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怎么解决财政困难的？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出自专栏《趋势与周期 2：历史洪流中的改革与变法》
汉武帝的财政制度。
到现在它们依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
我们现在只要看到两国开战，就习惯性地通过对比战争双方的综合国力，来预判胜负。
实际上，战争的成败，取决于统治者将国家资源集中起来，转化为暴力的能力，不见得谁综合国力强、纸面力量优，谁赢面就大。
比如宋朝，论综合国力，科技水平，怎么都比周边的少数民族强，但为什么愣是被打得找不到北呢？
就是因为赵宋官家失去了对国家资源的掌控，人口虽众，物资虽丰，但财政能力低下，无法把经济资源集中起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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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例子是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汉朝，同样作为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汉军四面出击，「虽远必诛」，北面打匈奴，南面平百越，东面搞定东瓯并跨过渤海打服朝鲜，西面开通西域又几番远征楼兰、车师。
为什么汉武帝可以这样连续不断地打大仗？
首先肯定是有足够强的社会控制力，不然老百姓凭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替他上战场卖命？
其次是有足够强大的财政，因为打仗是个烧钱的项目，「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从战前的动员准备，到战时的物资补充和转运，再到战后的封赏和安置，每一步烧掉的钱，都是天文数字。
而且汉武帝不光打仗烧钱，这位老兄还是出了名的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周游巡幸、封禅泰山等面子工程，一个都没落下，钱更是烧了无数。
于是问题就来了：
1）汉武帝是怎样做到 「集中力量干大事」的？
2）他又是如何搞钱的，以至于年年都有钱烧？
3）他的财政制度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何至于到现在依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
一、帝国的野望和阻碍
古今中外，所有的统治者都最关心两件事：
1）打造一个控制力强的政府，可以调动最多的资源，干最想干的事；
2）建立一套可靠的财政系统，来维持这个政府的运行。
汉武帝最想干的大事，无疑是「虽远必诛」——把匈奴彻底打服，建立万世景仰的不朽功业！
从周朝开始，游牧民族就一直是中原政权的梦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所制造的麻烦仅仅是掠夺边境，对于汉朝这样刚刚完成大一统的王朝来说，「匈奴帝国」作为最强的一股「境外势力」，他们还是王朝内部分裂分子的倚仗，不管是汉初韩王·信、燕王卢绾的叛乱……还是后来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都有匈奴人的参与甚至煽动。
因此，打爆匈奴，既有外部安全的要求，也有内部稳定的考量。
汉朝刚建立那会儿，高祖刘邦就打过一次，结果闹了个「白登之围」，差点回不来。
高祖死后，惠帝继位，吕后掌权。
吕后做梦都想打匈奴，不光因为她老公被欺负过，她自己也被匈奴人欺负惨了。
冒顿单于曾给她发过消息，语气轻慢地说：「我想到你家玩玩，既然你单身，我也单身，咋俩凑合过得了……」
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书》）
这可真是奇耻大辱，「虽远必诛」固然解恨，但建国之初的大汉，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皇宫甚至穷得连四匹相同颜色的马都凑不齐，大臣也只有牛车可供代步……贸然和全胜时期的匈奴硬刚，无异于以卵击石。
吕后终究不是慈禧，干不出「向列强宣战」的蠢事，选择了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但这股怒气算攒下了。
后来的文帝和景帝，延续了汉初 「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汉朝国力暴涨：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
