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专栏《非典纪实：瘟疫与人类的生存战》
一个「毒王」的存在，就会造成几十人上百人感染。「仅淘大花园有 320 多人感染『非典』，其中 42 人死亡。」
我们已知现代瘟疫是无国度的，病毒到哪儿，都会在哪儿攻击人类。「非典」疫情有一个特点，即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流行病学上被称为「超级传播者」，而我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毒王」的病人。
「毒王」这种称呼确是由广东首创的。
在广东生活了十几年，有一个小发现，即广东人做事简约，说话也简约，特别是在称呼上。比如说，漂亮，好看，他用一个字「靓」。这个本来是用于描述漂亮的词，后又被广而推之地运用。漂亮的姑娘被称为「靓女」，漂亮的小伙子，被称为「靓仔」。这些还好理解，但如果把一碗好汤，称为「靓汤」，你就觉得广东人用语的特点了。
这次在关于「非典」的报道中，传媒上就出现了「毒王」一词，这也是一线医务人员创造的简约性说法，传媒发现既形象，也准确，就推而广之地运用了，进而传至全国。
每一个「毒王」的出现，都会放倒一批人，每一个「毒王」的出现，都会加重当地的疫情发展。
那么，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毒王」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造成重创的。
2 月 22 日 香港广华医院：刘俭伦是否香港「非典」的源头
香港最大的「毒王」恐怕要算那个造成淘大花园几百人感染的男人了。据《香港商报》2003 年 7 月 1 日报道：「淘大花园有 320 多人感染『非典』，其中 42 人死亡。」听起来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然后他本人并不是淘大花园住户，只是他的一个亲戚住在淘大花园，他曾四次到访住在淘大花园 E 座的亲戚家中，因此把感染源带到了淘大花园。
这个「毒王」和造成广州多家医院重创的「毒王」不同，广州的「毒王」至今也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即他是在哪儿被传染的。香港的这个「毒王」已经查明他的传染源，是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8A 病房的一个病人，此人是另一个香港「毒王」。
2003 年 3 月 5 日，一位香港男性患者因发烧不适，入住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8A 病房。病人发烧咳嗽，医生在医治中，曾采取用过喷雾式药物治疗，事后检查，怀疑病人咳出的飞沫迅速散布于整个病室，所有在场的、进过 8A 病房的十多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接着，「非典」病毒迅速在威尔斯亲王医院传播，至 3 月 13 日，该医院感染「非典」发病的医护人员为 115 人！
3 月下旬，淘大花园「毒王」曾到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8A 病房探视过病人，怀疑在此被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毒王」感染。淘大花园「毒王」是个严重的肾病患者，免疫能力很差，到访淘大花园 E 座亲戚家中时有腹泻，并在亲戚家中多次入厕。
3 月 24 日，淘大花园 E 座居民中有 40 人感染「非典」，另有其他座的 30 多人发烧发病，到 3 月 30 日淘大花园已有 85 人感染「非典」，占当时香港感染「非典」病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都到访过淘大花园，就是寻找这个传染源到底在哪儿。这时有必要说明一下，淘大花园并不是一个中文准确意义上的花园，而是一组高层建筑。香港人的很多中文用法和内地不同，经不住推敲，例如，著名的太古广场，你第一次去一定找不到，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广场，同样是一幢摩天大厦。据说，惹祸的是这座高层建筑厕所里排污管的一种弯头，这种弯头排水不充分，造成污水残留，使「非典」病毒迅速扩散。为彻底隔断淘大花园这个最大的传染源，也为了防止「非典」病毒由淘大花园向外更大的扩散，3 月 31 日清晨，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对淘大花园发布了「隔离令」，并将淘大花园 E 座未感染上「非典」的住户迁移至一海边度假村隔离。截至 4 月 13 日下午 1 点，香港因「非典」而入院治疗的累计人数为 1150 人，其中淘大花园的居民为 316 人。
有一种说法，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8A 病房的「毒王」，曾在 2 月 21 日至 23 日间去过京华国际酒店 9 层探访过客人。
