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几天，我又陆续接到几个陌生电话，对方明显是些混混，夹枪带棒地威胁我：「你别管我是谁，你少管闲事，我们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别到时候你收不了场。」
有次走在街上，几个混混操着棍子向我这边走来，我见势不妙，扒上一辆摩的就跑。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得已托中间人，联系死者那位当「大混混」的兄长，打算好好谈谈。
我们在一家茶楼见面，死者的兄长自称「乐哥」，虽然穿衬衣打领带，却卷着衣袖，手臂上有很多刀疤。
我问他，为什么找一个律师的麻烦，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妹妹是我最亲的人，她为了我付出了很多，谁救杀我妹妹的凶手，就是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把茶杯的盖子往桌上一扔，说已经够给我面子了。
我知道他是有点忌惮陈伯伯，继续解释：「如果你妹妹不是戴小雷杀的，而是另有其人呢？」
「当然是谁杀的找谁麻烦。」他说。
我递给他一个 U 盘，里面是他妹妹的视频。我告诉他，戴小雷并未杀人，只是被人拉去当了替死鬼。「如果你觉得随便找个人，就算替你妹妹报仇了，那当我什么都没说。」
过了半小时，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暂时不会找我麻烦，但如果我无中生有，他不会放过我。
我对他开了个玩笑，说戴小雷还挺仰慕他，这事搞清楚了，可以认他做大哥。他骂了句脏话。
紧接着，我以死者的小区为中心，一直覆盖到戴小雷家中，跟每一家商铺的老板拷贝案发前后两天的监控视频。这些视频里，我只发现了戴小雷第一次前往死者家的身影，以及第二天才被警方带走的画面。
就在我对无罪辩护有了很大信心的这几天，戴小雷正经历着他最绝望的时刻。
他以为我已经放弃这个案子回去省城了，情绪崩溃地在看守所大吼：「完了，我死定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戴小雷的同仓们总算对他好点了。
他们得知戴小雷已经认罪，而且有可能是死刑，怕这人突然发狠劲，拉个垫背的。
戴小雷知道，这些「小弟们」的殷勤，只是在提醒自己，「真的要上路了。」
距离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其他嫌犯开始管戴小雷叫「老大」，虽然这位「老大」经常缩在角落痛哭。他是仓里唯一可能被判死刑的人。
其他嫌犯看不下去，纷纷给他支招，「万一被判了死刑，你得把以前做过的案子供出来，尤其是那种重大刑事案件，警察得留着你的命继续追查，每个案子都能让你活久一点。」
戴小雷试着编了几个案子，都不像真的。这也没办法，他最疯狂的盗窃经历，就是拖着那根不到三米长的钢筋在街上狂奔。
其他犯人开始怀疑，这样窝囊的人，到底是怎么行凶的？
有新犯进来，大家让身为「老大」的戴小雷动手打人。
戴小雷说：「我不打，你打我吧。」新人吓哭了。两人蹲在地上，对着抹眼泪。
其他嫌犯不再说话，只是把藏好的香烟塞给戴小雷一点。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大」从进来到出去，都有点不正常。
开庭当天，我和助理因为堵车迟到了。
戴小雷被法警押送过来，他看着空荡荡的律师席，再一看母亲，直接带着哭腔喊：「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随后我和助理匆匆赶到，法官在训诫我之后宣布开庭。
戴小雷见我来了，愣了一分多钟，转而问了身边的法警十几遍，「那是我的律师吗？」
法官看到了这个状况，问被告人有什么问题吗？
戴小雷恢复了平静，没有什么，律师来了，我就死而无憾了。
法官不太高兴，「现在还没有人要你死。」
戴小雷将被拷住的双手抬至胸口，向我挥了挥。
法庭上，我就戴小雷作案时间的问题，与监控方展开激烈争辩。几家商铺的监控我都调了出来，视频显示，戴小雷实施盗窃之后回到家，再也没有出过门。之后就是他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画面。
检方说死者小区的监控早就坏了，而戴小雷中前往死者家的路途中，存在多处监控死角，因此摄像头无法证明戴小雷没有作案时间。他们在被害人的房间里提取到了戴小雷的指纹、精斑。
在质证阶段，我反驳了检方的证据。尸检报告上显示，死者死于窒息，但下身没有撕裂伤，且她身上没有任何关于戴小雷的生物特征，显然证据链不完整。
除此之外，死者被盗后就更换了指纹锁，锁没有被损坏的痕迹，上面也没有被告人的指纹，死者家住叠拼别墅，被告人不可能从窗户外爬进去。
所以我的结论是，凶手另有其人。被告只是因为入户实施盗窃，在房间里留下了生物特征，导致了真凶有机可乘，栽赃陷害了他。
「检方证据不充分，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我恳请法院判处我的当事人无罪。」
一个月后，法院宣判，戴小雷强奸、故意杀人一案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据说，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时候，认为被告人无罪的只多出一票。
那段时间戴小雷过得还不错，他跟狱友吹牛逼：「我律师很有背景的，死刑都给我还了清白。」狱友信以为真，没人再敢欺负他。
戴小雷被释放当天，我陪同他母亲一起去了看守所。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光头，胡子拉渣，弓着背，目光呆滞。