随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汉朝内部的分裂势力也被按到了地上，可以说，汉武帝接盘大汉政权的时候，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打匈奴了呢？
远远不够！
一是诸侯王们虽然搞不动分裂了，但中央却未必能指挥得动他们。
这些人开府建衙，在地方搞自治，虽然军事上被削了又削，但仍然拥有独立的行政班子和财政体系。
汉武帝要对强大的匈奴发动国战，就必须要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不可避免会对诸侯国进行征发，诸侯王们固然没有明着拒绝诏令的胆子，但消极应付或借机搜刮的胆子，不光有，还很大。
所以光是军事上让诸侯服帖还不够，必须要收回他们的自治权，最好是夺其国抄其家，直接将诸侯封地纳入中央的控制范围。
二是汉初的「无为而治」，给帝国财政留下了巨大隐患！
汉武帝接手初期的大汉王朝，乍看上去，综合国力很强，但其实内部问题很多，贫富分化严重。
「无为而治」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思维，非常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特征，尤其是汉文帝，这位千古帝王的典范，道德圣君的楷模，把轻徭薄赋、宽厚节俭发扬到了极致，他不仅开创性地把土地税由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甚至有十三年是直接免收土地税的，这不能不说是仁政吧？
仁吗？
看你站谁的立场，如果你是地主土豪，政府免你的地产税，你当然觉得是仁政。
但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必须收税，不然就运转不了。
而所有的税，从大类上分，都是两种：
1）财产税；
2）人头税。
有人说：「不对，还有商业税！」
商业税比如消费税、关税，最终都会纳入价格，由消费者承担，归根结底还是人头税。
财产税具有累进性，所以好处很明显，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的公平。
又由于财产税是富人税（富人才有财产），所以坏处也很明显——征收难度大！
一方面是在古代财产评估难、确权难。
要征土地税，得先知道田地的面积多大，产出多少，主人是谁，对吧？
但汉朝那会儿，识字的都没几个，又有几个人具备丈量土地这样的高级技能呢？要知道田地的形状可不规则，而且还有熟地和贫地的区别，以及不同作物，不同经济效益的区别，总之就是复杂得一匹。
但最主要的，还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会对抗征税，他们和地方官僚同气连枝，或隐匿财产，或阻碍中央核田，在「小政府」的状态下，中央几乎拿他们没办法。
汉文帝之所以一再减免田赋，除了他是仁君，我更愿意相信是他默认了无法征收土地税的现实。
再说了，三十税一具体要怎么执行？你怎么知道赵地主家今年打了多少粮食，该交多少税？
占有土地不用交税，还可以躺着收租，如果你是先富起来的人，你会不会搞土地兼并？
肯定会嘛！
就像现在的房子，由于没有持有成本，谁还不想多买几套用来收获稳稳的幸福呢？
更严重的是，汉朝的土地一开始就分配不均！
高祖打下江山后，根据二十级军功爵位从高到低，依次分给手下人土地和宅地，爵位最高的是列侯，原则上可以分到的宅地是 105（宅），田地则是没有限制，爵位最低的叫公士，也会有宅地 1.5（宅），大约是 2500 平，田地 1.5 顷，也就是 1500 亩。
高祖是不是很慷慨？分配是不是很公平？
就因为太慷慨了，把饼画得太大，大到整个国家都盛不下！
因为整个国家都没有那么多地，就只能有些人分，有些人不分。
哪些人分呢？自然是官大的人！
哪些人不分？必然是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人！
「唠点历史」在《帝国财政》这一节中，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个跟刘邦打天下的小兵，领了个二级爵位，盼着回老家分房分地娶老婆过日子，结果一回到家，你发现根本没有地分给你，有限的土地早就被爵位更高的人分完了。
你问为什么可以这么干？
因为地就归他来分，他肯定先分给自己家和亲戚家，人之常情吧？
而且人家还是按高祖的规定办事的，你能说什么？你敢说什么？
官僚有特权，本就容易聚敛财富，还在一开局就多分田地，buff 叠满了属于是，再加上土地的持有成本之低和「无为而治」，大汉朝廷的一系列操作，就相当于支了个喇叭，鼓励权贵们搞土地兼并。
财产税收不上来，公共开支、官僚薪俸以及宗室消费，就全靠人头税。
人头税的好处是征收方便。
举个例子，通过商业活动征收的「间接人头税」，由于含在商品价格中，披着买卖自由的外衣，相对于直接征收的税，老百姓的痛感要低得多。
