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第1章 楔子
第2章 东京梦华(1)
第3章 东京梦华(2)
第4章 东京梦华(3)
第5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1)
第6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2)
第7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3)
第8章 变法风云(1)
第9章 变法风云(2)
第10章 变法风云(3)
第11章 变法风云(4)
第12章 书画君臣(1)
第13章 书画君臣(2)
第14章 书画君臣(3)
第15章 书画君臣(4)
第16章 错位的忠诚(1)
第17章 错位的忠诚(2)
第18章 错位的忠诚(3)
第19章 金钱恨，何时灭(1)
第20章 金钱恨，何时灭(2)
第21章 金钱恨，何时灭(3)
第22章 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师们(1)
第23章 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师们(2)
第24章 忽必烈和他的理财师们(3)
第25章 开河变钞祸根源(1)
第26章 开河变钞祸根源(2)
第27章 朱重八的家庭经济学(1)
第28章 朱重八的家庭经济学(2)
第29章 朱重八的家庭经济学(3)
第30章 大明宝钞的玄机(1)
第31章 大明宝钞的玄机(2)
第32章 大明宝钞的玄机(3)
第33章 出局的大国(1)
第34章 出局的大国(2)
第35章 出局的大国(3)
第36章 白银帝国(1)
第37章 白银帝国(2)
第38章 白银帝国(3)
第39章 白银帝国(4)
第40章 白银帝国(5)
第41章 后记
第42章 主要参考书目
第1章 楔子
公元前206年，再无人能阻挡刘邦入主咸阳秦皇宫，天下终归于汉。刘邦也许不会想到，大汉帝国建立的财富循环模式将在此后数千年王朝中不断往复重现，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未能逃出这个宿命中的循环。
秦末群雄逐鹿，战乱极大损耗了社会财富，刘邦登基的时候，连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然而，仅仅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破败的大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五十年后的文景之治，中国单一农业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三千四百市斤，这是西欧一千七百年后的劳动生产率。《汉书》这样为我们记述了当时的景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满的，很多已经腐朽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复兴大汉雄风是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民族的梦想，人们不断在故纸堆中寻找，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满目疮痍的大汉帝国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由弱变强，又是什么原因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为吕后称制二年颁布的法律。按《二年律令》记载，当年帝国对全国没有土地的人登记造册，所有人都可以在大汉王朝治下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最低等级的庶人可以获得一顷田。《二年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所有权，此前中国土地所有权属于皇帝或诸侯，这是无数后来者追求的大同世界“耕者有其田”。接下来的汉文帝信奉“无为而治”，他放开了帝国对所有产业的管理权，冶铁、煮盐、畜牧、渔业、贸易、手工业，就连铸币权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的天下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其后便有了中国第一代盛世文景之治，《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景象：城郭之间风行养马，休息的时候每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以赛马为乐，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养母马的人只好躲在家里……
面对繁荣的盛世，太史公司马迁一语便道破了财富天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追求财富，盛世便一定会如影随形。
身处盛世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二月律令》缔造了“耕者有其田”，也为帝国埋下了莫大危机。《二月律令》塑造了这样一个社会框架“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皇帝属于金字塔尖，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居于金字塔底的则是庶民百姓。在这个社会框架中，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广袤的帝国，也就必须赋予封建官僚获得超额财富的权力，否则，又有谁会效忠于一家一姓呢？然而，掌握权力的封建官僚自身却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当掠夺财富的成本比创造财富更低，封建官僚必然会选择掠夺。这是一个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来自皇权的财富掠夺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将之无限扩大，当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普通人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奢望。
文景之治之后四十年，汉武帝刘彻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元狩四年（前119年）大汉帝国与匈奴决战，斩杀匈奴兵九万人，终于迫使匈奴把劫掠之手转向了西方的罗马帝国。不过，大汉帝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曾经钱粮堆积如山的国库早就空空如也。
为了确保对匈奴的优势，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靠货币改革聚敛财富的皇帝，他废黜了民间流通的四铢钱，同时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帝国臣民必须限时将手中的四铢钱换为这三种货币：“皮币”只是一块鹿皮，可兑换四十万钱；白金币最高可兑换三百钱；至于“三铢钱”，与四铢钱一比一兑换。即使刘彻贵为皇帝，谁又会以真实财富换取这些根本无法流通的虚值货币呢？民间开始按自行铸造“五铢钱”，即“郡国五铢”，虽然汉武帝刘彻为禁止私铸杀掉了几十万人，仍然是“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接下来，汉武帝推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算缗令”、“告缗令”、“盐铁官营”……这些政策使大汉帝国“得民财以亿计”，但是，中产以上的人家也被一扫而空。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群体却因为自身的职业而幸免于难，他们就是封建官僚。非但如此，封建官僚利用这些机会掌控了帝国所有赚钱产业，从此市场中的主体变为“官商”。以官商为主体的市场，必然不可能促进分工、诱发创新，更不可能具备大量吸纳货币资本的能力。如此，帝国所有财富也就只剩下一个去向，人类最基本、最古典的生活生产资料土地。《汉书》为我们记载了当时的景象：帝国的官员，下至少府、大农、太仆，上至王侯三公，无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董仲舒对此作出了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然而，无论封建皇帝多么有权势、封建官僚多么贪心，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体臣民维持基本生存的财富。一旦封建官僚的劫掠超出了底层黎庶的承受极限，社会动乱便会如影随形。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冲入了大汉帝国首都长安，曾经强盛的大汉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无疑，此后的汉宣帝刘询看清了问题所在：封建官僚借助手中的货币优势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小农也将成为帝国最大的敌人。为了让农人安心耕种、让军马回到土地，汉宣帝即位之初就宣布：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有关铸币的记录。国家完全停止货币供应，结果必然是物价暴跌，当时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不足三十钱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汉武帝通货膨胀，劫掠了天下之财；汉宣帝通货紧缩，万方黎庶就能获益了吗？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里，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从占有货币比例来计算，通货紧缩使得强势分利集团的财富成倍增加，在接下来的土地兼并中当然就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汉宣帝之后的四十年间，《汉书》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甚至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现在，让我们回顾大汉帝国的盛衰循环，一条财富增长、转移、毁灭的轨迹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面对残破的帝国，吕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汉文帝又放开了帝国所有产业，在“三十税一”的超低税收环境下，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一批新兴行业崛起，终于创造了辉煌的文景盛世。凭借雄厚的财富，汉武帝一举荡平数百年为祸北方的匈奴，不过，他也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由此，汉武帝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当超级通胀使得增发货币失效，汉武帝便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人，封建官僚作为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财富循环的逻辑是：“耕者有其田”、放开经济管制→经济井喷式发展→封建官僚崛起→“官商”兼并土地→小农成为流民→帝国崩溃，最终的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汉帝国是这个循环的肇始者，却并非循环的终结者，此后历朝历代无一不陷入如是的怪圈之中。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立国伊始，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推行“占田制”：每丁可以从帝国得到七十亩土地。为了遏制士族高门对小农的掠夺，司马炎直接废弃了官方铸币，西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没有官方货币的朝代。然而，司马炎创建“太康之治”十年后，士族高门还是渗入朝廷各个角落，把天下土地尽收彀中。《晋书》这样记载这个年代：朝政均出于士族高门，朝纲法纪荡然无存，官场贿赂公行，举国上下已经见不到一个忠臣和贤能的人，天下事都可以做交易，成了一个骗子的市场。西晋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在士族高门把持之下，帝国甚至失去了必要的行政能力，根本无法对抗北方游牧民族。从晋惠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起，到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在几乎整整三个世纪里中国北方都处于一种大动乱、大破坏、大分裂之中。可怜苍苍烝民，丧乱三百余年，中原人口“百不遗一”，河洛一代尽成废墟。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再次统一了中原，此后，杨坚推行“输籍法”：每位男丁至少可以从帝国政府手中领到一百亩土地；同时，杨坚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管制，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在辉煌的“开皇之治”中，中州大地再现“耕者有其田”，全国农户数也从开皇元年的四百一十万增长到隋炀帝大业元年的八百九十万。也是在“开皇盛世”中，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生演出统一的货币标准2.42克的隋五铢。
