年前，我还只是一个被骗去台湾的流亡学生；
1 年后，我是带着特殊任务的特务。
这种身份的转换，我自己都目迷五色。
趁四周没人，我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皮箱，把上头配发的 A、B、C 三种写密信的药水全部拿出来，用力甩进了大海。
连一小朵浪花都没有激起来。
我自言自语：「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
我读的是新闻系，其实最想的是进入上海的报界工作。
那时候，暨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在《大公报》担任编辑主任、资料组长，他希望我加盟报社；
但要求我提供一份离开大陆、在香港一年期间的证明材料和证明人。
我担心自己露馅，找理由婉谢了他的邀约。
有一天，我了解到徐汇区开办「海光业余学习班」，反正闲着，就去报名参加学习。
在这个学习班上，我遭遇了一场铭心刻骨的爱情。
8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我刚一走进教室，就被一位文静秀气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
可以这么说，我对她一见钟情。
她叫何明玑，比我小 1 岁，那年 22 岁。
她的生父大名鼎鼎，是湖南军阀何键，1949 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键迁居香港。
次年夏到台湾，被聘为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
何明玑的生母是何键养在外头的姨太太，何键逃到台湾，对这个上海的家外之家就不管不顾了。
何明玑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说一口非常地道的英语。
我的英语也不差呀，两人在一起时，经常用英语交谈，声音大点也无所谓，反正别人听不懂。
说到开心处，便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位于上海茂名南路的兰心大戏院经常有话剧演出，有好剧目时，我就请何明玑一起去看。
一次看完演出，我执意要送她回家，就叫来了一辆黄包车。
上海的 6 月，天已经有些闷热了。
何明玑穿着短旗袍，手臂和大腿的皮肤又白皙又细嫩；
如果挤坐在一辆黄包车上，一颠一簸，两人的肌体肯定要亲密接触。
何明玑倒是十分大方，她把身体往里一挪，朝我招了招手：「来来来，坐一起嘛。」
我非常想跟她坐在一起，但控制住了自己，扬手又叫来一辆黄包车。
两辆车，何明玑的在前头，我的在后头，行驶在上海的街道上。
风把何明玑的头发飘起来，显得青春飞扬。
她还不时回头，投来一颦一笑。
其实我的内心是十分挣扎的。
一方面，我向往美好的爱情；
一方面，想到自己是潜伏的特务，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会牵连对我情深意重的何明玑。
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拥有爱情的。
不久，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东北银行专科学校也同时来上海招收学生。
何明玑和我相约，一起去报名参加考试。
考试成绩发榜，我和何明玑都被两处录取了。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何明玑想跟我一起勇闯天涯，她瞪着一双明净的大眼睛，非常期待地看着我。
决定是那一瞬间作出的。
晚上，我去了愚园路的何明玑家，对她母亲说：
「伯母，我跟你商量个事，我觉得明玑上东北银专好，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分配到银行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去部队要训练要打仗，女孩子不适合，没什么前途。」
说完我就离去，故意连看都不看一眼哭得伤心欲绝的何明玑。
就这样，我去了西北军区 64 军做老师，何明玑去了东北银行专科学校读书。
我走的时候，没有跟何明玑当面告别。
那时的我，做梦也不敢想，我们还能再见面。
9
根据我的坦白，军事法庭判处我有期徒刑 12 年，剥夺公民权 5 年。
服刑期满，我被留在劳改农场，直到 1979 年才获得彻底的自由。
我来到了温润的南方小城衢州，投奔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在衢州化工厂工作。
后来我被调入衢化中学，教初中语文。
我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是想知道何明玑的下落。
此生再跟她见上一面，问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东北银专的通信地址，是「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40 年来，这几个字我经常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默念，到死都忘不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何明玑写了一封信。
但是，斗转星移，世事变迁，物是人非，这封信能不能抵达何明玑的案头？
我心里一点没底，就当是碰碰运气。
我在期待。
幸运的是，不到一个月时间，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是东北银专的一个老师写来的。
老师在信中告诉我，何明玑是从上海考来的学生，知名度很高，大家都知道她。
何明玑毕业后留校工作，当了英语老师，后来跟同校的政治老师结婚，后来因家庭成分问题，吃了很多的苦头。
最让我兴奋的是，老师在信中告知了何明玑的通讯地址。
我赶紧又写去一封信，何明玑也立即回复，信上还留了电话号码。
面对那一串数字，我心跳加快，那后面，就是分别 40 年的恋人。
我担心自己按错数字，看一遍，嘴里再复述一遍，然后才一个一个地按下去。
电话那头接起来了，我刚「喂」了一声，何明玑就听出来了：「哦，你是罗列成啊……」
眼泪唰唰地从我眼眶里蜂拥而下。
我决定去看何明玑，不见一面，这辈子死不瞑目。
但我不能冒昧前往，万一人家不想见我呢，那就尴尬了。
我让一位同学探探何明玑的口风，同学告诉我说，何明玑也非常想念我。
我出狱后也成了家，妻子和我一样是个苦命的人。
我现在去见前女友，要光明正大，不应该瞒着她。
我吱吱唔唔地刚说完，没想到，妻子很大度，说：
「去吧，替我问声好。」
1993 年的 9 月，我从衢州坐火车出发，穿越 2700 多公里，来到了长春。
分手多年后，我和何明玑终于相见了，在我眼中，她还是那么的漂亮。
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们有时笑有时哭，跟孩子一样犯傻气。
我告诉了她分别的原因和分别后的经过。
10
我说回当时被判刑后。
我被送到位于新疆阿克苏农场开荒造田，这里位于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环境恶劣。
但当时肃反正在扩大化，没有被枪毙，已经算是对我的宽大处理。