直接征收的人头税也比土地税好收得多，编户籍、数人头就行，普通平民也没法像地方豪强一样抗税。
但人头税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无差别征收且没有累进性，所以人头税是穷人税，或者说是劳动税，其结果就是加剧社会不平等，打击劳动积极性。
汉朝的「人头税」名目繁多，包括口赋、更赋、徭役、兵役……有些要求出力，有些则要求出钱。
财产税少收，人头税多收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扩大！
所以有理由相信，高、吕、文、景之后的「天下大治」是有水分的——汉朝的 GDP 总量固然很可观，但大多数平民阶层应该是「被平均了」。
文帝时期的名臣贾谊在其著作《时变》中写道：
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幷兼之势过矣……今俗侈靡，以出相骄，出伦踰等，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
在《忧民》中写道：
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曩顷不雨，令人寒心，壹雨尔，虑若更生。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
贾谊这号人要活到现在，「公知」的帽子是逃不掉的——别人都在歌颂盛世，他倒好，非得给「文景之治」抹黑。
啥意思呢？他前面是说，现在的国家出了问题，官僚和贵族想的不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大量兼并土地，这些人生活奢靡，用超出需求的财富互相攀比……社会风气堕落到笑贫不笑娼，当官的要是不以权谋私的话，都会被人笑话……
后面是说，汉朝建国三十年，底层百姓还是穷得叮当响，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果不向富人借贷，就只能饿肚子，碰到天灾的话，更是要变卖家业甚至卖儿卖女。不下雨，忧心收成，下雨，又忧心天灾。
另一位治世名臣晁错也给文帝上书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操其奇赢……所卖必倍……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晁错的话跟贾谊差不多，但意思更直接，大意是农业劳动者生活辛苦，收益却很少，还要承担赋税，而富商大贾勾结贵族和官吏，囤积居奇，投机炒作，不事生产却获利丰厚，生活奢华，这是食利者在侵夺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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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汉初经过休养生息，国家确实富了起来，但富得并不均匀，豪门贵族奢靡无度，平民百姓艰难求生，汉武帝看似拿着一手好牌，然而国力分散在权贵手中，他们自恃特权抗拒税收，拒绝承担国家义务。
也就是说，汉朝国力虽强，但无法被集中起来，如果不能对豪门贵族进行有效征发的话，仅靠平民阶层的人头税和劳动税，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维持对外的长期战争。
二、欲行改革，必先集权
要想对豪门贵族征税，就必须先废掉他们的行政和财政特权，把一切权力收归中央。
也就是说，汉武帝的首要任务，是集权！
集权，就要夺权。
夺权就意味着得罪人，搞得太激进，一时间得罪的人太多，他们就可能串联起来另立一个皇帝，所以「温水煮青蛙」、「拉一派打一派」，是必要的政治智慧。
如果你是汉武帝，你一看朝堂上不是宗藩外戚，就是功臣勋贵，这些人交相掌权，明面上对你三跪九叩，私下里自恃根基深厚，把你说的话当放屁，而地方上更是一大堆六国遗脉和地头豪强，你怎么搞？
韬光养晦、逐个击破，对吧？
汉武帝也是这么想的，他首先下手的对象，是军事上被打残，但政治上仍有自治特权的诸侯王。
诸侯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古代信息交通不便，统治者的权力触角能够延伸到的地方很有限，所以一开始采取的是「分封制」，即天子控制京畿，其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一家管一块。
这么做的后遗症，历史上都学过，就是诸侯会坐大，然后就谁也不服谁。
后来秦始皇一扫六合，用郡县代替分封，试图把中央的控制扩展到全境。
但事实证明他的控制并不严密，像张良这样三世为相的家族，竟然能在他眼皮底下策划刺杀，而且事后还能逃之夭夭，项羽他们一家也在到处搞串联……也就是说，秦国变秦朝后，推广开来的郡县制和保甲制，只是方案很理想化，在执行上则处处是漏洞。
果然，秦末一乱，六国贵族纷纷复起。