而这个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又与一个叫刘剑伦的医生连在一起。
刘俭伦是一位已经 64 岁的老人，广州中山二院的教授、著名的肾内科专家，几年前退休后又被中山二院返聘回院仍在肾内科工作。前面关于中山二院的章节我已经介绍过，中山二院由于在广州中心区几乎寸土寸金的珠江边，它主要由三幢大楼组成，中间是有着 70 多年历史的博济楼，两边是分别与近年建成的中山楼和岭南楼。刘俭伦所在的肾内科在岭南楼的 12 楼。我们已经知道收治中国第一个「毒王」的中山二院呼吸内科也在岭南楼的 12 楼，并且与肾内科相邻，同属于中山二院大内科，科主任就是女博士伍卫。
2003 年 1 月 30 日到 2 月 1 日的上午，后被称为「毒王」的周姓非典患者就收治在呼吸内科。
刘俭伦虽在肾内科工作，但没有接触过「非典」病人。但他与后来纷纷被感染的呼吸内科同事们有过接触，并且在同一电梯上下班。去香港前，刘俭伦已经感到不适，有低烧、咳嗽。医院给他做了多次检查，虽然发烧，但多次量体温，最高的一次只有 38 度；三次验血，白血球都高达 1 万以上，而「非典」病人的白血球表现为不高甚至降低；拍了胸部 X 光片，发现左下肺有阴影，服用抗生素后阴影消失了。而几乎所有的「非典」病例都显示，抗生素对「非典」病人无效。当时所有的症状，都不支持诊断刘剑伦为「非典」病人。在症状逐渐减轻后，刘俭伦对自己的诊断是轻度的典型肺炎，典型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多发病，其并不在国家《传染病防治法》中所列的传染病之列，一般经过抗感染治疗后愈后恢复也快。刘俭伦本来就症状轻微，经过几天治疗后自我感觉良好，便与太太同行于 2 月 21 日抵达香港出席外甥女的婚礼，住在九龙京华国际酒店 9 层 911 房间。这一天晚上，另有三个新加坡女人同住 9 层，911 房的对门 910 房，住着一个陈姓的美籍华裔商人，他从上海取道香港前往河内。刘俭伦夫妇入住后，一对来自多伦多的夫妇办了退房手续，他们也是 9 楼的房客。
2 月 22 日，刘俭伦自觉不适加重，便到香港广华医院求诊，被留院观察。作为一个医生刘俭伦已经感觉到随着病情症状的发展，自己患的不像是典型肺炎，便明确地告诉医护人员自己来自广州，有可能在不所知的情况下接触过「非典」病人，提醒香港医院的医护人员注意防范及考虑相关治疗措施。2 月 23 日，刘俭伦的病情开始恶化，经几番抢救无效，于 3 月 4 日去世。
香港广华医院参与过救治刘剑伦的一名医生和五名护士后来感染上「非典」。
从刘俭伦在香港广华医院昏迷到去世这几天，有六位曾与刘俭伦同住在国际酒店 9 层的房客，也分别在越南的河内、新加坡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发病，并感染上相关的医护人员。
香港继广州后，成为「非典」重创的又一个城市。
最初似乎有一种共同的看法，香港的「非典」源头由刘俭伦而起。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微生物系医学院试验室，也就是最早发现「非典」冠状病毒的试验室之一，在分析香港「非典」病人身上变异的冠状病毒时，发现它们基因和刘俭伦身上找到的冠状病毒基因并不同源。
2003 年 5 月 2 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公布了他们研究的结果，指出今年 3 月上旬「非典」于威尔斯亲王医院暴发时，已最少有三个源头同时存在香港。这更有力地说明刘剑伦并不是「非典」在香港暴发的唯一源头。
于是，那种说香港「非典」完全来自刘俭伦的声音渐渐地就消失了。
2 月 26 日 越南河内越法医院：收治一位美籍华裔商人
写这一节不是为了记录国外「非典」的发生和治疗情况，因为这部作品主要还是记录广东抗击「非典」的历程，但是「非典」作为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和传播，那么同样抗击「非典」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斗争。
写这一节，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一个人。
在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国的医生，中国的护士，中国的医务工作者以及有关方面，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所表现出了崇高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整个社会，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有一位外国医生，在疾病来临之际，同样以崇高的责任感工作在抗击「非典」一线，并且及时发出警告，拯救了别人的生命，而他自己却倒下了。这个人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驻河内的传染病学专家、寄生虫病专家，意大利人卡洛·乌尔巴尼。