大隋王朝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大唐帝国的创始者李渊在一场动乱中全盘继承了这些财富。大唐帝国又是幸运的，连续出现了武则天、李隆基等数位信奉“无为而治”的帝王，武周年间，大唐帝国以“除罪金简”等方式再次确立了每户小农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了全国商税（关津）、解散了绝大部分官手工业。事实证明，这个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在大唐帝国的巅峰“开元之治”中，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已经高达4524市斤，所谓“康乾盛世”仅为这一数字的一半。
倏忽而来的财富引起了封建官僚的觊觎，开元初年，宰相张说著《钱本草》隐喻了帝国的危机：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为杜绝封建官僚借助货币优势兼并土地，开元九年（721年）正月唐玄宗发布了史无前例的“开元限购令”，试图以皇权铁腕牢牢把帝国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这道命令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自此之后，帝国禁止一切土地买卖，任何土地交易都将被帝国政府视为非法！
开元十三年（725年），中国古代盛世达到了第一个巅峰，唐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这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标志意义的大典。
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逃脱那个曾经的财富循环。三十年后，奸相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天宝十一年（752年）一道名为《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的诏书中，杨国忠提出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此后，帝国将承认以现金完成的所有土地交易。三年后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大唐帝国共有891.47万户农人，其中356.55万户已经沦为“庄客”（丧失了土地）；那一年，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那一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
天宝十五年（756年），大唐盛世毁于安史之乱。
汉、晋、隋、唐千年往事，中州帝国的盛衰轮回如此相似：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最终，无论官民、无论贵贱、无论生命还是财富，一切都在乱世中毁于一旦。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魔咒，为了破解这个魔咒，雄才伟略的晋武帝、唐玄宗等人甚至使用了废弃货币、废弃土地交易等极端手段，然而，所有的方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在这个魔咒之下灰飞烟灭。
令人惊讶的是，自宋代开始，这个封印千年的魔咒似乎消失了，赵匡胤、忽必烈和朱元璋都放弃了“均田制”，宋、元、明三代也未大规模授田。即使如此，宋代国势仍然超越了大唐开元之治的巅峰，货币从铜钱演进为纸币，随后的大明帝国以白银为货币，整个帝国甚至曾经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白银。在第二个千年中，我们可敬的先人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我们的货币又将经历什么样的兴衰轮回？我们能逃脱中原王朝的千年宿命吗？请看《中国是部金融史》续集《天下之财》。
第2章 东京梦华(1)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唯金钱是图的恶劣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杯酒能释兵权吗？
好了，就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吧。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点检（相当于京城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黄袍加身，这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始陈桥兵变。
赵匡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自己就是造反起家，当然明白那句民谣的含义“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如何稳固自己的大宋王朝，毕竟母亲杜太后在陈桥兵变之时就曾经提醒他：皇帝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失败，即使想回头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立国之后，宰相赵普在一次闲谈中对赵匡胤说：五代十国灭亡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了，干弱枝强。接着，这位极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后患，才能让天下安定。
后面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故事梗概如下。
某天，赵匡胤请义社兄弟吃饭，耳酣面热之际新任皇帝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手下贪图富贵，再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呢？
皇帝的话不言自明，于是，当年的兄弟、今天的臣下纷纷匍匐在地：臣等愚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望陛下放我们一条生路。
面对一群可怜虫，赵匡胤大度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富贵不过是手里钱多点、子孙没有贫困的忧虑，你们何不交出兵权，我再赏给你们良田美宅，从此以后，做一个富家翁岂不是更好？
义社十兄弟再次纷纷拜倒，表示还是皇帝聪明，愿意服从命令，立即交出兵权，回家做富家翁。
很多人都因此佩服宋太祖，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一顿酒席就上收了兵权，没有屠戮开国功臣，君臣之义也得以保全。
简要回顾完这个故事，这里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五代十国六十年，中原大地走马灯一样换了八姓十四君，除了赵匡胤，还有哪个皇帝能靠喝酒降服骄兵悍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汉献帝把曹操、孙权、刘备叫到一起吃顿饭，“三国演义”岂不就没有了？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沿着理性的道路分析历史了。
这个故事的雏形出自宋真宗年间丁谓所撰《谈录》。据《谈录》记载，大宋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赵匡胤仍然经常和义社十兄弟一起喝酒，请注意，《谈录》只是记载这些人一起喝酒，谈话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宋徽宗年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始出现上述君臣对答，不过《长编》作者李焘在自注中已经说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在起居注、实录、会要、国史中均无记载。清朝有乱改历史的坏习惯，在清人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中，上述内容开始变得活灵活现，仿佛一千年前那顿酒席他也去敬了赵匡胤一杯酒。
在这个故事里，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对答简直一副流氓无赖模样，所有人物的台词就注释了一句话：当官就是为钱。既然是为了钱，省却中间贪污腐败的风险，直接拿到钱岂不是更好？
如果义社十兄弟只认识钱，焉能成为肱股之臣？如果赵匡胤只有钱眼里的胸怀，又焉能缔造一代盛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后世腐儒对“权势”二字的蹩脚揣测，是史籍写手不负责任的杜撰。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羡”），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货币，有人因杨柳吐絮而征税，有人甚至把稻草当做茶叶强行卖给天下黎庶。
大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长此以往，五代十国的命运也许马上就要在新朝重演。令人惊讶的是，赵匡胤确实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放下屠刀。
如果没有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符彦卿原是后周骁将，当年辽国入寇中原的时候，他曾把万贯家财散给乡人，号召大家奋起抗击辽国入侵；后来，符彦卿累功出镇天雄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后，符彦卿照样当他的节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节度使之一。
《宋朝事实》记载，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彦卿经常亲自过问、清点税收情况，想用多少钱，就从民间征多少税，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宋太祖的余羡都克扣。至于辖内的政务，是不要指望这位节度使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没有钱，用犬、马、鹰、豹也可以（符彦卿喜欢名犬、名马）。
对付这样一个贪婪的节度使，赵匡胤居然丝毫没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彦卿入朝拜见皇帝，赵匡胤赐袭衣、玉带、美人和名马，又按唐赐功臣字之制赐“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彦卿看来，新任皇帝还是很靠谱的，自己不过是换了个皇帝送“余羡”而已，日子不会有太多变化。赵匡胤不但没有谋求自己地盘的意思，还不断给自己拨款兴修水利，条件是现在大宋已经宣布废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间征调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厢军完成。
就在符彦卿为境内工程做准备的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方镇派厢军中的精壮者，史称“精兵”，去外地从事建筑工作全国都在兴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各节度使派兵协作完成。
听起来厢军是一种军队，实际上，厢军是从民户中抽出来的壮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带口，就为混口饭吃。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是一些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城中少年”、“乡间少年”，恰恰就是这些人，不但经常在军队里闹事，还经常搞一些抢劫之类的娱乐活动，是城里、乡里一害。