我知足了。
我要下决心好好改造自己。
连续 3 年，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评上劳动积极分子可以减刑，但我把机会让给年纪轻、态度好而刑期长的狱友。
时间过得飞快，1965 年 11 月，我刑期满了，获得了新生。
天下黄土皆埋人。
当年，很多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就业，我已经适应了新疆的环境，留在农场当了新生职工。
后来才知道，我留在农场是明智的选择，如果当初走出农场，以我的历史问题，结局不敢预想。
后来农场建磷矿厂，我被调去井下挖矿。
第二年，我时常感觉自己胸闷、胸痛、气促，去医院一检查，患上了二级矽肺。
这对我来说，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因为磷矿了解到我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后，就不让我下矿井了；
叫我去磷矿子弟学校教语文和英语，后来还成为磷矿子弟学校的校长。
磷矿厂有很多的上海知青，在上海呆了多年的我，跟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他们也非常喜欢找我聊天。
「江北老阿叔」，开口闭口，他们总是这样称呼我。
只是上海的记忆对于我已经太遥远了。
直到到了 1973 年底，因为我劳动表现好，获准回家探亲，这可是新疆新生职工中第一个回家探亲的。
我回到了靖江老家。
父母尚健在，却已垂垂暮老。
因为自身是地主成分，又有个特务的儿子，这些年来，父母吃了不少的苦头。
从未尽过孝的我，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
两位老人泪眼婆娑。
后来中国逐步开始拨乱反正，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从实质上说，我不是特务。
我仿佛看到了希望。
1979 年 4 月，我致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陈述自己的情况。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不久，我接到兰州军区（原西北军区）军事法院通知，撤销原判判决书，补办复员转业手续。
我的特务身份被洗白了。
办妥手续时，我没有旁人想象的那么大喜大悲，还和关心我情况的干部职工开起了玩笑。
当时有人问我：「阿叔，他们找你啥事体了啊？」
我笑道：「老早的时候，我失手杀了一个人。」
这句话把关心我的旁人吓得不轻，却依然故作镇静地安慰我：
「没事，把事体讲清楚就好，我们相信你绝对不是坏人。」
虽然我是笑着说的，但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它很沉重。
后来我了解到，张丹秋潜回到大陆后，他混进了天津九区中心干部业余学校，做了一名教师。
每天，张丹秋早来晚走，关心同志们的进步，并给别人物色爱人，找住房。
工作评薪时，他被评得最高。
被捕后张丹秋在供词中说：「我打入学校的计划是，第一步巩固潜伏，不乱说乱动，假积极争取领导信任。
我使用的手段是，靠拢领导，拉拢能力强、比较进步的人，打击能力差和比较落后的人，以抬高自己；
施用小惠，使人家对我好感，麻痹人们对我的注意。」
我至今不知道他被捕是不是因为我的检举，但总是想起他的名字。
我在衢州安定下来后，想到了老家靖江的父母。
这么多年来，我都在亏欠他们，再不弥补就晚了，于是把他们接到衢化，一家人得以团聚。
我从衢化中学退休后，又被多所学校和复习班来邀请去执教，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上 32 节课。
我怕搞错，就把课程表贴在门上。
我退休后比退休前还忙。
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是非常乐意的。
我的高中毕业时代，国破山河碎，想做记者的我只能去当兵，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领导、同事、邻居、学生对我都非常好，有学生出国留学，只要一回国，肯定要来看我。
成绩好的学生毕业后常回来看老师，这很正常，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常回来看我，这一点让我觉得奇怪。
后来我想明白了，只要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会对你好。
11
我和何明玑说完这些，已经到了夜里的 11 点钟。
知道我要来，何明玑不希望我住在宾馆里；
专门整理出一个房间，把被子晒过，床单也换新的，希望我住在她家里。
我把提前买好的火车票拿出来，对何明玑说：「我要回去了，凌晨 1 点的火车。」
我看到一缕失望的神色从她眼里闪过。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
除了何明玑，很多重要的老友我都没有联系。
在同学的眼中，我是谜一样的存在。
几十年里，大陆的同学以为我去了台湾，而台湾的同学又不知我流落何处、是死是活。
我那种身份，怎么好意思主动跟他们联系？
躲都来不及。
暨南大学的同学中当初没去台湾的，有的在国家级新闻单位当领导，有的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个个都很有成就。
我一点也没有羡慕他们。
人老了，把什么都看得风清云淡，能够活到现在，已经非常幸运了。
当初和我一起去台湾的同学，有的也混得不错。
我的好朋友周才坤，还当上了台北县税务局局长。
1987 年 10 月 15 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
两年后，周才坤随旅游团回大陆，住在杭州黄龙饭店。
我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去看他。
周才坤见到我大吃一惊，说：「你不是死了吗？」
「我不是好好地站在你面前吗？」
原来，我被派回大陆潜伏时，周才坤一点不知情，还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被告知：
「罗列成去大陆后，已为国殉身了。」
周才坤说，他亲眼看到，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刻有我的大名。
原来，我在台湾当局眼里，早就是一个死人。
后记：
台湾派来的特工中，有的一直潜伏到 1996 年，因为台湾主动泄露机密，才导致情报网被摧毁。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与大陆谍战 50 年，有 3000 名特工死亡，他们的名字全部刻在台北忠烈祠。
大陆潜伏在台湾的特工也牺牲惨烈。
首批派出了 1500 名红色特工，因为叛徒叛变，一次就牺牲了超过 1100 名。
而更多的特工，早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备案号:YXA1RmE80AYhdkPnK2EURl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