项羽打赢了灭秦之战后，又回到了「分封制」——他自己当霸主，分封其他军事骨干和六国旧贵族为诸侯。
难道他不想搞中央集权么？并不是，是他知道集权不了。
一是他无法掌控更大的地方；二是旧贵族根基深厚，在地方拥有很强的统治惯性。
刘邦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拥有「存亡定危，救败继绝」的个人威望，他吸取了秦始皇和楚霸王的教训，步步为营地谋划杀功臣、削诸侯，并定下《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这就厉害了，相当于重新制定了一套权力分配方案——最高统治权由老刘家垄断，而地方治理权，则按「功绩」进行分配。
功绩由谁评定？官爵由谁来封许？
自然是皇帝！
这样一来，国家的地方统治权，就逐渐从六国旧贵族，集中到了刘姓皇族手中。
但刘邦失算的是，同姓王跟异姓王一样不靠谱。
汉文帝在位时，对地方充分放任，诸侯国趁机猥琐发育，吴王刘濞就是个典型，他的封地矿产丰富，富得流油，他甚至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来邀买民心……时间一长，吴王就飘了——都姓刘，凭啥皇帝不能是他？
所以道理就是，诸侯只要坐大，甭管姓什么，都会威胁中央。
于是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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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暴力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任何权谋机变，都不如军事慑服直接有效——随着汉景帝武力平定诸侯王的叛乱，汉朝中央在军事上形成了对诸侯国的碾压格局，这为后来的政治改革赢得了操作空间。
接棒的汉武帝则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招，
「软」招叫「推恩」——以前诸侯王去世后会把爵位和封地传给嫡长子，地盘和 title 都不变，但现在则要均分给各个孩子，爵位必须限制在侯及以下，这样一来，客观上就造成了诸侯国的「分裂」和「缩小」，从而变得更容易控制。
「硬」招，就是找借口直接夺国——汉武帝曾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由，废掉了占当时半数之多的 106 位列侯（《汉书·武帝纪》）。
至此，诸侯王问题就算落听了，「废分封，立郡县」原本是秦国的制度创新，但直到汉武一朝才真正得到贯彻，自此之后，封国被郡县代替，地方主官也不再是诸侯王的家臣，而是由中央选派的官员。
除了诸侯，地方上还有另外两类人，他们霸占经济资源，隐匿人口，逃避税收，对抗政府征发。
这些人就是「门阀」和「游侠」，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叫「乡贤」和「黑恶团伙」。
《汉书》形容他们是 「权行州域，力折公侯」。
他们的存在，必然是汉武帝所不能容忍的帝国效率的损失。
对待树大根深的豪强，汉武帝采取了严苛的强制迁徙令，迫使他们离开根基之地，且不得族居，也就是著名的「迁茂陵令」：
《史记·主父偃列传》载：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可谓不诛而害除。
《汉书·武帝纪》载：「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
而对待流动性较大又一呼百应的「游侠」，汉武帝就大量任用「酷吏」担任地方官，以残暴严酷的刑罚进行镇压。
《汉书·酷吏传》载：酷吏王温舒「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至流血十余里」。
《汉书·张汤传》：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此外，汉武一朝还发明了刺史制度，相当于中央巡视组，专门用来强化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掌控，如此，中央便彻底实现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这可是连秦始皇都未竟的事业。
https://cdn.jsdelivr.net/gh/ifuncool/wpifuncool@master/wp-content/uploads/2022/12/8772-u3nf5s.png汉武大帝画像
但还不够，汉武帝想要的，是整个帝国他一个人说了算——他还要把行政权力向皇权集中，这样才可以政令通达，令帝国机器如臂指使。
从法理上讲，汉朝中央政府的话事人，应该是宰相，也就是三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即各部门管事的。