这一次很巧，体格健壮、没有家室都是朝廷遴选“精兵”的标准。
对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去京城工作并无多大害处，反正到哪里都从事抢劫；对符彦卿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反正这段时间自己不用支付军饷跟粮草，乐得耳根子清净。
接下来的事情，符彦卿却感觉不太靠谱了。
乾德元年二月，刚刚从赵匡胤那里领赏回来，这位皇帝就下诏斥责他执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县也未能大治（专恣不法，属邑不治）。
鉴于符彦卿治理地方的能力太差，皇帝亲自给符彦卿派来一批知县。离谱的是，皇帝派来的这批知县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实权派：右赞大夫（政府口秘书长级）、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级）、屯田员外郎（工程口正局级）、监察御史（虽为从八品，却有权参劾宰相）……可怜符彦卿，以前见皇帝的时候就得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地盘上。
几位高官下车伊始就开始指手画脚，还从京城调来一批同样级别很高的“场务监官”负责本县税收，从此收上来的钱就与他节度使无缘了。
右赞善大夫周谓（皇帝的秘书长）奉命出知永济县，符彦卿身为节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谓在马上见了符彦卿，只是作了个揖，连马都没下（略不降屈）。这位周谓秘书长刚一到任就开始重审当地案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当年给符彦卿送钱、送名马、送名犬的人都给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税收权本是区域治权的象征，现在，堂堂天雄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事的符彦卿，居然被几个知县给架空了。尽管名义上他们是自己手下的知县，但这些人是皇帝钦点，跟天雄节度使可没什么关系。
符彦卿忽然发现自己被赵匡胤忽悠了此时，他的厢军已经被调去修河堤了，精锐也送被皇帝拉去背砖头了，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实力了！
没有了钱、没有了权、没有了军队，看你怎么跟我斗！
开宝二年（969年），有人检举符彦卿谋反，符彦卿被贬为凤翔节度使。宋太祖马上又以“彦卿患疾”为名要求他不必到凤翔就任，来洛阳居住就可以了。可怜符彦卿，曾经拥雄师十万，从此也只得忘情山水，不再过问政务。
符彦卿这样的军阀尚且坐以待毙，其他节度使只能任由赵匡胤“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此后，大宋王朝军权统一于中央禁军，地方厢军成为纯粹的工程兵；方镇节度使不能擅自任命县尉，州县治权也再次回到中枢朝堂。
对赵匡胤来说，解决个把符彦卿等只是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没有符彦卿可能还会有石守信，没有石守信可能还会有王审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单纯靠武力、权谋、欺骗肯定是不行的。
五代以来“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中原帝国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类已经退回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如果所有人认同的服从方式不是妥协而只有暴力，这样社会根本就不会有道德底线，既然劫掠是每一个人都认同的致富手段，金钱必然是社会惟一的信仰。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都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惟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显然，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
暴力虽然卑鄙血腥，在聚敛财富、消灭异己方面确实有短平快的效果，如何才能让天下人鄙薄暴力呢？
皇帝是一国之君，一言一行在帝国臣民眼中都是榜样，如果为政者始终倡导并以身作则，无疑就能在天下形成这种风气，久而久之也就会形成一种社会习惯。为了做到这一点，哪怕小题大做、哪怕借题发挥。
赵匡胤发挥的“小题”之一就是货币。
先交代一下事件的历史背景。宋初铸币量不足，市场上的货币仍旧以五代货币为主，很多钱文上有旧时的年号。登基之初，赵匡胤曾谆谆叮嘱宰相赵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号为新朝年号。
乾德年间的某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了一枚旧时铜钱（1）上面印着“乾德”的字样。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号吗？
查证之下，原来自己的“乾德”年号曾是后蜀年号之一。赵匡胤非常生气，据说为此还把宫廷里一个房间砸了个稀巴烂，又把宰相赵普叫来一顿臭骂，最后告诉赵普：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宰相，宰相当用读书人，天下只有读书人方能治之！
自此，赵匡胤开始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武将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有将领甚至慨叹：即使我能击溃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状元鼎甲之荣！
如果暴力不为所有社会层面所接受，当然也就不会有人靠暴力抢夺天下！
赵匡胤发挥的“大做”，是身体力行和对子孙的约束。
陈桥兵变后大宋王朝善待后周遗孤，不仅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也包括整个北宋的九位皇帝，没有人对后周遗孤动手。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赵匡胤完成此事的方式，这种妇人之仁不符合某些治史者心目中的帝王雄才伟略，自然不可能像“杯酒释兵权”一样被广而告之。赵匡胤曾以恶毒诅咒来约束自己的子孙太祖勒石，这块誓碑锁在太庙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资格入内跪拜，特摘录内容如下：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孙，纵然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尽，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头，更不得连坐家属。
第二，不得杀读书人，也不得杀劝谏皇帝之人。
第三，大宋王朝，不得增加农田之赋，此为永制。
凡我子孙，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这就是赵匡胤为大宋王朝历代君王树立的治国理念容忍敌人、容忍异端。只有一个容忍异端的世界，才可能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士农工商才可能获得更多财富。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事情就算办成了！
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总结这段历史：“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
争利者于市
两千多年前那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中，西汉贤良文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院落里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国民变得富足起来。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在某一个确定的时点，天下财富的总量必然是一定的，国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穷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财富的诱惑，最后把自己的天下搞丢了。
让自己院子里的钱先多起来，宋太祖做到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五百九十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这样记载太祖、太宗年间当时的情况：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时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灾害的年景，水利设施也足以保证丰收；水路之上，舳舻蔽日，天下已经没有财货匮乏之虞（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
北宋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当时的富足景象，这幅长达五米的画卷穿越了千年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画中汴梁。明代诗人吴宽曾这样形容《清明上河图》：刚刚打开画卷，就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龙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绝无尘土扑面之感。
仅仅是文字和图画就已经让人心驰神往，如果我们能置身于繁华的东京汴梁，又能一窥到什么样的景色呢？从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到如此盛世，赵匡胤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明晰一个朝代的财富源流，就必须明白财富的根基，毕竟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而非本质。宋代之前，中国最值钱也是最保值的东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强的囊中之物，只有成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汉灵帝、唐僖宗在内的亡国之君都不遗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走向了衰亡。
第3章 东京梦华(2)
北宋是第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赵匡胤也是第一个不实行“均田制”的开国之君。结果，北宋王朝不但逃脱了西汉、大唐帝国留下的魔咒，还开创了一代前所未有的盛世经济巅峰！
为什么？
如果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就一定要抑制兼并，因为，兼并土地就等于抢劫财富，抑制兼并就等于抑制官家豪强抢夺财富。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土地不是值钱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抑制土地兼并。
土地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
创新，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行业，这才是最值钱的！
北宋年间，财富的根基是每一个人的才能，“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只有一个具备创新能力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大规模的财富流动。靠抢劫致富其实是弱势群体才干的活儿，这些人或者孔武有力、或者权倾一方，但是，他们始终不敢与真正的强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说穿了，你就是没本事！
关于这段历史，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述。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第二，货币资本高度集中。现在，我来用当代经济学语言复述这两个条件，这样久不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看起来会比较顺眼：第一，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强制性主体，所有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二，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集中。