他母亲哭着迎了过去，摸着他的脸，「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戴小雷跪下去，说自己以后会好好做人，再也不去外面乱来了。
我们三人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去的路上，我告诉他，可以帮他申请大概一万多块钱的国家赔偿。
没想到，他用一种央求的口吻对我说：「不要再让我和他们打交道了好不好？钱我也不要了，我一定会好好改造自己，再也不小偷小摸了。」
「既然你放弃赔偿，我肯定尊重你的决定。」说实话，我和他一样，现在的结果是我之前不敢奢望的。
随后大家都没再说话，出租车的氛围陷入沉默。期间司机看了好几眼后视镜，欲言又止的样子，估计是认出了曾经上过电视的戴小雷。
过了大概五分钟，戴小雷怯生生地说，「您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我看着他，示意他说出来。
「可不可以让他们来我们小区，用高音喇叭道个歉？」
「抓我的时候，声势那么大，放我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在一个小房间里，几个民警跟我说了一句，对不住了。」
我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实际操作有困难。我安慰他道：「你又不是公众人物，也不要考公务员，出来以后争口气就好了。」
话一出口，车厢内又陷入沉默。
过了一会儿，戴小雷仰视着我：「可我这种人也需要一个道歉啊。」
这时戴小雷母亲说自己有办法：「我把他的无罪判决书复印了，去发传单，一个个地解说。我有的是时间，可以一个个的讲。」
我很想告诉她，别人不一定有时间听，那些看热闹的人如果没有热闹看了，也不会再去关注真相如何。
后来，各大中小学的宣发墙上，戴小雷的照片依旧没被撤下，最后都被戴小雷母亲给撕了。
她还找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要求电视台出一则澄清声明。电视台主管没批准，理由是：「没有多大意义。」
最后，她真的上街发传单了，发一张就解释一次，「我儿子真的没有杀人。」
但很少人会接她复印好的判决书，甚至有人丝毫不留情面：「一个小偷，迟早会杀人放火的。」
她给我打来最后一个电话：「你能不能帮我告这些人侵犯名誉？」
我问她：「那么多人，你想怎么告？」她不再作声，一直到我挂断电话。
2014 年 2 月 6 号，我给陈伯伯打电话拜年的时候，他告诉我，公安局的那个副局长没有回家过年。
又过了四个月，我得到消息，公安局原副局长因徇私枉法罪、故意杀人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杀人过程。
受害人下班后发现家中失窃，给他打来电话，说情况紧急，只能当面说。
他赶到之后才知道，受害人悄悄录下他们的性爱视频，且有可能被泄露了出去。听完后他失去理智，质问受害人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
受害人说自己只是想留一条后路，没有想要害他。
他听到这句话，一把掐住受害者的脖子，当时他快要被提拔了，这事要是传出去，谁也搞不定。
当他发现受害者不再动弹时，已经晚了。最后他用戴小雷用过的卫生纸，掩饰自己的罪行。
我把这个消息用电话告知了死者的哥哥和戴小雷。
电话那头，戴小雷一直在说自己很害怕，就不该去那户人家偷东西。最后他明显停顿了一下，像是保证一样对我说：「我是真的后悔了。」
后记：
我们律师经常对当事人说，自己做过的事要绝对坦白，这样我们才能帮他们争取减刑。没有做过的事，那就和律师一起申诉，虽然有困难，但总会有转机。
随着案件的推进，证据会逐渐浮出水面，最终固定下来。如果各种证据都显示是冤案，那么要看是属于刑讯逼供还是栽赃陷害，再考虑用不同的策略。
这个案子就算不是我，犯人也会沉冤得雪，因为当时当地，已经有其他人举报了那个官员。而且，法制在进步，上级人民法院对各项证据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这种存疑的案件，基本上不会判死刑。
至于我作为律师的作用，大概是第一时间判断出当事人没有说谎，并选择相信他。
在法律界，律师会见当事人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会见及时，与当事人沟通顺利对案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接到当事人委托时，尤其是复杂的案件，我会第一时间就赶往看守所，有时比家属还着急。根据《刑诉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这是案件的重要步骤。
在会见和阅卷的过程中，如果律师发现了问题，这时自己就成了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人。
我很喜欢「一张反对票」的故事，它来自电影《十二怒汉》：11 位陪审员裁定被告人有罪，只剩 1 位陪审员坚持投下反对票，这张反对票救了一名少年的命。
我很害怕一个案子还没审判，别人就先从道德上下定论，从电视上播出来，口诛笔伐打翻在地后再审判。戴小雷的案子是这样，其他人也可能遇到被误解的情况。
如果你哪天蒙受了冤屈，舆论却是一边倒，没人愿意伸出援手，想想就挺可怕的。
一个律师的声音，可能就是那张反对票吧。
舆论让人贴近真相还是更远离真相呢？ - 盐选推荐的回答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