河内，2 月 26 日，河内南城近郊的越法医院收治了一个到河内做生意的美籍华裔商人。入院之初，病人只是发高烧，但用了各种抗感染药物都无疗效。
乌尔巴尼作为世界卫生组织驻河内的传染病学专家，得知消息后，于 2 月 28 日赶到了越法医院，他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规的病毒。乌尔巴尼认为，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疾病，引起这种病症的病毒与以往导致感冒、肺炎等病症的病毒完全不同，乌尔巴尼也称其为「非典型肺炎病毒」。
闻讯赶来的乌尔巴尼医生感觉到这个病人的不同寻常，他建议医院采集病人的血样及咽拭子，这些化验样本后来送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在日本的合作试验室、美国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总部、河内的国家卫生及流行病学院。
后经了解：患者是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再来到越南河内的。在香港时下榻于九龙京华国际酒店 9 层。
3 月 3 日开始病情继续恶化，出现咳嗽、呼吸困难，高烧达 42 度。
3 月 5 日，给患者看病的越法医院的五名医护人员开始发烧。乌尔巴尼震惊之余，当天便向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作了报告，次日又有 6 名医护人员感染。乌尔巴尼和他的菲律宾同事会商后认为这个病有可能通过空气传播，他要求封闭越法医院，并采取严格的传染病控制措施，对所有患有这种神秘疾病的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越南办公室主任帕斯卡尔.布鲁顿说：「乌尔巴尼一直在病床前抢救病人。从他通知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疾病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病人身边。」
在乌尔巴尼发出的紧急警示下，世界卫生组织于 3 月 7 日正式启动了全球暴发性疾病警告及回应网络。
当不少人因为知道发生一种新的烈性传染病而害怕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乌尔巴尼每天都到医院去收集样本，与医护人员交谈，指导医生们加强对这种传染病的控制。他一边亲自救治病人，一边给其他医生讲解治疗方法。在乌尔巴尼与越南医院的共同努力下，自 3 月 22 日起，越南再没有发现新的病例。
3 月 11 日，经过连续三周的工作后，乌尔巴尼抵达曼谷参加一个会议，他突然感到不适，接着开始高烧，乌尔巴尼知道自己感染了，他立即住院并建议院方隔离自己。这个最早发出「非典」警报的意大利人也染上了「非典」。住进医院后，乌尔巴尼立即给在河内的妻子打电话：「马上带着孩子们回意大利。我被感染了，也许生命就要终止。」
18 天后，即 3 月 29 日，乌尔巴尼死于自己一个月前发现的这场新型的传染性疾病，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享年 46 岁。
我查阅有关资料才得知，乌尔巴尼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有着崇高职业道德精神的医生。
1999 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一位微微秃顶、长着黑黑的兜腮胡子的中年人，代表「无国界医生组织」上台领奖，这人就是乌尔巴尼。
卡洛.乌尔巴尼，1956 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沿海小镇。成年后，在意大利的马切拉塔综合医院当医生，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意大利分部的主席。1998 年，乌尔巴尼开始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传染病专家，致力于根除儿童的寄生虫病。他曾帮助越南、柬埔寨、老挝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医生开展这项工作。2000 年 5 月，乌尔巴尼到河内工作。
乌尔巴尼代表「无国界组织」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讲过这样一段话：「这一奖项是奖给这样一种理想的：人类的健康和尊严不可分割。与患者在一起并保护他们是我们的职责。」
乌尔巴尼还说：「我们医生的职责，就是离患者更近一些。」