五代十国的时候，为地主耕种的人并不是自耕农，而是流离失所的农人，他们被称为“部曲”，在地主家吃饭、穿衣，主人将之视为牲畜；这些人的婚姻也由主人指定，随主人姓氏、没有户籍（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义奴畜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
这不是封建制，这是奴隶制！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的劳动力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全国民户分为“主户”、“客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人，“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佃户。无论主户还是客户都是“齐民”，大家身份平等（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只是主户雇佣的劳动者。客户另有发财的路子可以“起移”（辞职），不需要取得土地所有者发给“凭由”（介绍信），每年收获之后就可以告诉地主去留意向，地主不得故意“冲勒”（卡住档案就是不放）。
以前不敢走，是因为走了就没饭吃。土地兼并使天下人丧失了财富，“竞次”变得极其惨烈，人们只有留在土地上当奴隶才能苟延残喘。
现在不愿留，是因为有的是发财的路子。北宋王朝几乎放开了所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只要你愿意，想干什么干什么，终北宋一朝都没听说所谓“抑商”，尤其是对小摊小贩，朝廷才没工夫去收那点子可怜的税（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我还想告诉大家，要看清楚一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不是去看这个经济体有多少大企业、大公司，更不是看有多少世界五百强。一百年前，今天的世界五百强绝大多数还没有生出来，英特尔、微软、思科可都是一两个人起家的小作坊！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准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也正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才反复强调“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小微企业”，他们创造了近一半的就业、八成税收和几乎所有创新。只要对小企业放开所有的行业准入、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寻找机会、赚取金钱，在无数次试错中，优秀者一定脱颖而出，也一定能撑起明天！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部叫做《金瓶梅》的小说，故事就发生于北宋年间，其主角西门庆恰恰就是一个小商小贩。借助这群市井人群的成长，我们为大家解析北宋王朝的财富逻辑只有每一个市井之人有了发财的机会，才有可能最终国富民强！在此之前，想先说句题外话，大概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西门庆这样的下流胚子居然还有一个非常艺术的化身贾宝玉（1）。
金瓶故事的开始，西门庆跟武大郎一样是个地摊商贩。与武大郎从始至终只卖烧饼不同，摆地摊的西门庆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发财途径贩盐，并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五百两白银。
首先，请注意第一个问题，我说西门庆开始贩盐，不是说他贩卖私盐。
西汉以降，历代王朝总是控制盐、铁、茶、烟、酒、香药等多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唐末朝廷收入的90%都来自于这些专卖行业。北宋王朝虽然同样也把触角伸及盐、铁等很多行业，但是，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些专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向生产者发放“折中”（类似于今天的配额），生产和销售两极始终控制在私商手里。宋太祖一朝，京城、江南和河北路一带甚至完全放开了盐、铁、酒、茶，帝国只是将其作为普通商品征税。
西门庆拿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转手在湖州、松江和河北路之间做起了绸缎贸易。古语相传“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除了贸易极盛的汉文帝、隋文帝等几个时代，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很少从事千里以外的长途贩运。盛唐时期贸易不可谓不发达，但京城长安与山东、江南一带的粮食贩运主要是官府漕运，民间商人极少涉及。
宋太祖登基当年，即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马上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税法《商税则例》。
《商税则例》规定，对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征收千分之二十的商税，此后不得再有所留难。在当时，粮食、锦帛两种货物是数量最大、利润最高的贸易品种，税收额也将最大。但是，《商税则例》不但明确规定粮食、锦帛等大宗物资免征商税，而且要求各地不得将任何行政费用加在这两个品种的贸易之上。
然后，请注意第二个问题，西门庆手中用的是白银，不是铜钱。
在下一章我们会提到，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之上，立朝的时候全国货币五花八门，又被分为不同的几个大区，不同区域有不同货币。各地货币并不统一，如此长途贩运，哪种货币才被认可呢？
随着全国范围贸易兴盛，商人自己必然追求货币统一，能在全国得到认可的货币当然只有黄金和白银，其中最主要的是白银。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下诏严惩伪造金银之罪（并不是禁止金银交易），可见当时金银交易之盛。
宋太祖年间，白银第一次成为民间交易的媒介之一，成为中国货币家族成员。在这个意义上，北宋货币最终价值必须要以白银衡量，也正是这个原因，讨论北宋货币是否官铸、重量是否足值实际是没有意义的白银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本位。
金瓶故事的结局，西门庆成为当地富户，也许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西门庆的产业涉及医药（中药铺）、纺织（绸缎庄）、餐饮（酒馆）等多个行业，惟独缺少一个领域的描写土地，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不曾涉及的行业。1987年，卢兴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以“金瓶故事”为题慨叹西门庆，认为北宋年间人们已经开始用新的商业思想价值考虑问题，这预示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最后，让我们用《宋史》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一节的结尾：各地的财富，大部分都分散在各家各户，并不在官（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
争名者于朝
在前朝演绎的财富流转中，封建官僚是经济肌体中一种无可遏抑的病毒，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小农，却又会反噬小农。由于他们的存在，会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社会压力以级数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又屏蔽住皇权所有的惠民政策，所有社会财富向上流动，成本却向下挤压。北宋王朝和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一样，都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宋太祖赵匡胤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史学界的说法，自北宋以来，人们都认为北宋王朝“积贫积弱”。
问：北宋王朝经济不是极端强盛吗，怎么又变成了贫穷、弱小，怎么又变成了“积贫积弱”呢？
答：与前朝有权倾朝野的大臣不同，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势力都非常弱小；与前朝富可敌国的封建官僚相比，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贫穷。弱与贫，皆为封建官僚，这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
赵匡胤为了降低武将身份、防止武将反叛，弄出来一个“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军事体制，武将手中多没有实权。其实，北宋备受尊敬的文官同样没什么权力，只能在朝廷领一份干饷。
只有个待遇，根本不给实权！
第4章 东京梦华(3)
北宋年间，惟一有事可做的中央机构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是掌管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政府）、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枢府），三司是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盐铁、户部。即使二府三司的第一行政长官也都是临时指派的。其余衙门还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但是，这些衙门的人日常事务其实只有一件事领薪水，其他职责（学名“差遣”）都是被临时指派，与自己的官职毫无关系。
总之，务必让所有官员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到底有什么权！
在古代，一个封建官员的成长不仅意味着职务的升迁，重要的是有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调和真金白银的冲突，就必然有真金白银的诱惑，这要求官员洞悉人性的弱点，才能平衡各种利益，最终解决矛盾。一旦有了这种历练，封建官僚往往就把才能用到捞钱的路子上去了这些人吃过见过，无论好人、坏人、能人、庸人都能摆平，最后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用其极，所谓监督之制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封建官员的成长一定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封建帝王管理了天下，又蛀空了帝国的财富根基。
在赵匡胤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既然我不能告诉你干什么，干脆我就告诉你什么不能干：有一件事当官的绝对不能去做，即，经商（含手工业）。
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条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经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也不得让别人替代自己倒买倒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齐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
总之，俸禄之外的钱，都是不该拿的！
对大宋王朝来说，赵普有定江山社稷之功，是北宋王朝第一位宰相，不仅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首倡者，也曾经半部《论语》治天下。另外，赵匡胤与赵普私交非常好，即使在称帝后还经常独自去赵普家，这位皇帝称呼赵普的妻子为“嫂嫂”，喜欢吃嫂嫂亲手做出来的烤羊肉。
君臣际遇、圣眷之隆，莫过于此！
开宝六年（973年）的某一天，北宋王朝有一位贬官非常郁闷，他就是右监门卫将军赵玭。唐宋相传，京城有十六卫军，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右监门卫就是十六卫的一卫，右监门卫将军是第三把手。
