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重症病房里 24 小时灯火通明，没有任何光线、温度的变化。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晓宇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热情健谈，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那是我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
她总是看到我就赶快站起来，从楼梯间冲到我面前，每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检查结果。
我安慰她，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会有结果的。
但我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当年那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男孩，也是艰难地取了活检，却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从最初想治好病，到后来把生命延长到亲眼见孩子出生，再到最终仅仅希望能死个明白。就算这样，我都没有做到。
我有预感，晓宇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狡诈敌人，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林晓宇的病情每况愈下，持续高烧不退，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
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钟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连口腔都溃烂了，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我们给他插了胃管打营养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觉、见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监护室综合征」，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把林晓宇挪到一个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帘子，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
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能体谅我对他的关照，每次问起感觉怎么样，他都说好。
但我能感觉到，他之所以能撑下来，完全是因为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我很担心他的希望落空，不愿多谈病理方面的事情。
我俩之间的见面，变得越来越沉默。
重症监护室外，姐姐越来越焦躁。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可能有结果，但她仍然是见我一次问一次。以至于每次远远在楼梯间看到她，我就有点心虚。
我也很想说点乐观的话鼓励他们，又担心会起到反作用。毕竟这个时候，给予希望是很「危险」的。
有时为了逃避姐姐的追问，我不得不装作接听电话，从她身边匆匆经过。看着她渴望期盼的眼神，我的内心很愧疚。
姐姐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那一天，她拖着我到没有监控的角落，想要塞给我一卷钱。
我冷着脸坚决拒绝，「不收红包是我的底线，我一定会全力救治你的弟弟。」看她还不死心，我只好吓唬她如果再这样，就马上给晓宇办出院手续。
林晓宇仍然每天高烧不退，全身多个地方都在溃烂，有的地方甚至能隐约看到骨头，令人不忍直视。
每天下午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姐弟俩都在互相鼓励打气，话题只有一个：「病理结果就快出来了，再坚持一下」。他们还乐观的认为，取了好几个部位的活检，一定能诊断清楚的。
只是姐姐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伤口情况。那里被我们用纱布遮着，平时林晓宇也会用被子盖住伤口，我们都没有特意对姐姐提起。
越临近出结果的日子，我的担心越重。我怕得到一个坏结果，更怕什么都得不到。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一周多以后，几份病理报告几乎在同一天到了我手里——全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
林晓宇的情绪崩溃了，彻夜不睡觉，把各种监护的连接线都从身上扯下来，大喊着「我不想治了！」
我不得不给他用了镇静的药，又破例让姐姐进来守在床边，他才平静一些，但依然坚持要出院回家。
一向坚强的姐姐也落泪了，说想尊重弟弟的意愿，回家去。
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姐弟俩。说他们是真心想回家，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信的。
从医十余年，形形色色的人见过太多，真正愿意放弃生命的病人是极少的。更何况年轻的病人里，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起。
此时的晓宇，只不过是情绪失控。就像那些站在楼顶寻短见的人，如果是大喊大叫的，最终跳下去的非常少，往往只是为了宣泄情绪。真正一心求死的人，只会悄无声息、决绝地赴死。
要是真把晓宇放回家，等他心情平复，肯定会后悔万分，但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再回来了。即使能再回来，我也未必有床位能及时把他再收进病房。
我觉得晓宇需要的绝对不是死亡，而是一个答案。
我安慰姐弟俩：「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失败了，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姐姐还是哭个不停，表达感谢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回家。「太难了，医生，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们村里有风俗，死人不能进村，我想趁着弟弟还活着，带他回去。」