乌尔巴尼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乌尔巴尼去世后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肯定了乌尔巴尼的杰出贡献和敬业精神。意大利总统决定，授予乌尔巴尼公共卫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卫生防疫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人类在与瘟疫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人付出了生命。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3 月 1 日凌晨 北京 301 医院：出现第一例「非典」患者
2003 年 3 月 1 日的凌晨，一辆车身标有山西省太原市急救中心字样的救护车驶进北京 301 医院。从车上抬下一位女性患者，护送的有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魏东光和两位护士，以及患者的家属。后经回顾性确认这不仅是北京，也是华北第一例「非典」患者。
据北京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者 27 岁，山西太原人，是一个做珠宝生意的商人，经常出差到广东等地进货。2 月 18 日，患者与她的弟弟飞到广州，后去了揭阳和深圳。2 月 22 日在从深圳回广州的火车上，她感到发冷浑身酸痛，以为是连日奔波疲劳受寒。23 日回到太原，体温为 38.8 度，到医院求诊，检查后诊断为感冒。2 月 25 日开始高烧，体温一度达 40 度，立即送往另一家大医院，做了好多检查，医生认为还是感冒。
2 月 27 日，患者在去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求诊时，病情引起科主任魏东光的警觉，他要求「腾出特护病房，医护人员注意戴上口罩」，但采取了种种办法，治疗依然无效。
2 月 28 日，患者丈夫提出转院。和广东的最好医院大部分集中在广州一样，全国的最好医院当然相当一部分集中在首都北京。山西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路程，患者家人决定将病人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北京 301 医院。病情危重，当天晚上就出发，由魏东光主任陪同，太原 120 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于次日凌晨，也就是 3 月 1 日将病人送到 301 医院。
这一天是星期六，不能办理住院，医生先将患者安排住进急诊室观察病房，同病房还有另外三名患者。
3 月 3 日，患者高烧不退，转入 301 医院呼吸科病房，陪同患者的母亲开始发烧，体温高达 39 度，爱女心切，不忍离去，仍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喂药喂水。
3 月 4 日，医生告知患者，这种病很像非典型肺炎，赶紧分隔病房，患者的母亲也开始住院。3 月 5 日，患者的父亲在太原发病，高烧不退，诊断为支气管炎，也被转到 301 医院。由于 301 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一家三口又转至 302 医院，患者与父母同住一病室。
回到太原的魏东光发病，同时另有山西的两名护士被感染。
3 月 7 日，患者被告知其父亲要转院，其实是因为病情恶化而抢救，后去世。
我们很难想象患者当时的心情，以及和父母亲同在一个寝室，一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场景，那是什么样的语言也无法描述的残酷及无奈。人在此时此刻还会去回想吗？像现在这种飞来横祸并且祸及全家，先是父母为女儿担忧，然后是互相听着那呼吸困难的呻吟之声而无法施以援手，甚至连叫一声「爸妈」说一句安慰话的力气都没有，眼睁睁地等着生离死别的那一刻，人生凄冷生死无常真是莫过于此了！
父亲转院时，母亲凭直觉告诉女儿：「你爸会有事。」患者当然无法接受难以相信，母亲长叹一声告诉她：「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如果连最坏的事情都接受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这番话，成了母女之间的诀别之言。
3 月 8 日，患者的弟弟、弟媳、一岁多的孩子相继出现「非典」症状，一起进了 302 医院住院治疗。
3 月 15 日患者母亲去世。同日，已经退烧，但身体极度虚弱的患者决定回太原隔离、疗养。3 月 22 日病愈出院。
3 月 16 日 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北京第一名「毒王」出现
2003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1 时许，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急诊室，一位 70 多岁的病人李某前来就诊，检查的结果是发热、呼吸困难、严重心衰。病人自诉 15 日晚上 9 点钟在北大医院（即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当时的诊断是「右下肺炎，陈旧性结核」。根据病情，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清泉诊断其为常规的老年性肺炎，输液后下午病人状况恶化，体温增高，心脏停跳，呼吸几近衰竭。