就是这位赵玭，他儿子居然在汴京大街上开了个副食店，卖个瓜子、猪头肉、小吃什么的。以前朝的眼光看，如此高官的儿子居然混到在大街上开门脸，此情此景已经把封建官僚的脸给丢光了。
丢人，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赵匡胤知道了这一切，然后把赵玭一撸到底，让他在家好好反省反省。对此，赵玭很是不服气，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某一天清晨，在上朝的时候他“偶遇”了宰相赵普。
赵玭只是一个被罢官干部，遇到当朝宰相的时候却没有丝毫避让。不但如此，居然还拦住了马车，毫无惧色地把宰相拖下车。
好戏就此开锣。在百官上朝的路上赵玭开始大声痛斥这位宰相，揭开了他一些不干净的老底儿。
赵玭：我听说（请注意“听说”二字）你身为宰相，却去做木材生意？
赵普：……（无语）
赵玭：你从秦州（甘肃天水）、陇州（陕西陇县）运来高大的木材在京城贩卖，有这事吗？
赵普：……（继续无语）
在赵玭的喝骂声中，赵普慌忙登上马车，跑了。
这个故事的时间是早朝之前，地点是上朝的路上，人物是赵玭、当朝宰相和众多朝官摆明了是告宰相赵普黑状，让皇帝知道，不止我一个人做生意，你的首辅之臣在做更大的生意。
赵玭的行为果然取到了效果，还没等群臣在朝堂上商议政事，事情就传到了皇帝赵匡胤的耳朵里。作为故交，赵匡胤当然知道赵普的秉性他确实手脚不太干净，曾收受别人十几瓶金瓜子，还被临时跑到他家吃烤羊肉的赵匡胤逮个正着。
这一次，赵匡胤准备再给自己的手下上一课以宰相赵普作为生动的例子。
朝会开始的时候，人们发现，宫殿里突然站满了閤门卫士（宫廷卫兵），赵匡胤没等大臣们开口就直接下令卫士把赵普赶出朝堂。卫士就要冲向赵普的时候，太子太傅王溥站出来向皇帝求情：臣不求陛下宽恕赵普，但因为小吏一句话就开革宰相未免不合法度，臣请彻查此事再据实定罪。
结果，这件事由王溥负责查办，他给出的答案是：赵普前段时间买了块地，现在正在盖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当朝宰相没有倒卖木材，只是在秦州、陇州买了点建材，然后做了很多大木筏，用木筏把建材运到京城。所谓倒卖木材，是赵普的建材到京后把无用的木筏拆了，然后卖木头。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赵玭为发泄心中不满，恶意中伤朝中重臣，发配汝州；至于赵普，无罪。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王溥救了赵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鉴于皇帝当时的表现有点过激，王溥断定赵匡胤又在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想借此给满朝重臣一个警示。然而，为几根木头就罢免一个宰相，怎么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的让赵普不能翻身，得找一个更狠的理由。
于是，王溥在案卷中又对赵普的房子进行了一下说明：盖房子的地皮不是赵普的，而是一个皇家的菜园子，赵普居然用远郊的一块空地糊弄到了这块好地皮；不仅如此，赵普还在这块地段上盖了一个旅店邸店，也就是北宋的高利贷交易场所。
这就足够了！
赵玭被发配之后，堂堂大宋开国宰相赵普被交御史台问罪，最终因经营邸店被罢相、贬去河阳（今河南商孟）。
宋太祖一朝，赵普是因经商被贬斥的级别最高的干部，其余因经商被杀的高官共二十九人。每逢大赦，经商之官遇赦不赦让你再跟黎庶抢钱！
当官不能做事，又不能贪污，那么这些人靠什么吃饭呢？
俸禄，非常丰厚的俸禄。
北宋的官俸体系非常复杂，真说明白估计又得是一篇博士论文。所以，这里只能告诉大家，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不干活的时候有工资，干活的时候另给奖金，另外还有服装费、午餐费、仆人费等等各种福利。以正七品俸禄为例，月薪三十两白银，按宋代米价折合到今天约为十万人民币。
县令都年薪百万！干活就被皇帝猜忌，又有如此丰厚的俸禄，堂堂大宋王朝，上至中书令、侍中、尚书，下至给事、郡县小吏，大家不问朝政、一起怠工，都以被闲置为乐事，一碰到事情就说自己不能胜任，一口气上六楼愣说自己要吃“高钙片”（筋力完壮，少亏谓病不任事）。
这么多官、拿这么多钱，不为黎庶干活，他们在干什么呢？
科举可不是今天的高考，不但数年一次，每次全国也就一百多个进士名额，但凡能做到金榜题名一定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在北宋，这些绝顶聪明之人有了新的事业，且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文化产业。既然不能在朝堂之上建功立业，那就追求文名传世吧！
欧阳修（生于1007年）、李覯（生于1009年）、邵雍（生于1015年）、周敦颐（生于1017年）、司马光（生于1019年）、张载（生于1020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沈括（生于1031年）、程颢（生于1032年）、程颐（生于1033年）……以上人物排名不分先后，而且没有列全。这些巨匠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几百年都未必能出一个，然而，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列出了这样一个名单。
北宋王朝是世界古代科学技术的巅峰，请注意，是世界巅峰、不是中国巅峰。除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其他三项均诞生于北宋；历法方面，北宋统天历与今天的格里哥利历完全一致；数学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数学家定义了高次多元联立方程，就连《射雕英雄传》（故事背景是宋朝）里的东邪等武林高手都经常以数学题考校对手……
在西欧尚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宋初便有了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
这是继西周之后的又一代中华文化盛世！
随着文化业兴盛的还有印刷业，北宋大规模的印坊已有十万左右的印板，这也同样得益于赵匡胤放开了私印图书限制。
乱世之源，表为流民、实为官吏。这些人本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只要封建官僚能不与民争利，自然也就“官无事，民自富”。在那幅传承已过千年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有一切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财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纺织业：东京开封丝绸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四百多张织机、一千多工匠的工场只是中等规模；
造船业：北宋初年所造海船长达十余丈，载重量达二百吨以上，所贮粮食可供水手一年，甚至还可酿酒、养猪，现代分舱隔水工艺就是源自于此；
餐饮业：当时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相当于今天的星级酒店，大批茶坊和食店则散布于街头巷尾；
娱乐业：瓦肆勾栏是当时的剧院、小剧场，大的剧场可以容纳上千人，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舞蹈以及杂技等等，令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马克思曾经说过：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1）。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兴起！所以，陈寅恪先生才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第5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1)
（宋太宗—宋仁宗）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蜀地铁钱
北宋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巅峰之作，钱文、制作工艺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北宋货币又极为特殊，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现了统一的货币，可是，北宋王朝却从来就没统一货币。
北宋年间，全国货币分为典型的几个区域，开封府、两浙路、广南东西两路等经济富庶的地方用铜钱，成都府等地用铁钱，陕府西路则铜铁兼用，不但如此，最后还搞出来一个交子即人类第一代纸币。
交子的起源在于蜀地，这个地方原来用铁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正是因为蜀道之难才使其免遭战乱。五代十国一甲子乱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独善其身，始终是一派承平气象。
十国之一的后蜀末代君主孟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诗词歌赋、文墨工笔，样样精通，喜欢打球（蹴鞠）、马术，还是对联的发明者。
对普通人来说，“才华横溢”绝对是溢美之词，但用在一个帝王身上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因为，所谓“才华横溢”可能是根本不知人间冷暖。他们的艺术才华只能把繁琐的世务变得更加迷离，比如，这位“才华横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臣：宰相欧阳炯擅长吹笛、知枢密使事（最高军事长官）王昭远擅长填词……
承平时节，这些人或许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多事之秋，这些人窃据朝堂是一定会捅娄子的！
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结束了，当年，后周攻取了后蜀的秦、凤等州。面对强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请和，但是，最后的署名却是“大蜀皇帝”。
《宋史》这样告诉我们，孟昶这个自称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荣，他一怒之下没有给孟昶回信，于是孟昶非常害怕，开始在剑门、白帝积极屯兵备战。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不过，以蜀道作为防守屏障是有前提条件的有钱。
防守方不能出蜀，必须把战场引到蜀道之上，剑门（四川剑阁县北）、白帝（重庆奉节县东）就是这样的地方。把军队、物资运到这些地方，跟进攻这些地方没什么区别，后蜀同样要翻越猿猴难攀的崇山峻岭那得耗费多少资财！
你不是防守吗？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势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尽，等把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计！从那个时候起，为了供养兵需，后蜀就已经开始铸行铁钱了。
周世宗虽然没有攻取蜀地，却为赵匡胤扫平后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取后蜀，整个战事只用了六十六天。然后，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秦国公，专心致志去写诗词了。这个时候，诗人皇帝才想到一个问题：以丰衣美食养兵三十年，为何无一人为我向东发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伐蜀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
王全斌的所作所为终于激起了众怒，乾德三年（965年）二月，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率领数万后蜀降兵反叛，一度围攻成都。《宋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全斌专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
蜀人为这场叛乱付出了十余万条生命，叛乱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从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员、宋朝官员也一直把蜀人看为叛乱之源。
怎样才能让蜀人不继续造反呢？
让蜀人的钱花不出去，没钱就不造反了！
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惟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
蜀地谁在用铜钱？
