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顺势攥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艰难的把吸氧面罩扯开一条缝儿：「多取一点儿，我不怕疼，你们给我多取一点儿。」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都是破釜沉舟的决心。
我鼻子一酸，答应他：「知道了，放心吧，你专心喘气，要是疼就捏我的手。」
手术顺利结束，外科医生尽力给我们取了一块很大的皮肤。他很担忧，说这个伤口根本没法缝合，也难以愈合。
我说这些都是小事儿，只要诊断清楚，后续就有希望。
这块皮肤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隔着玻璃瓶，看上去比实际显得更大一点儿。我举着它盯了很久，这是晓宇最后的希望了。
取完活检的当天下午，我决定给晓宇用超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需要家属签字同意。
姐姐有点疑惑。她曾经跟我说过，省城专家建议试试大剂量激素，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告诉她，大剂量激素确实可以暂时缓解病情，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我最担心的是，用了激素以后会让病理变得更加不典型，难以检测出结果。
她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又同意用激素了。
我委婉地告诉她，现在取了一大块皮肤组织，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所以我想把激素给晓宇用上，至少能撑到结果出来那一天。」
姐姐没有再提问题，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沉默地签下同意书。
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全部的努力，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孤注一掷的等待令所有人感到窒息，姐弟俩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有点刻意回避结果的问题。可能是不想再次失望，所以故意表现得不那么期盼吧。
我每天都在电脑上刷新数次病理报告，常常盯着那个灰色的界面发呆，既盼望能早一天出结果，又有点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如果再不能明确诊断，也许真的要放手了，我有点不敢想象。
当病理报告的灰色界面变成可读的蓝色界面时，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才把鼠标对准它，点开。
看过大段大段病理描述，几十个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我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报告末尾的结论上：淋巴瘤诊断成立。
那一刻，我有点想哭的冲动，同时有一种卸力后的虚脱感。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结果，这一次，总算能对病人和家属有交待，对我自己也像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被永远地翻页了。
我查阅了文献，林晓宇得的这种淋巴瘤是两年前刚刚新命名的一种类型，最突出的就是起病急骤、进展迅速，而且缺乏典型的病理特点，没有经验的医生根本不认识。不幸的是，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那一类，治疗效果也极差。
诊断清楚的起点，几乎等同于晓宇生命的终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把病理报告单交到姐姐的手上，告诉她终于诊断清楚了。
姐姐激动得双手颤抖，茫然望着那一大段专业术语，有点不知所措。我提醒她：「看最后一行的结论就行。」
「淋巴瘤诊断成立……」姐姐喃喃地念了好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从自言自语变成掩面大哭。她说：「终于弄明白了。」
她这段日子实在太难熬了，拼命压抑尚未得知结果的恐惧，对弟弟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什么准姐夫过几天也会来，还有老家地里的庄稼。
我都有些不忍心告诉她，晓宇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姐姐问我要不要瞒着弟弟？
我建议她不要给晓宇无谓的希望，这么聪明的孩子，自己上网查资料也能知道个大概。如果能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时日，可以更好的规划，不在最后的时光留下任何遗憾。
姐姐同意了，她拿着病理报告单去了弟弟床边，如实相告。两个人再次抱头痛哭，情绪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和祈盼，哪怕是坏的答案，也总比至死没得到结果更令人心安。
晓宇有些沮丧，但慢慢又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不是和爸爸一样的病。」
最终，姐弟俩决定继续接受治疗。
晓宇的准姐夫也赶了过来。所有亲人都来到晓宇身边，陪伴他走最后的路程。每天晚上的楼梯间，母亲、姐姐、还有准姐夫，三个人并排睡在那里，在距离晓宇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的地方，默默陪伴着他。
每天半小时的探病时间宝贵，我也不便去打扰。
我给相熟的血液科病房医生打好招呼，很快就把晓宇转了过去，并拜托同事尽量照顾。
转科的时候，晓宇和姐姐都是感谢，没有提及一句病情。面对已知的有限未来，他们接受的很平静，「家人在身边，每一秒都是多赚来的。」
曾经总是愁眉苦脸的姐姐，自从得到答案以后，再碰见我时，不再是随时冲过来的样子，只是很坦然地打了声招呼「那么晚还没下班呀？」
我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病人家属，但这次，我把手机号留给了晓宇姐姐，告诉她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姐姐很珍视地记下号码，再三表示不会轻易打扰我。
血液科病房很像流水线作业，住院、打化疗、出院，循环往复。
这个治疗过程看似平平无奇，却很难想象，晓宇这样的病人，是所有人拼尽了全力，才争取到这个宝贵的治疗机会。有的病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安慰人的医生。林晓宇去了血液科以后，我没有再去看望他，只是会经常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病历再看一看这个名字。
晓宇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血液科的专家讨论后，为他制定了一个减量的化疗方案，然而只打了一个疗程，就无法再继续了，效果也很差。
我给同事发消息：看你们科不准备再给他打化疗了，如果太压你那里的床位，可以把他再转回来给我，我送他走最后一程。
同事很客气地回复，内容却让人心疼：没关系，没有多长时间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了晓宇姐姐的短信：林医生，非常感恩在弟弟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遇到您，能让他走得明明白白。我要带着弟弟回老家了，再次感谢。
我回复：你是一个好姐姐，我们都为晓宇倾尽了全力。亲人都在身边，他有爱和陪伴，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愿一路平安。
我叮嘱她不要坐「黑车」。姐姐说是家乡的救护车，已经停在医院急诊外面了，当天就能到家。我想，挺好的，晓宇还来得及看看老家地里的庄稼。
那天，停在医院的外地救护车，少了一辆。
后记：
事到如今，晓宇已经走了一年多了，我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我失败了吗？我不这么认为。生命是无价的，但也不是只有病人活下来，才是唯一的胜利。
在这家医院，死亡是件再常见不过的事儿。当生命无法挽救时，让病人没有遗憾，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
回想起晓宇，我写下了一句很中二的话，甚至有些矫情，却是我的真情实意：「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时隔一年，下个月我要继续负责「捞病人」的工作了，以这句话自勉。
医生，治的不止是病。
大家都得过什么奇怪的病？ - 林大鼻医生的回答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