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掌握着帝国的所有权，宰相是 CEO，掌握着帝国的执政权，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
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却并不是政府，宰相才是政府（易中天《汉武的帝国》）。
理是这么个理，但在精明强干、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眼里，宰相不是帮手，而是掣肘，他必须要削弱相权，把宰相变成皇帝诏令的执行者。
武帝夺权的办法，是设立「内朝」，以压制「外廷」的三公九卿。
具体地说，就是在皇权决策层周围安插「自己人」，或重用内臣，或破格提拔私人顾问，单独建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底。
比如大司马这一职位，一开始是武帝秘书处（尚书）的办公室主任，由于亲近皇帝，能随时听候召见，还能代拟圣旨，又信息灵通，外朝宰相根本无法抗衡。
我们仔细观察汉武帝的集权过程，会发现他有一条完整且清晰的逻辑脉络：
1、先军事后政治。
暴力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规则的元规则，只有在军事慑服的前提下，改革者才有从容调整权力分配的可能。
2、先地方后中央。
先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
这是「拉一派打一派」和「逐个击破」的智慧运用，也是汉武帝给后世改革家所上的实用的一课。
现在汉武帝集地方和中央的军事及行政大权于一身，是不是就可以孤注一掷马踏匈奴了呢？
还不行，他还需要设计出一套财政系统，从而把抽血泵插进帝国的每一寸肌肤，最大限度地攫取经济资源，来喂养帝国的征伐机器。
三、「大政府」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消耗
汉武帝一通操作之后，郡县代替了分封，帝国官僚代替了世袭贵族，俸禄制代替了世卿世禄制。
也就是说，皇帝掌握了中央及郡县官员的任免权，但同时也背上了给他们发工资的义务。
这就叫作「行政成本」，是集权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前文提到，武帝时期，土地兼并严重，一定程度上造成税源枯竭，再加之政府规模扩张，财政供养人员大增，而且还在持续性地对匈奴用兵，所以武帝所面临的财政状况其实相当困难。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汉武帝不得不进行财政扩张，问题是如何扩张？
翻译翻译就是，发工资、打仗，都要钱，钱从哪来？
古代官府搞钱的手段，整体上看，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临时性的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劝捐、罚款，和卖官鬻爵；
另一类是制度性的举措，包括但不限于收税、印钞、以及官营企业的利润。
一般来说，临时性举措多是政府突然碰到亟需花钱的项目，比如战争、天灾，不得已而采取的财政扩张手段。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是典型的持久战、消耗战，国库掏空了，汉武帝就把原本供皇室花销的小金库（少府）并入了国家财政体系，也就是把私房钱补贴给了国家。
武帝心想，他都带头捐款了，其他人该有样学样吧，于是就搞起了「劝捐」，这是一种很文明的征收手段，不外乎就是对你宣传「没有国哪有家」，让你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
有没有人掏呢？
还真有，一个叫卜式的爱国商人，就把一半家产捐给了国家。
汉武帝立刻将之立为典型，封官恩赏，不在话下，就差评他一个「感动大汉年度人物」了。
然而有觉悟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并不想听你唱「听我说谢谢你」，他花了钱，就要换回点实在东西，比如特权、爵位……
于是汉武帝开发出了一套「武功爵」系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既可以曲线当官，也可以抵刑降罪，还可以转卖，是不是觉得很有创意？
但爵位这个东西，如果批量销售，就烂大街了，很快就卖不动了，而且卖官鬻爵，历来就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动不动就被史书批评为「乱政坏法」。
随着汉匈漠北决战时刻的到来，山东又突遭大水，贫民流徙，国用不足，武帝必须要想出新办法搞到更多的钱。
从哪里可以搞到钱呢？