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
谁在用铁钱？
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宋军入蜀前，这里本来是铜、铁并行，由于货币私铸，铜钱、铁钱并无多大区别，铜、铁钱兑换比率约为4∶10。宋军入蜀后，没有官铸铜钱，官府又坚决禁止铜钱私铸和流入，铜钱数量急速下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铜铁比价飙升，二者实际兑换价格超过了1∶100（铁虽百无得一铜）。
以铜钱计价，铜钱在宋廷统治者手中，铁钱在蜀地原居民手中，蜀人名义财富立刻贬值百倍。不过，宋廷只获得了名义上的财富，只有限制铜钱流入才能维持现有的铜铁比价，一旦以铜钱购买当地物资，铜铁比价自然会随之下降。如此比价之下，宋廷根本拿不到真实的财富。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传说中驾崩，新任皇帝赵光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提出，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比如益州的铁钱。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听起来，这个政策还是蛮不错的，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赵光义统一货币的惟一手段（请注意“惟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开始以铜钱缴纳税收，按铜钱投放量每年递增10%计算，每年税收中也要递增10%的铜钱。
蜀地税收确实每年递增了10%，至于投放10%的铜钱，根本就没那么回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铜铁比价本就已经高达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10%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
黎庶只能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盘赵光义精心布下的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蜀地物价腾贵，人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即使偷偷融化佛像、毁掉古铜器甚至去盗掘古墓，也只能交到40%—50%的税赋，很多人因此获刑入狱。
还用十年？
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993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
交子纸币初长成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第一代金融帝国，在这座历时三百年的城堡式建筑中种植了一株桑树。因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原材料就取材于桑树（后改为楮树，所以交子后来也称“楮币”），这张交子就源自北宋蜀地。
首先要告诉大家，史籍中并未确切记载交子产生于何时，只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中提到过一句“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面对这句话，历代学者和货币收藏者对交子起源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最有想象力的说法。交子的创始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想把第一张纸币的荣誉归于农民起义军，实际上，如果交子真是王小波、李顺创立，那么交子就应该随着义军覆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交子最盛行的时代恰恰是王小波、李顺覆亡之后。所以，不是这样的。
流传最广泛的说法。铁钱实在是太沉了，给蜀人交易带来了很多不便，于是，人们集思广益发明了交子，即纸币。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乏加藤繁（日）、范文澜一类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无一例外举出了一个例子匹绢要两万铁钱，实在是太沉了。与铁钱相比，纸币轻便易于携带，在不允许铜钱流通的条件下以纸币取代铁钱，这种说法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
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三国蜀汉、五代孟蜀时期，蜀地都曾出现过铁钱，但是，都没有产生交子；仅就北宋而言，铁钱流通的地区也不止蜀地，河东、陕西及广南、江南和福建等地也是铜、铁兼用，这些地方都没有产生交子。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帝王先后在蜀地发行过四种铁钱，即平蜀钱、大铁钱、景德大铁钱、祥符大铁钱。其中，流通范围最广的是平蜀钱，每文仅重一钱，其余几种大铁钱虽然重约两钱，却是每枚当十枚乃至百枚平蜀钱使用。以祥符大铁钱与平蜀钱的兑换比例，按照“匹绢两万钱”的价值计算，仅重二十余斤。
一匹绢（加上包装）有多重并不太清楚，想来比二十斤少不了多少，铁钱计量重量在古代交易中并不是一个大数。所以，蜀地产生交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铁钱沉重。
那么，交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凭着一些零星史料和我们对金融学的理解，现在可以为大家来还原这段历史。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不仅因为金、银、铜等贵金属易于分割，而且因为这些重金属生产起来确实非常费力，可以代表财富。纸币取代金属货币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发行纸币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兑付所有持币人的财富。
那么，什么人才有能力让所有人都信任他呢？
有钱人、特别有钱的人、特别有钱而又有信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的封建官府是绝对没有这种信誉的。汉武大帝如此武功，推行皮币尚且无疾而终，何况“积弱积贫”的北宋。
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削弱蜀地经济基础，但蜀地始终是北宋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所谓“扬一益二”。
更关键的是，这里最富裕的人不是官，而是民。
《宋会要》记载，整个中国历史上富裕的城市都是郡县所在地，即城市既为统治者的行政中心，也是非独立的经济中心。惟独北宋年间的蜀地，“州不如县、县不如镇”，最富有的地方都是各县自发形成的市镇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千上万艘船只航行在各条河流之上，桅杆连绵千里不绝（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
西方第一代货币也出现于封建城堡之外的市镇，随着封建城堡外交易逐步发展，各城镇开始自己铸造银条。后来，信誉卓著的商人凭借自己的存银开创了汇票，这些汇票逐步演变为银行券。
蜀地交子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先说前半句“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
第一步，存单。最初的交子并非纸币，而是类似于唐朝邸店开出的一些存款凭证，存钱的邸店逐步发展为“交子铺户”，而且，存款者要给交子铺3%的手续费。交子面额完全按存款人存入的现款数目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因为不能用做支付手段，这种初期的交子实际是存款凭据，与纸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步，支付媒介。按照我们对现代银行业务的理解，对存单收取3%的提现手续费是一种又昂贵、又不靠谱的银行中间业务，应该属于被整顿之列。一取、一存就要花掉本金的6%，还不若直接把交子交给对方。拿到交子后，收款方可以直接以交子去交子铺兑现，这样就省下了3%的汇兑费用。于是，交子铺开出的交子在当地就成为了交易媒介（无远近行用），完成了交子从存单向纸币的关键演变。
第三步，货币创造。对一家现代银行来说，存款者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全部来提现，否则就是金融危机了。所以，银行只要留出维持日常营运的现金（学名“备付金”）就可以把其余的钱用来放贷款了；贷款者拿到现金，会将这些钱再存到银行，然后，银行再用这些钱放贷款；一来二去，本来一块钱的存款可能产生十块钱的现金，这就是所谓货币创造。
存款能自己再创造存款，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交子铺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一部分精明的交子经营者意识到，挪用别人的现钱放贷，放贷后还可以再增加存款，从而使自己手上的钱成级数增加；另一部分愚蠢者则用留存的现金买房子、买店铺、买宝物（收买畜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侵蚀存款者利益”。
从事农村金融的人一定知道，养殖、种植业每年都有一个用钱的高峰期，那就是每年收获的季节。养鱼户在出渔的时候要拼命向水塘撒饲料、养猪户要在出栏的时候拼命催肥、农产品收购者也要在这个时候集中资金组织收购。北宋时，蜀地以蚕桑、种植为主，在每年麦子将熟、新丝上市的时候（每岁丝茧米麦将熟），交子铺就在没有存款的情况下提前印行一批交子（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借助自身信誉创造货币用于放贷款，着实赚上一笔。
到了这个时候，交子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银行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最后，我们来解释《长编》中那句话的后半段“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是一部私人编纂的史书，却带有鲜明的官方背景。作者李焘累任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其所谓“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是一句带有严重感情色彩的话，指代刚才提到侵蚀存款人利益的交子铺。
在某一个时点，交子铺印刷的交子面值确实已经大于铁钱准备，如果个把人煽风点火搞一下挤兑，交子必然不能全额兑付现金。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坊间传闻交子铺用大家的钱买房子买地、增印很多交子用来收购新丝，结果，存款者集体冲向了交子铺，搞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批交子铺因此倒闭，史称“争闹”。所谓“争闹”史籍仅是一带而过，想来规模不会很大。
在人类第一次金融危机中，纸币（交子）持有人损失了多少钱呢？
答：20%—30%，一贯钱（一千钱）的交子最后只能拿到七八百钱。
先别急着痛斥北宋蜀地交子铺，当代经营最稳健的银行杠杆率比这也要高出不知多少倍。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银行界就叫苦连天。实际上，即使20%存款准备金、银行再留出5%的备付金、加上营运现金，银行备付金率也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时代，如果所有人都拿着存单在同一个时点去银行提款，任何一家银行最多只能支付30%的存款。相比之下，交子铺能兑换70%—80%的存款，备付金率已经很高了。
第6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2)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有信用的时候是金融，没信用的时候也被称为骗术（学名庞氏骗局）（1）。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经济还在运行，融资就将永远存在，有融资就必然有信用，有信用就必然有人会失信，这根本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信用与骗术、金融与庞氏骗局，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其中的差别在于骗术和庞氏骗局不能真正创造财富，金融却把钱送到最能创造钱的地方。个把富商“奸弊百出”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经济运行会自动淘汰信用卑劣者，最优秀者、最有实力者、最有信用者，最终将在竞争中胜出。