我有点急了：「晓宇是因为病得难受，说些丧气话，你不能失去理智啊。取活检也花不了多少钱的。你今晚回去好好想一想，愿不愿意让弟弟走得不明不白。你要是甘心，明天来找我，我给你办出院！」
姐姐抹着眼泪走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在其他人眼里看来，这是一个把烫手山芋脱手的好机会，只需要让家属签署一份自动出院证明，我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
但是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人类最大的恐惧是「未知」，当你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时，就会幻想出无数种可能性。但当你明确知道结局，哪怕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似乎也没那么绝望和难以接受了。
至少，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晓宇能走得甘心一点。
经过一夜的思考，姐姐的情绪稳定很多。我给林晓宇加大镇静剂的用量，并尽可能让姐姐在床边陪伴。总算把姐弟俩都暂时稳住了。
我拿着几张报告，去找病理科的同事沟通，却意外发现了突破口——皮肤活检里有一些淋巴瘤的蛛丝马迹，但组织实在太少，没有办法下诊断。
我盯着显微镜里那星星点点疑似恶性的细胞，不禁握紧了双拳。
我告诉姐姐，其实在皮肤活检里已经被我们发现一些端倪了，跟最初的猜测差不多，非常像我们怀疑的疾病——淋巴瘤。只是组织太少了，无法诊断，必须取大块的组织才有可能弄清楚。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经过一夜的沉淀，姐弟俩的情绪都稳定了很多，最后都同意进行检测。
「淋巴瘤」，也被老百姓叫作淋巴癌，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著名播音员罗京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
在所有的内科疾病里，淋巴瘤是最狡诈凶残的那一类。它特别善于伪装，病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血液病，还以为哪个器官出问题了，等知道是血液病的时候，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
很快，问题接踵而来。如果想取到大块组织，只能求助外科医生，去手术室进行操作。
但林晓宇的情况根本没办法去手术室，只能在病床上进行活检。这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不放手一搏，诊断的可能性就是零。
但来会诊的外科医生表示，床边手术的风险太大，可能会出血不止、伤口愈合不了，实在爱莫能助。
我扯住外科大夫的袖子，不让他走，豁出老脸开始撒娇，要他一定帮忙。他或许没想到我居然那么能豁得出去，只好艰难地答应了下来。
手术开始，只进行了局部麻醉。林晓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拿起刀子，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皮肤。这样的场面和切身之痛，我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住。
我找了一个架子，搭上床单，挡在他跟外科医生之间。
晓宇的脸上紧扣着加压面罩，说话更加困难。我告诉他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点点头，眼神坚定。
我们决定取他溃烂速度最快的那部分皮肤，这样找到恶性细胞的几率会大一些。
我站在床头，告诉他不用说话，如果疼就举手示意，我会让外科医生补麻药。
手术刀精准切下去的瞬间，晓宇举起了手。
我连忙说：「好的，知道了，给你打麻药。」他急切地摆摆手。举手去抓吸氧的面罩。
我按住他的手，轻声安抚他：「很快就好了，再坚持一下。」
他顺势攥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艰难的把吸氧面罩扯开一条缝儿：「多取一点儿，我不怕疼，你们给我多取一点儿。」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都是破釜沉舟的决心。
我鼻子一酸，答应他：「知道了，放心吧，你专心喘气，要是疼就捏我的手。」
手术顺利结束，外科医生尽力给我们取了一块很大的皮肤。他很担忧，说这个伤口根本没法缝合，也难以愈合。
我说这些都是小事儿，只要诊断清楚，后续就有希望。
这块皮肤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隔着玻璃瓶，看上去比实际显得更大一点儿。我举着它盯了很久，这是晓宇最后的希望了。
取完活检的当天下午，我决定给晓宇用超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需要家属签字同意。
姐姐有点疑惑。她曾经跟我说过，省城专家建议试试大剂量激素，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告诉她，大剂量激素确实可以暂时缓解病情，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我最担心的是，用了激素以后会让病理变得更加不典型，难以检测出结果。
她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又同意用激素了。
我委婉地告诉她，现在取了一大块皮肤组织，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所以我想把激素给晓宇用上，至少能撑到结果出来那一天。」
姐姐没有再提问题，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沉默地签下同意书。
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全部的努力，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孤注一掷的等待令所有人感到窒息，姐弟俩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有点刻意回避结果的问题。可能是不想再次失望，所以故意表现得不那么期盼吧。