自然是谁有钱又好欺负，就搞谁的钱！
谁有钱？
商人有钱！
在汉朝，商人有钱却没地位，大致相当于中世纪的犹太人，十足的冤种奶牛，政府但凡缺钱，就从宗教角度找个借口，薅这些异教徒羊毛。
汉武帝这种霸道皇帝，自然不屑于找借口，他直接颁布法令，开征财产税，即著名的「算缗令」！
算是货币单位，1 算=钱 120 文；
缗是串钱的绳子，一串即一贯，也就是 1000 钱。
算缗令规定，商人的财产，每两缗抽税一算; 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缗抽税一算。
后来又开始收车船税，规定除官吏、三老（掌教化的乡贤）和戍边骑兵外，凡有轺车的，一乘抽税一算，商贩的车翻倍；五丈以上的船抽税一算。
你肯定会想：「这些商人会老老实实上报资产并交税么？」
当然不会，《史记·平准书》说：「富豪皆争匿财」，所以必须要给点颜色看看。
朝廷破解的办法叫「告缗」，即鼓励群众对呈报不实的人进行举报，一经查实，违规者罚放戍边并没收财产，告发者获得抄没财产的一半。
本来汉朝就贫富分化严重，民间仇富风气盛行，「奉旨举报」的命令一下，群众热情高涨，争相告缗，中等以上的富人家庭，大部分都被告破产了，官方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查抄土地更是无数。
但罚没收入即使再多，也都是临时性的，然而对匈奴的战争却是持续性的消耗，所以汉武帝必须要进行财政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以找到稳定的持续性财源。
汉武帝财政改革，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1）超发货币
2）盐铁官营
3）酒类专卖
4）均输平准
一样样聊。
超发货币在纸币时代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汉朝时还没有纸币，那时候的钱，不是金属就是实物，没有超量的矿产、谷物和布匹等物资，怎么超发？
其实超发货币的本质，永远都是币值下降。
比如以前五毛钱买一个包子，现在要两块五，就相当于币值贬了 80%。
在纸币被发明之前，古代官府超发货币的办法，不是「铸大钱」就是「铸小钱」。
原理很简单，就拿「铸大钱」来说，假设现在市面流通的是「一铢钱」，朝廷收上来 10 枚一铢钱，融了，铸成一枚「百铢钱」，官宣兑换比例为 1 百铢钱 = 100 一铢钱。
这就相当于超发了 90 钱。
「铸小钱」也不复杂，就是收上来 10 枚一铢钱，融了，铸出了 20 枚更小的钱，但也当一铢钱使，相当于超发了 10 钱。
刚开始，老百姓还不明所以，老老实实按官府要求的比例兑换，但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新钱不如旧钱值钱，就会抵制新钱。
你拿着一枚百铢钱，想当 100 个一铢钱使，但商家不干，人家只认可那玩意顶 10 个一铢钱，这就是古代的通货膨胀，原来 1 个百铢钱可以买 100 个馒头，现在只能买 10 个了。
但是政府发行新币和群众发觉新币变毛之间，有个时间差，所以这事对缺钱的官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副作用也很大：
首先，一旦有人发现 10 个一铢钱可以铸成 1 个百铢钱，并能当 100 个一铢钱使时， 900% 的利润会让盗铸者趋之若鹜，民间的投机商人就会大量回收旧币，铸成新币，然后市场上就没有旧的一铢钱了，全是名不副实的百铢钱，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其次，经济会严重「脱实向虚」，种地哪有铸币来钱快呀，时间一长，种地的人就越来越少，国家根基便会动摇。
再次，货币失去了信用，百姓啥也不信，商业活动下降，宏观经济遭受打击，照样影响政府收入。
所以超发货币这种敛财行为，确实能快速且轻易地搞到钱，但长期看，是自掘坟墓。
基于上述逻辑，汉武帝一开始的货币改革是非常失败的，完全是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而进行的敛财性质的超发。
比如鹿皮币，就是一种白鹿皮做的垫子，强制作价 40 万钱；白金币，是在银里面掺锡，也是作价奇高的「铸大钱」行为，以及同时期推行的更铸三铢钱、新铸五铢钱、赤仄五铢钱，都被玩成了「一次性」货币——只薅了一轮羊毛，就泛滥成灾了。
汉武帝很头疼，如果中央政府的钱不能通行全国，那他就无法通过发行货币来集中经济资源，也无法长期征收「通胀税」。
事实证明，专业的事，还得由专业的人来干。
公元前 113 年，史上最著名的财政大臣（没有之一）桑弘羊上线，他主持了新一轮的货币改革：
一是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严禁民间和豪强私铸；
二是改进了防伪技术，使得盗铸成本变高（假如造 10 万假币要花掉 20 万，不就没人愿意造假了么？）。