刘医生凭着医生的敏感询问病人家属：「病人最近去过外地吗？」家属告诉他，患者刚从香港回来。刘医生有所怀疑：「这是一个重症『非典』」。但，他不敢下结论，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新的传染性疾病，任何医生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东直门医院的医生、领导太想了解这种怪病的信息了，便打电话到广州的一个医院病房里，据说，接电话的医生很负责，他说，「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便详细介绍了「非典」的一些情况，几天后，东直门医院还收到了一份广东防治「非典」的小册子。医生们抢着看，看得格外认真。
3 月 20 日，这位年迈的李姓病人几度垂危几经抢救以后，还是病故了，东直门医院急诊科的五位医生、六位护士相继出现「非典」症状。刘清泉主任是急诊科最后一个出现高热的，所幸的是三天后体温恢复正常，可是他刚刚动完乳腺癌手术的妻子，因为到医院给他送过饭不幸染上了「非典」。
3 月 28 日，刘清泉的妻子与感染的医生、护士一起，送到了北京佑安医院，已经退烧的刘清泉熟悉急诊抢救及呼吸机，请求留在佑安医院参加急诊抢救，因为这其中不仅有他的那些已经患病的同事，还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
4 月 19 日上午 7 点，刘清泉抢救病人时得知：他的妻子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已离开人世，抢救无效的还有他的同事段力军医生。
妻子病情恶化已与数日前上了呼吸机，说不出话的妻子只能凭写字和丈夫沟通，妻子在纸上写道：「第一，你以后要干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继续研究这个病，人没有肺，太难受了！」
患者李某的故事还可以补充如下：他去香港是为了探望在威尔士亲王医院住院的兄长。可以推断因此而染上「非典」。李某在 3 月 13 日开始发烧，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人，香港有关方面对其采取了跟踪观察，可是因为拼音有误，李某还是于 3 月 15 日上了回到北京的飞机。
他所搭乘的国航 CA112 航班，112 名乘客中有 16 人后来出现发烧症状。
3 月 16 日到东直门医院求诊的李姓老人一共传染了 73 人，其中下传第一代即有 27 人，最长潜伏期为 12 天。
以上两例北京「非典」患者按流行病学的统计方法，都属于输入性「非典」患者，但北京和广州一样，第一批患者并不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也出现了「毒王」。
3 月 25 日晚上，出租车司机王某到位于三里屯附近的北京武警总队医院就诊，其症状为发烧，咳嗽，肺部有阴影，血相不高。接诊的武警部队医生，觉得王某的症状很像「非典」，当天就收入单人病房。次日，王某肺部阴影扩大，医生建议他转往呼吸科实力较强的朝阳医院诊治，并告诉患者，他有可能患上了非典型肺炎。
3 月 27 日，王某住进朝阳医院发烧门诊隔离室，留观一夜，次日转往佑安医院。
王某转走后，武警北京部队总院及朝阳医院的一批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就有内二科主任医生李晓红。李晓红于 2003 年 4 月 16 日凌晨于北京 302 医院病重去世，她是北京第一个因抗击「非典」而以身殉职的医生。
继那位山西的女患者、东直门医院的李姓病人之后，王某是北京遭遇「非典」早期的第三条传染主线。40 多岁的王某于 5 月初不治病故，其父母也被感染先后辞世。
与其他两条传染源迥然不同的是，王某一直在北京开车，从未去过外地，也没有接触过「非典」患者，他属于北京本地的「非典」患者，而且也属于「超级传播者」。
3 月 20 日 山西省人民医院：重创太原的几名「超级传播者」
这一天，有位岳姓患者因为发烧不退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就医，医院将其留院观察，经过几天治疗，病情仍在加重。岳某是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前不久在北京因口腔溃疡到 301 医院看过病，回到太原就身体不适，发烧不退，因此来到山西省人民医院。3 月 23 日，岳某被怀疑感染上「非典」，而使山西省人民医院措手不及的是，岳某成了山西的首名「毒王」，先后有数十人被其感染，曾到医院探望过岳某的清徐县政协主席，感染上「非典」后病情恶化，不治身亡；送岳某去北京的 32 岁的小车司机及其妻子也相继感染「非典」先后死去。为此，山西省有关部门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将与岳某有过接触的 128 人进行了隔离观察，最后住院 24 人。岳某，是重创山西的首名「非典」超级传播者。