当年，成都富商公议：市面实力最雄厚的十六家富商出面整顿交子，此后，只有这十六家富商可以发行交子，交子面式统一，持票人可以到十六家富商中任意一家兑付铁钱。
官民交子之争
大宋王朝西北居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党项族，多在鄂尔多斯、甘肃走廊一带活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用自己的马匹、牛羊换取北宋的粮食、纺织品、瓷器，首领仅在名义上接受北宋王朝册封（定难军节度使）。
然而，北宋王朝并不能真正统治骁勇善战的党项人。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接到一份大礼。那一年宋太宗很高兴，西夏国因争夺王位内乱，新任首领李继捧为获得强大的外援，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夏、绥、银、肴、静五州献给宋廷、党项贵族所有宗族子弟内迁至东京汴梁。
对这份厚礼，宋太宗当然不会客气，立即下令所有党项贵族内迁，并以极高的效率任命了夏、绥、银、肴、静五州地方官。
对党项族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相当于把所有后代都抵押给宋朝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李继捧的反对者李继迁公开反叛，李继迁、李继捧大打出手。双方争夺的焦点在陕北横山一带，李继捧的支持者是北宋王朝，李继迁最重要的支持者则是生活在横山一带的南山党项。
按照党项族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来是连铁器都造不出来的，以精铁铸造兵器就更不可能，按常理推测李继迁战胜的希望并不大。
唐朝以来，蜀地与党项之间的贸易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史载，北宋初年商路上扬起烟尘就如同天上的乌云。北宋在横山地区没有建立有效的统治，只有在这里蜀地铁钱才能换成铜钱，于是，蜀人对党项贸易趋之若鹜。偏偏南山党项就是蜀人最主要的交易伙伴，他们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双方开战之后，铁钱对南山党项有了新的意义，据《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述，南山党项所获得铁钱基本都被重铸成兵器。
要防止南山党项继续铸造兵器，就必须防止他们获得铁钱！
要防止南山党项获得铁钱，就必须禁绝与他们贸易！
要禁绝与南山党项贸易，禁绝不了……
问题的症结在于南山党项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除了牛羊、马匹，南山党项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源乌池、白池。乌池、白池出产一种特殊的商品青盐、白盐，青、白盐的质量远高于北宋土产的解盐，价格却只是宋朝的五分之一。
正是因为青、白盐的存在，即使宋廷关闭了横山一带的官方贸易场地（榷场），还是有一批自发的民间小市场（和市），蜀地铁钱还是源源不断变成党项战士手中的利剑。
既然禁绝不了宋夏贸易，就得禁绝蜀地铁钱！
就在这时（真宗朝，998—1022年）蜀地出现了交子，而且出现了人类第一代金融危机“争闹”。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用交子取代铁钱，既遏制了蜀地，也能防止南山党项继续获得铁钱！
当然，如果能由官府自己发行交子就更靠谱了。
只要原来的发行者丧失信誉，更有信誉的发行者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十六富商取代原来星罗棋布的交子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十六富商不主动丧失信誉，还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让他们被动丧失信誉……
第一位关键人物，益州知府张咏就此出场。
张咏，进士及第，诗文俱佳，是真宗、仁宗两朝重臣，官至礼部尚书，死谥“忠定”，号称“治蜀名臣”，甚至有人将其与赵普、寇准并列为北宋三相……
现在，我告诉大家另一种解释：与西汉义纵、武周索元礼一样，张咏是一个什么都敢干的家伙，他心黑手毒、心思缜密；年轻的时候，此人曾身怀万钱出游，夜投邸店，就因为店家说了一句“今夜有生意了”，张咏就杀了人家全家，事后还纵火灭迹。
不过，张咏又与西汉、初唐的酷吏不同，他为官后嫉恶如仇、忠于职守，还曾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对付蜀地富人身上……
张咏刚到成都的时候（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蜀地第一波金融危机刚刚结束，十六富商正联名发行新交子。
新任知府张咏很有经济学头脑，他认为：交子铸币权的背景是十六富商卓著的市场声誉，如果官府再为十六富商明确交子发行权，就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张咏同时还认识到，铸币权有着特殊的价值，交子发行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收入（铸币税）。
既然是一种收入，十六富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张咏会晤了十六富商的头面人物王昌懿，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王昌懿表示要全力支持新任知府搞好工作，张咏强调益州府衙高度重视交子发行工作，将以府衙的名义为十六富商确认发行交子的特准权；张咏还指出，为了体现官民一家亲，十六富商要为益州知府承担成都一部分公共费用，比如，无偿为衙门修建河堤、建粮仓、赈济老弱孤寡……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对十六富商来说，获得官府特准相当于最终确认了交子合法性，十六家私商成了中央银行。
为中央银行牌照出点血，很值！
此后，每当知府衙门有事（或者没事），十六富商就会定期、不定期向衙门支付一笔交子。张咏拿到这些交子，也不怎么提现，十六富商手中的铁钱储备并未因此显著下降，双方相安无事多年，交子也就这么流通下来了。
张咏到任后第四年的某一天，十六富商之首的王昌懿家中突然出现了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还带着大批交子，要求当场兑付铁钱他们是知州张咏派来兑换现金的。王昌懿是十六家富户中的首富，如果他倒下，十六富商将无一幸免，当天，十六家富户硬咬着牙兑付了这些铁钱。
如果说知府大人有急事，集中兑换一批铁钱，事情也说得过去。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太寻常了。
成都市面上出现种种传闻（似乎也不完全是传闻）：有人说，知府带着士兵去了王昌懿的交子铺，这哥们是不是犯事了；有人说，知府张咏带人去王昌懿家取钱，但并未取到，一怒之下知府查封了王昌懿家；有人说，十六富商跟以前的交子铺没什么区别，他们把大家的钱都拿去买宅子买地、甚至放高利贷了，现在，连官府都取不到现钱……
所有传闻都归结到一个结论：大家一起去十六家富户兑付现金吧！
这次比较幸运，与之前交子铺不同，十六富商发行交子不足数年，交子多集中在成都少数富户手中。这些人人数较少却占了交子数量的大头，他们知道内情，也知道交子挤兑的危险性：如果这十六家富户最终真的不能兑付现金，所有人的财产都会在瞬间化为乌有。最后，成都富商公议，富人都不参与挤兑，但要求十六家富户承诺分期兑换现金，兑换现金后是否再次转存由存款者自定。
这一次张咏没能挤垮十六家富户，别着急，咱还有后招。
《宋史·食货志》记载，“张咏镇蜀，一交一绪，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张咏定下的这个所谓“三年为一界”的章程，得益于上一次挤兑事件中成都富商与十六富商所签的协定，既然十六家富商与富商签订了现金兑换协议，为了公平起见，那么也要跟所有人签订兑换协议：每三年为一限，到期十六富商要向所有持币人兑换一次现金。
至于时机，就选择新丝上市的时节。十六富商与成都富商之间确实有协议，不过兑现的时机自定，断然不会选择同一时点，更不会选择新丝上市的季节。现在，三年后所有交子持币人都要来兑换现金……
实在太损了，原本十六富商可以借交子实现自己的信用扩张，现在，不但不能扩张货币，还要定期把所有现金都兑换给持币人。
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可谓交子之幸的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就在第一界兑换即将到期的时候，张咏被调走了。尽管《宋史》对张咏赞颂有加，但在我看来，还是时人的一句评价更为中肯：幸好张咏生在太平盛世，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
让十六富商丧失信誉，做到这件事的第二位关键人物，是益州转运使薛田。
薛田，进士及第，历任知县、御史中丞、三司度支判官等职。其中，三司度支判官是管钱粮的活儿，相当于四川财政厅长兼央行成都分行行长。也就是说，薛田金融从业经验多年，熟悉货币运行规律。所以，与诚心想搞垮十六富商的张咏不同，薛田不但想保住交子，而且想将之收归朝廷所有。
薛田到蜀地任职的时候，北宋和党项已经打了很多年，蜀地距离前线很近，负责为陕北前线提供粮食、布匹、生铁等战争物资，收上来的钱经常不够花。
如果衙门掌握了交子发行权，那就不一样了！
张咏走后成都市面已经有了公议：为保证交子发行，交子仍以三年为界，到期可以兑换为现钱，也可以将旧交子换成新交子；在实际运行中，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将旧交子换为新交子。
现在，薛田来了。
大中祥符末年（1015年），薛田刚刚到任就上书宋真宗，要求官府上收交子发行权。《宋朝事实》记载了薛田奏折的内容：
第一，货币代表着钱财，成都十六富商就如同汉代七王之乱中的刘濞，一旦有了铸币权就会有很多想法，何况蜀地本身就是一个多事之地。
第二，与党项人战争久拖不决，关键之一就是党项人从蜀地弄走了很多铁钱。如果官府发行交子，就可以杜绝铁钱出境。
第三，如果官府有了交子发行权，就可以无需敛财而保证军需。当然，官府也不能白白为民间印刷交子，可以效仿最初的交子铺收取3%工本费！
结论：所以，既然不能废弃交子，那么就应该禁止民间私印交子，改成官办（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
在薛田鼓动下，益州知州寇瑊下令十六富商交出交子铺，并直接查封了印刷场、库房、印鉴（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
对于这个极其离谱的命令，十六家富商公议停发、停兑现钱。
存款者要兑换现钱？
十六富商：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左转找知府！
估计十六富商的原意是：一旦自己罢工，交子不能流通、街市再无人群、市面陷入萧条……要知道，蜀地可是要靠私商为前线供应粮食等后勤物资的……
薛田：罢工？这生意干脆你就不要干了。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出任益州知州，立即下令在蜀地设立“交子务”，即官方纸币发行机构。自此，交子务归朝廷直属，由朝廷派人任“监官”，此前的交子被称为“民交子”，而此后的交子则被称为“官交子”，民交子可以等额兑换为官交子。
官交子面值一至十贯，共十种，上盖“益州”铜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团等六枚大印；每两年一界，界满不兑现钱，仅以旧交子换新交子，兑换时要缴3%的“纸墨费”。当年，发行交子1256340贯，以36万贯铁钱作兑换本金，占纸币发行额的23%。
在薛田简单而粗暴的干涉下，民交子就这样败亡了。
承平年代官府的信誉最高，只要“交子务”不乱发交子，以官交子替代民交子也不是不可行。问题在于，宋夏战争中北宋王朝把交子作为一种御敌的武器，而且在尝到甜头后有点上瘾，最终导致官交子信誉崩溃。
第7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3)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帝国，自称“兀卒”，意思是“青天子”，并称北宋皇帝为“黄天子”。为惩罚李元昊胆敢与北宋王朝平起平坐的行为，宋夏双方零售改批发，在两千多里的战线上大打出手。
双方开战之后，北宋第一个动作不是调兵遣将，而是下令益州交子务立即增发三十万贯交子。三十万贯交子全部带有暗记，以区别于内地交子，这种交子不准在北宋蜀地交易，更不准兑换铁钱，只能运往秦、延、渭、环、庆诸州支付军饷及粮商货款，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把手中的货币拿到西夏地盘上去采购物资。
这些特殊的交子不能变现，流通区域仅限于宋夏边境，说白了就是一批废纸！但是，党项人对此并不知情。
宋仁宗还同时下令宋夏边界的榷场、和市，对出口西夏的贸易一律视为走私，要坚决打击，却并未下令禁止进口西夏商品。毕竟想禁绝青白盐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不用货物去交换，用纸币去骗也不错……
