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793 年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
在这之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
一
大英帝国的崛起，注定了它要与东半球的另一个巨大帝国迎面相撞，那就是大清帝国。
在大英帝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清帝国正处于乾隆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峰。
今天学术界一提起对明清两代 GDP 的研究，经常会响起一片质疑甚至嘲笑声，特别是麦迪森所谓 1820 年也就是道光年间中国 GDP 占世界 32.9% 的说法[1]，普遍被认为过于夸张。但是乾隆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当时世界居于第一位，是没有疑问的。当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 8 倍，俄罗斯帝国的 6 倍，日本的 9 倍，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要多多少倍。[2]虽然大清王朝不重视对外贸易，但仅凭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它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力量。
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从物质财富角度看，这确实是不易之论。
就在这一盛世之中，1793 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前往中国。
二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在 1793 年决定派使节团访问中国呢？
1733 年，也就是乾隆即位前 3 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使英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世界上去。1698~1775 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 500%~600% 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
可是，他们的商品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广受欢迎，就是打不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中国实行一口通商，只在广州一地进行外贸。广州海关严重腐败，每条船需要交上大量陋规才能进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还不允许自由贸易，外商必须经过一个中国官方指定的机构，叫「十三行」，进行贸易。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
英国人认为，中国的贸易体制有问题，导致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出现巨额的逆差。
此时的英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不到 1000 万，另一个人口近 3 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的大门。
1793 年，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通过这件事迎头相撞。我们学历史的时候，课本都是以 1840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我则认为起点应该是这次英国使臣访华。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把这个事件形容为「两个世界的撞击」，确实，此事如同火星撞地球，让中国历史从此卷入了全球化进程。
三
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对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认为中国是一个强盛大国。然而到了中国之后，正如我们在《没有中世纪，就没有新欧洲》一章中讲过的，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18 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 137 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 11 英镑的剩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 40 两。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 32 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 35 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 3 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那么，为什么盛世中国是贫困的呢？
本来，乾隆朝全国粮食产量比前代大幅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红薯、玉米带来的「18 世纪的食物革命」，另一方面是因为乾隆皇帝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因此据吴宾和党晓虹的《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其中秦汉为 417.6 亿斤，隋唐代为 626.4 亿斤，宋辽金元代为 835.2 亿斤，明代为 1392 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 2088 亿斤。
然而，乾隆朝的又一个纪录是人口发生爆炸。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然而在乾隆 60 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国人口接近 3 个亿，增长率是 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 65 个百分点。
因此乾隆盛世也是一个贫困的盛世。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同样据《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 985.75 斤，隋唐为 988.7 斤，宋辽金元为 1457.87 斤，明代为 1192.94 斤，而乾隆年间，仅为 780 斤，处于秦始皇以来历代最低水平。
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而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洪亮吉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也就是说，虽然一辈子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但是也攒不下钱，遇到一点点天灾，就有饿死之忧。
乾隆盛世的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在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3]
整个中华帝国的整齐划一令英国人惊叹不已：「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4]这与英国完全不同。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保障。」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5]
中国官府的行政组织能力非常高。英国人到中国来，给乾隆带了好多礼物，打包后一共是 600 多个包裹，形状大小不一，从船上卸下来后又多次转驳才送到承德，英国人认为肯定有一些东西会损坏。但是在中国官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之下，这些东西迅速地从船上搬运下来，运到承德，组装完毕，没有一件破损，英国人说这种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的确，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就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6]
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方式是英国人想象不到的。
英国人长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误打误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他们需要当地官员找两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定海总兵当时满口答应，发下命令去找领航员。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按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高价悬赏。但是总兵并不这样办，总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街上挨家挨户搜查，让英国人在大堂上坐着等，一会儿工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老百姓，黑压压地跪在地上，说他们都航过海。然后总兵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人去领航，但是一文钱报酬也不给，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这俩人说我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现在正在经营买卖，如果我们去领航，买卖没人照看，家人没法养活。总兵说你们如果不去，唯一的结果就是挨板子。最后这两个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却让英国人不寒而栗，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英国政治的信条已经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而清王朝的信条则与此相反，「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四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这种对遥远文明的「狂热」，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常见的现象，所谓「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正如同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人的「崇洋」一样，其本质都是「借他人杯酒浇本国的块垒」，目的是以他处之长攻本地之短。这种「中国热」在欧洲兴起，其实是启蒙运动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中的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迷信。这里面有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解读，也掺杂着一些「美丽的误会」。
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
使团到达天津后，全体成员乘坐中国官方的平底船，沿着运河前往北京。很多中国人在岸边看热闹，看金发碧眼的「夷人」。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 1 小时 7 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英国人说，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不会看到这种现象，只有中国人之间这样冷漠。
所以乾隆时代到中国的这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印象非常深。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些英国人回国后写文章分析说，这种国民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华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英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罗说：「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英国使团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7]。
五
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然而，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而且这种声音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1]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有如下描述：「19 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4 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过中国，但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 年时，中国的 GDP 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 30%。」根据该书图表，1820 年清朝 GDP 占全世界的 32.9%，即便是进入 20 世纪初，该比重也在 11% 左右。
[2]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 276 页。
[4]]同上。
[5]]同上。
[6]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7]周宁：《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 224 页。备案号:YXA1P0jZBl4HxzN6nZruPR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