就在岳某被怀疑患上「非典」的当天（3 月 23 日），太原市的一名退休女工谢某感觉胸闷发烧，也来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就医。谢某刚从北京奔丧归来，其兄患结肠癌，死在佑安医院。佑安医院是北京传染病专科医院，后成为收治「非典」的专门医院之一，谢某的哥哥死亡证明书上写着：「发热，原因不明。」
谢某被山西省人民医院的接诊医生留在急诊室观察，三天后死亡，死前确诊为感染「非典」，谢某先后感染了山西省人民医院十多人，在确认她为「非典」病人后，医院临时将她留住在观察室隔离，结果连施工的电工也被感染了。被谢某感染的还有急诊室副主任梁世奎，4 月 24 日，梁世奎医生不治身亡。
4 月 2 日，山西报告的确诊「非典」病例为 4 例，6 日为 24 例。到 4 月 30 日确诊患者为 299 例，疑似病例 130 例，死亡 9 例。山西的「非典」感染者，居于广东、北京之后。
4 月 15 日 天津武警医学院：天津出现「非典毒王」
4 月 15 日，一名河北籍的男性患者到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求诊，他来到医院并不是因为发烧，而是因为他是一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在这之前他先到了北京阜外医院，没有被收治，又到北京民航总医院投医。4 月 7 日住进北京民航总医院等待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还没有做，民航总医院发现了「非典」患者，医院人心恐慌，他也不得不出了院。出院后得知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治疗像他这种心脏病的高明专家，便直接来到了天津。到天津前他并没有出现感染「非典」的症状，可后来他成了使天津人为之色变的「非典毒王」。
医院为患者检查之后做了诊断：冠心病、高血压、慢性肾衰、痛风。正在准备对其心脏病进行治疗时，4 月 16 日患者开始发烧，体温达 38.5 度，并伴有咳嗽、胸痛，X 光透视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觉得患者的症状可能与「非典」有关，于是再三询问近期有没有与「非典」病人有接触史，或者去过有「非典」疫情的地区，但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患者显然隐瞒了在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就诊的情况，这就带来了严重后果。
4 月 18 日，患者被转到天津市肺科医院后病情恶化，经过会诊，因找不到传染源仍未确诊为「非典」。4 月 19 日再转往传染病医院后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4 月 20 日患者病情再度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
患者生命的最后五天是在天津度过的，其传染性之烈、传染面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凡是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几乎无一逃过，他是天津的一个超级传播的「毒王」。
最先被感染的是和患者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同住一个病室的 70 岁的陈姓男子，17 日发病，20 日病亡。接下来的几天中，陪伴患者的亲属和凡是参与救治、运送的三所医院的医生、护士纷纷倒下！肺科医院一个科室共 14 名医护人员，13 人被感染，包括 64 岁的主治医师裴鸿烈，并且成为天津第一个抗「非典」中不幸殉职的医务人员。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仅直接感染的医护人员就有 30 多人。
据天津的报章说，这位被称为「毒王」的患者直接、间接传染的确诊及疑似病人为 160 人。如果属实，那么他所感染的人员远超过广州的周姓「毒王」了，但广州在统计中，没有计入「疑似病人」。笔者怀疑这个统计数据，疑似病人并不等于就是真正的「非典」患者，而且由于这种新型传染病，其传染途径、发病机理、确诊条件都还在进一步的摸索了解中，当由于其传染性高，当时又在社会上造成很大恐慌，而医疗卫生部分为了迅速控制其传播，对医务人员在接诊可疑病人时漏诊的责任做了严格的规定，医务人员为了最大的防止「非典」传播，有没有「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愿漏掉一个」的情况存在？对这一点怀疑的并不是我一个。科学的探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在与一种新型病毒作斗争的时候，需要充分认识到了解它的艰巨性，要想完全清楚地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几个超级传播「毒王」的出现，使天津确诊为「非典」病人的 50% 是医护人员。