西夏文字典《文海》里这样解释“金钱”：“钱也，买卖种种价值用是也”，宋夏开战之前，榷场、和市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蜀地交子也是他们的主要货币。
三十万贯交子凭空流入西夏，摆明了就是想做没本钱的买卖抢劫。可怜西夏地盘本来就不大，境内立刻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记载：“尺布至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钱”，甚至高达“五十余千”……
此后，北宋王朝不断对陕北用兵，也就不断用增发货币的损招，最后甚至创出了一种“陕北交子”，专用于在西北战场支付军需。
货币战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重创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
之前，党项人接受交子并不是由于北宋朝廷的强制力，更不是由于北宋军队很强大，而是因为交子交易媒介的有效性，持币者可以在蜀地换回自己想要的东西。
现在，陕北交子只是“虚行印刷”、不能兑换铁钱，也不能拿到蜀地交易货物，于是，西夏人很快放弃了对交子的幻想，转而依靠另一种贸易方式“打掳”。所谓“打掳”即暴力抢劫，给宋人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记忆：每次双方交战，西夏军队都会在战后纵兵抢劫，边境六七百里之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最后告诉大家的是，交子暂时衰败并不意味着北宋经济崩溃。交子只是一种地方性货币，大规模印发交子的初衷也不是劫掠民间财富，而是为了劫掠西夏。后来，这批交子逐步回流到国内，北宋王朝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蜀地官交子兑换了这批陕北交子。
陕北交子的事情解决了，这场北宋王朝与西夏之间的货币战争却一定给双方都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没关系，北宋货币战争，咱还有下一场。
澶渊之盟
历代游牧民族中，契丹是最特殊的一个：这是惟一曾经与中原王朝和平共处长达百年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是最骁勇的民族，却是最长命的少数民族帝国，除汉、唐以外，辽帝国甚至比宋之前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要长命。
大唐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候，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立了辽帝国。当时，契丹贵族已经完全汉化，辽帝国完整借用了唐帝国的官制、礼制、宫廷制度，是汉族帝国自己的影子。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以割献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得契丹支持，自此，中原王朝门户大开，丧失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后周以来，历代帝王无不梦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也包括雄才伟略的赵匡胤。
这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陈桥兵变的时候辽帝国立国已逾半个世纪，三十万军队以骑兵为主；当时的北宋不过就二十万军队，还是以步兵为主。
于是，赵匡胤想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对付契丹：金钱！
赵匡胤每年都要省吃俭用存下一笔钱，即“封桩库”。“封桩库”是用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专项资金，方案一：等积蓄了足够的金钱，就向辽国赎买燕云十六州；方案二：如果辽国不肯出售燕云十六州，那么，“封桩库”就是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的本钱。
赵匡胤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二十匹绢买一个契丹骑兵的人头，二百万匹绢就可以买到十万个契丹骑兵，那么，辽国将精锐尽失……上天没有给赵匡胤这个机会，封桩库的钱还没存够，赵匡胤就“未富先死”。
宋太宗统一北汉后，北宋有一百多万军队，辽帝国仅有三十多万军队。仅仅比较士兵数字是没有用处的，北宋一百万军队中，能作战的不足三十万，其余都是不能打仗的工程兵为防止流民闹事，北宋王朝把军队作为收容流民的大本营，失地黎庶可以在这里领到维持生存的薪水。
此后，北宋王朝对契丹屡战屡败，太宗朝高粱河之战北宋兵溃，宋太宗赵光义不知从哪里抢到一头毛驴才逃脱被俘的命运。按照以往的经验，游牧民族一旦取得军事优势，往往会迅速推进，甚至占领整个北方。然而，尽管北宋王朝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两国仍旧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存在了一百五十四年。
不靠军队，宋太宗又是用什么方法阻挡了契丹骁勇的铁骑呢？
答：货币。
宋太宗在高粱河一役被打成重伤，回来一怒之下关闭了宋辽之间的所有榷场，下令停止对辽所有贸易：宋人敢偷运一升粮食过界、辽人敢来北宋买粮食，一律处斩！
这比动员一百多万军队都好使。
辽帝国经济繁华区域仅限于南京、上京、东京、西京和中京，其余地方还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五京地区所产粮食、手工业品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帝国需要。既然北宋王朝不允许公开贸易，那就只有靠走私了。
要把北宋商品走私到辽帝国，首先要在北宋地盘上买到东西；
要让宋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卖给契丹人，价格肯定要远高出北宋市场上原本的粮价；
要出得起这么多钱，辽人得先有宋朝的钱……
虽然辽人冶炼技术丝毫不逊于北宋，但是辽帝国没有铜矿，也就造不出铜钱。造不出铜钱，还可以铸造铁钱：北宋地界铜、铁钱兼行，既然北宋王朝铜铁钱官方兑换比例为1：4，我用1：10甚至更高的比例交换铜钱，总该可以了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当时宋辽之间的产业差异就是这个情况。
北宋几乎掌握着所有产业制高点，陶瓷、造纸、织锦、造船、茶叶……本来，辽帝国畜牧业还有点比较优势，可以对大宋王朝出口马匹。但是，宋人来辽国“搞”马的方式却从来都不是买，而是偷（杀）。宋太宗想出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凡我宋人，能到契丹地盘上偷回一匹马的，赏锦帛二十匹，当时杀一个契丹士兵的赏格才是五千钱，比二十匹锦帛低一半。
以上产业差异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大宋王朝可以不买辽国的东西，辽国却必须来北宋购买商品。虽然拿十枚铁钱确实可以在北宋换到一枚铜钱，但是，辽国铁钱不可能全都弄到北宋来换成铜钱，更多的铁钱还是要在辽国境内自己消化。
买不到北宋的物资，辽帝国开始以铁钱大量购买民间物资，自行消化这部分货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五京等经济繁华区域立即爆发超级通胀，即使帝国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确保供应的上京也是“斗粟值数缣”。很快，契丹人不再信任自己的任何货币，转而信任实物羊、锦帛和粮食。
通胀之后，辽帝国南部经济发达区域继而爆发了罕见的饥荒，辽圣宗统和初年“山前诸路大饥”，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去北宋贩卖粮食的路上，一部分人干脆直接跑到北宋官府，要求容纳自己为子民……
既然经济上没有比较优势，辽帝国拿出了自己最后的比较优势刀剑出鞘！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圣宗亲帅二十万军队入寇北宋，挥兵直奔汴京，十一月，双方未经一次大战就打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
我们同样还是忽略战争经过，直接给出结果：开战当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议和，自此，北宋每年向辽帝国无偿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改为三十万），这就是宋史中著名的“澶渊之盟”。
关于澶渊之盟，除宋朝之外的中国历史上，无数人、无数次对此喷过口水，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更有人说，辽帝国根本就是一次讹诈，入侵之初辽帝国就已经派降臣王继忠来北宋索要“岁币”。
真的是这样吗？
澶渊之盟全文摘要如下：第一，辽主尊宋帝为兄，宋帝尊辽萧太后为叔母；第二，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治理黄河、缉捕盗贼；第三，双方撤出边境所有军队，官方机构只留下榷场。
真宗朝主导澶渊之盟的是名相寇准，事后他经常以此居功自傲，他的继任者王旦则对此做了最好的总结：澶渊之盟以来，天下生灵得以安享太平，虽然每年给了辽国一些岁币，但不足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
有人说，即使如此，北宋也不应该送给辽帝国“岁币”，这开了一个“金钱换和平”的恶例。
对北宋来说，主要收入来自商税，一旦宋辽开战，生意是肯定做不成了，蓬断草枯、凛若霜晨，“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对辽帝国来说，积雪没胫、坚冰在须，师老于坚城之下，再打下去是什么结果谁也说不清（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不用金钱换和平，难道虚耗天下千万黎庶的生命去换得帝王一时虚荣？
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百年桴鼓不鸣，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与游牧民族融合的典范，辽国也成为北宋抵挡高丽、女真、党项等其他民族的第一道防线，虽无燕云十六州之地，却收十倍之功。
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发展迅速，北宋出口商品涉及粮食、香药、犀象、茶、苏木以及各种手工业品，甚至包括硫磺、硝石一类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出口。但是，有一种物品绝对不能在贸易场上出境，即，货币。
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不考虑交子，北宋官民铸币数量约为一千多亿贯，是唐朝的一百多倍。然而，这是一个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朝代，终北宋一朝始终存在“钱荒”问题，所以，才有交子、铁钱出现。
自己的铜钱都不够用，怎么能流到辽国？
真宗规定，宋人在榷场只能以货易货，严禁以铜钱购买，但是，辽人可以用铜钱、白银、锦帛购买北宋货物送到辽国的岁币，最后全部回流到北宋地界。北宋朝廷还对这项政策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宋辽边市的目的是互通有无，宋钱购买力太高，不能让少数民族兄弟吃亏！
最后说一个插曲，除了货币，北宋还坚决禁止另外一种东西流入辽境图书。
澶渊之盟时，辽帝国就曾提出一条建议（北宋没有答应）：双方共修唐史。契丹人同样以大唐正统继承者自居，现在的情况不过是又一个南北朝。这个建议一定给北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辽帝国亡国，北宋始终严禁“九经”以外的任何图书进入辽国，处罚措施之严甚至超过了走私铜钱。
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第二年，北宋诗人魏野著行《草堂集》。一年后，辽国给北宋送来一封国书：《草堂集》有大唐遗风，可惜我们辽国现在只“弄”到半部书稿，恳请皇兄赐予另外半部。
为求一部新书，皇帝甚至以国书的方式向北宋王朝索要！如此文化，其经济、其货币焉能不盛？
北宋国势也在澶渊之盟后的仁宗朝达到了巅峰：《宋史》记载，庆历年间北宋商税收入已经突破了两千万贯，民户为一千九百万户，如果考虑疆域范围，仁宗朝的税收、民户数都已远远超过了大唐盛世的巅峰开元之治。
然而，封建官僚永远都是不甘寂寞的，让这些人有位无权、有钱无势，显然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一旦封建官僚试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北宋王朝行将多事。
第8章 变法风云(1)
（宋仁宗—宋神宗）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
庆历新政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