自此，西汉终于实现了货币稳定，随之而来的经济稳定，不仅给国家创造了源源不断的税收，也为汉武帝其他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的改革还有哪些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的历史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其在国家财政中的分量和运作方式，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土地财政」。
因为土地有债务创造的能力，而现代金融又有把债务变成货币的能力，所以土地财政更为复杂，但实际上它就脱胎于「盐铁官营」。
首先，盐是生活必需品，铁不光是制造兵器的原材料，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搞农业不能不使用铁制农具吧？
因为盐铁的需求刚性，即使涨价，老百姓的需求量也不会下降，所以一旦实现垄断经营，其背后暴利，可想而知。
其次，盐铁的生产，需要开矿山，以及特定的生产场所，所以只要控制住这些地方，就能实现垄断。
再次，把税含在盐铁产品的售价中，属于间接税，百姓痛感更低，属于「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暴利+管理方便+间接税，对于缺钱的汉武帝来说，哪还有比垄断盐铁更好的搞钱方式呢？
于是公元前 110 年，桑弘羊将盐铁官营进行了制度化贯彻，自此之后，「垄断性收入」成为了帝国财政拼图中最重要的一个板块。
基于「盐铁官营」的经验，桑弘羊又在全国推行「酒类专营」和「均输平准」。
酒类是成瘾性高的商品，需求也很刚性，武帝自然不会放过。
「均输」则是通过在各地设置均输官，把诸侯国上贡给中央的各类产品，就地卖掉，或者运到外地卖掉，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民营商贩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平准」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收储制度，比如猪周期，为了稳定价格，国家会在猪肉价格低的时候，收储冻猪肉，会在价格贵的时候，投放冻猪肉。
以上，汉武帝为了满足了帝国扩张和「大政府」的财政需要，也为了弥补汉初「不收财产税，只收人头税」的财政缺陷，开创性地使用了一系列财政工具，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些工具的影子。
结语：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汉武帝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
我认为核心原因并不在于其制度设计有多么巧妙，因为这些政策既不是汉武帝的原创，后世也不少政权 「抄作业」，但都没有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成功改革行政和财政，最大的因素在于他完成了个人的集权。
集权的前提，是对军事的绝对掌握，这也要归功于汉景帝对诸侯国的武力征服，到汉武帝时，就可以直接任用酷吏来镇压地方豪强，而丝毫不用担心遭到反叛。
另外就是他利用军功贵族和官僚贵族打压并取代了世袭贵族，进行了权力的再分配，这也是经典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智慧运用。
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新洗牌，意味着社会各阶层的充分流动，这是一个国家欣欣向荣的表征，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希望，都认为自己只要努力表现，就有机会获得军功，或是被「举贤良」，从而进入帝国中枢，分享特权。
汉武帝的统治，显然经历过一段人人有希望、人人奋进的高潮阶段，不然马踏匈奴的功绩和万国来朝的伟业也实现不了。
然而帝国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民力终究有被榨干的一天。
当帝国机器运转失速，汉武帝再回头一看，好家伙，百姓已然不堪重负了。
而当初用来向世袭贵族夺权的官僚，也已成长为了新的特权阶层，他们勾结商人地主，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力，快速扩张家族财富。
官僚，取代了当年的诸侯和豪强，成为了新的「帝国效率的损失」。
本篇完，下一篇为《官僚是帝国的癌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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