为了迅速控制「非典」在天津的传播，天津市采取了许多措施，有的措施由于老百姓没有充分理解，竟酿成了冲突。
疫情暴发后，天津市决定在下辖的每个区建立一个「医学观察点」，武清区的这个点设立在汊沽港镇的镇中学内。于是，正在上课的学生和老师被要求在一天内转移，然后来了大批工人进行装修，有装修工向村民透露：「今后，这里收治『非典』病人了。」这个消息迅即传播，汊沽港镇附近村庄老百姓群情激动，结果发生了「砸烧事件」。4 月 27 日早晨附近村民听说「今晚就要把病人运来」，二光村的部分村民开始聚集在学校门口议论纷纷，听说了消息的更多村庄的村民也成群结队地涌来，到中午，据《新闻周刊》2003 年 18 期的报道说，聚集在中学门口的村民达到近 2000 人。
村民们找到当地镇政府，要求停止建设「观察所」，镇领导告诉村民，学校是教育局管的，改建「医学观察点」是区政府决定的，镇里做不了主。镇政府的表达村民很不满意，终于引发了骚乱，下午 3 点，愤怒的村民冲进学校砸毁教学楼内的各种设施，村民的想法是砸烂了东西就不能收「非典」病人了。接下来有人开始燃烧桌椅，形势继续失控，部分村民又冲进镇政府、镇教育办公室，其中的部分设施也被砸毁。
晚上，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才控制了局面。
5 月 4 日 内蒙临河市：「毒王」因「妨碍传染病防治罪」被捕
3 月 27 日，有一辆编号为 K177 次的列车如往常一样，缓缓地驶出北京站，列车途经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临河、乌海、磴口等地驶往终点站银川。
这一辆列车上有两位男性乘客，他们互不相识，后来证明却在不同的地方感染上「非典」，并且把「非典」带回了家乡。一位姓赵，是内蒙古巴盟磴口县广播局副局长，他和几个同事一起进京参加一个广播器材展销会，同事们先回去了，赵某晚走，去了 301 医院探视一位病人后返乡。另一位姓李，是内蒙古临河市铁路医院急诊科主任，他是 3 月间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学习， 3 月 16 日，东直门医院接受了一位从香港回来的 70 岁的「非典」病人。3 月 27 日这一天，李某乘 K177 次列车回家。
赵某返回磴口后便有不适之感，但当天仍与亲友聚餐。次日，不适感加重，开始输液，住进磴口县中蒙医院，病情没有缓解，肺部阴影加重。医院方面束手无策，医生建议患者转往北京的大医院，磴口到呼和浩特 500 多公里，到北京 1000 公里，到银川 300 公里，赵某自己感觉病势很凶要抢时间便选择去银川，在家人的护送下坐小车到了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
于是，宁夏就有了当地第一个输入型「非典」病例。到 4 月 20 日，宁夏确诊的「非典」患者为 5 例。一个患者牵动着一片土地的神经，还牵动着 3 月 27 日那一趟从北京发出的 K177 次列车，追踪这一趟列车上的所有乘客，告知他们有可能感染上「非典」的危害，为此卫生部门和铁路部门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后来也说不清有效没效的工作。
而李某后来也被证实感染上了「非典」。令人感到可悲的是，这位医生出身的李某，因一连串有失专业水准的过失，不仅使自己的家庭遭遇不幸，而且还危害了社会，触犯了法律。
K177 次列车把李某送回临河时，李某已有自觉症状了，他的父亲是老中医开有私人诊所，李某去看病，未见效，以肺炎住进巴盟医院呼吸内科，4 月 5 日转入隔离病房，病情趋于缓解。
4 月 8 日，李某要求出院，院方回答，其是「非典」疑似病人不能出院。李某打电话到所在单位临河铁路医院称自己病已痊愈，临河铁路医院派了医生、护士和司机来接他，巴盟医院方面还是坚持患者为「非典」疑似病人不能出院。李某又招来出租车，司机被告知后一溜烟把车开走了。李某便和妻子步行出院不听劝阻扬长而去，到他父亲开的诊所继续输液。医院当即向巴盟政府报告，巴盟政府强令临河市铁路医院必须把病人找到，李某自行离开医院八个小时后回到巴盟医院。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感染，李某的父亲病发住院，两天之后为李某输液的护士也确诊为「非典」患者，李某的母亲、妻子、弟弟、弟媳先后发烧入院。后来李某的父母与妻子均不治身亡。
5 月 4 日，李某出院。当日，临河市检察院以《刑法》「危害公共安全」及「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名义，将李某拘捕。
痛失双亲和妻子，自己甫出病室便进牢房，这是李某的个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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