我每天都在电脑上刷新数次病理报告，常常盯着那个灰色的界面发呆，既盼望能早一天出结果，又有点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如果再不能明确诊断，也许真的要放手了，我有点不敢想象。
当病理报告的灰色界面变成可读的蓝色界面时，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才把鼠标对准它，点开。
看过大段大段病理描述，几十个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我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报告末尾的结论上：淋巴瘤诊断成立。
那一刻，我有点想哭的冲动，同时有一种卸力后的虚脱感。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结果，这一次，总算能对病人和家属有交待，对我自己也像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被永远地翻页了。
我查阅了文献，林晓宇得的这种淋巴瘤是两年前刚刚新命名的一种类型，最突出的就是起病急骤、进展迅速，而且缺乏典型的病理特点，没有经验的医生根本不认识。不幸的是，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那一类，治疗效果也极差。
诊断清楚的起点，几乎等同于晓宇生命的终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把病理报告单交到姐姐的手上，告诉她终于诊断清楚了。
姐姐激动得双手颤抖，茫然望着那一大段专业术语，有点不知所措。我提醒她：「看最后一行的结论就行。」
「淋巴瘤诊断成立……」姐姐喃喃地念了好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从自言自语变成掩面大哭。她说：「终于弄明白了。」
她这段日子实在太难熬了，拼命压抑尚未得知结果的恐惧，对弟弟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什么准姐夫过几天也会来，还有老家地里的庄稼。
我都有些不忍心告诉她，晓宇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姐姐问我要不要瞒着弟弟？
我建议她不要给晓宇无谓的希望，这么聪明的孩子，自己上网查资料也能知道个大概。如果能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时日，可以更好的规划，不在最后的时光留下任何遗憾。
姐姐同意了，她拿着病理报告单去了弟弟床边，如实相告。两个人再次抱头痛哭，情绪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和祈盼，哪怕是坏的答案，也总比至死没得到结果更令人心安。
晓宇有些沮丧，但慢慢又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不是和爸爸一样的病。」
最终，姐弟俩决定继续接受治疗。
晓宇的准姐夫也赶了过来。所有亲人都来到晓宇身边，陪伴他走最后的路程。每天晚上的楼梯间，母亲、姐姐、还有准姐夫，三个人并排睡在那里，在距离晓宇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的地方，默默陪伴着他。
每天半小时的探病时间宝贵，我也不便去打扰。
我给相熟的血液科病房医生打好招呼，很快就把晓宇转了过去，并拜托同事尽量照顾。
转科的时候，晓宇和姐姐都是感谢，没有提及一句病情。面对已知的有限未来，他们接受的很平静，「家人在身边，每一秒都是多赚来的。」
曾经总是愁眉苦脸的姐姐，自从得到答案以后，再碰见我时，不再是随时冲过来的样子，只是很坦然地打了声招呼「那么晚还没下班呀？」
我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病人家属，但这次，我把手机号留给了晓宇姐姐，告诉她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姐姐很珍视地记下号码，再三表示不会轻易打扰我。
血液科病房很像流水线作业，住院、打化疗、出院，循环往复。
这个治疗过程看似平平无奇，却很难想象，晓宇这样的病人，是所有人拼尽了全力，才争取到这个宝贵的治疗机会。有的病人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安慰人的医生。林晓宇去了血液科以后，我没有再去看望他，只是会经常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病历再看一看这个名字。
晓宇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血液科的专家讨论后，为他制定了一个减量的化疗方案，然而只打了一个疗程，就无法再继续了，效果也很差。
我给同事发消息：看你们科不准备再给他打化疗了，如果太压你那里的床位，可以把他再转回来给我，我送他走最后一程。
同事很客气地回复，内容却让人心疼：没关系，没有多长时间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了晓宇姐姐的短信：林医生，非常感恩在弟弟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遇到您，能让他走得明明白白。我要带着弟弟回老家了，再次感谢。
我回复：你是一个好姐姐，我们都为晓宇倾尽了全力。亲人都在身边，他有爱和陪伴，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愿一路平安。
我叮嘱她不要坐「黑车」。姐姐说是家乡的救护车，已经停在医院急诊外面了，当天就能到家。我想，挺好的，晓宇还来得及看看老家地里的庄稼。
那天，停在医院的外地救护车，少了一辆。
后记：
事到如今，晓宇已经走了一年多了，我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我失败了吗？我不这么认为。生命是无价的，但也不是只有病人活下来，才是唯一的胜利。
在这家医院，死亡是件再常见不过的事儿。当生命无法挽救时，让病人没有遗憾，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
回想起晓宇，我写下了一句很中二的话，甚至有些矫情，却是我的真情实意：「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时隔一年，下个月我要继续负责「捞病人」的工作了，以这句话自勉。
医生，治的不止是病。
大家都得过什么奇怪的病？ - 林大鼻医生的回答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