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以来,哪些人成为了中国的「脊梁」?

钱三强先生必然有姓名,他对中国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功不可没。

当时的他放弃了法国最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知识让祖国强大,而他做到了。

1954 年 8 月的一天,物理学家钱三强乘坐小车来到永福堂,一下车,他就看到等在那里的彭德怀朝自己大步走来:「我今天拜师求学,老师请进。」

钱三强确实是受邀到此讲课的,只是这次他的授课对象比较特殊,是一群包含粟裕、陈赓等在内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即将率领这支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核军事演习,因此特意邀请钱三强给大家讲讲原子弹的有关知识。

那天,钱三强把自己所掌握的原子弹知识,尽量通俗易懂地讲给元帅和将军们听。讲课结束,彭德怀急切地问:「三强同志,依你看我们中国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钱三强沉思一阵,道:「至少十年。」

彭德怀有些吃惊:「十年太长,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搞一颗弹就花十年工夫,太慢!」

彭德怀是个急脾气,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一幕幕惨烈景象令他永远无法忘记,因此他比谁都着急,但他显然并不清楚研制原子弹的难度。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常年经历战火的偌大国土,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基础,毛泽东看的很清楚: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原子弹?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几乎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朝鲜战争的悲壮,让新生的政权不能不对这种武器加以重视,「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而这一从梦想变为现实的整个过程中,所有重要的时间节点,都与钱三强密切相关。

01.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早年的钱三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少年得志」。

他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钱玄同,家学渊源。少年钱三强得以接受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教育,接触同时代里最优秀的人物。

他就读的孔德中学,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亲任校长;他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物理学,就是被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亲自引领;而 1936 年当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不久便又取得赴法留学机会,前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声名显赫的第二代居里夫妇。

法国居里实验室是当时世界原子科学最先进的研究机构之一,在那里钱三强从事最前沿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他的夫人何泽慧同样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1946 年两人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轰动,他们夫妇二人也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 年,年仅 35 岁的钱三强在法国已然根深叶茂,如鱼得水。他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还是研究生导师;他荣获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是科学界一枚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以预见,如果继续待在法国从事科研,钱三强必定前途无量。

但令人艳羡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并不能减轻钱三强对故国的思念,他引用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话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1948 年 5 月,怀抱刚满半岁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回国几个月后,北京和平解放,钱三强兴奋地骑着自行车来到长安街,加入到欢庆的人群。

1949 年 4 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叶剑英派人找到钱三强,希望他随代表团赴法国出席大会。回国后一直试图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出,希望借此机会,在法国够买一些原子能研究需要的仪器设备。

尽管当时财政极为困难,但初掌政权的中共中央还是设法拨付了 5 万美元,这笔被学者们称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第一笔外汇」的资金,给了钱三强巨大的震撼,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但他第一次感到中国原子能事业有了发展的可能。

当时二战刚结束,但紧接着核战争的阴云又开始笼罩世界。

朝鲜战争后期,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根据后来解密的白宫文件,为尽快结束战争,他曾一度打算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虽然最终原子弹没有投下,但在其后的岁月里,针对中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

1951 年 10 月,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转告毛泽东:

「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个建议在朝鲜战争后首次被重视,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列入日程。

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研制这样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第一流的人才,更需要一位着眼全局的科学统帅。

在美国曼哈顿工程中,这个人是奥本海默;在苏联原子弹计划中,这个人是库尔恰托夫;而在中国,这个人是钱三强。

02. 「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钱三强回国前夕,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写下了两页评语并亲笔签名,评语最后写道: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人们大都知道钱三强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但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1950 年成立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中国原子能科学起步的地方。

钱三强担任物理所所长后,立刻开始四方奔波延揽人才。除了老资格的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从清华要来了在英国获得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的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要来了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又邀请到同样留法归来的杨承宗,当然也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此外还有一些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生,也被他招揽而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回忆,在钱三强的谋划和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聚集起来,短短几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 150 多人。

而他们即将要走的路,无比艰难。

建国初,由于外国封锁,物理所一穷二白,很多最基本的器材都需要自己动手制造,用钱三强的话说:「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认为小偷给扣了起来,闹了一个大笑话;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 γ 探测仪,需要一个 10 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物理研究所成为后来两弹工程的人才摇篮,而钱三强担当了最特殊的角色——

对上,他是中央决策层的参谋;

对科学家,他是慧眼识人的「伯乐」;

对外,他还是接触国外科学界的窗口。

在当时的科学家群体中,他与钱学森是最为耀眼的明星。

1953 年 3 月,钱三强率团访问苏联。当时苏联的一些物理学研究所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钱三强经特别批准才得以参观,幸运的是,借助他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的经历,苏联科学界对他另眼相看,他甚至与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面对面交流,后来库尔恰托夫还两次邀请钱三强到他家里。

中南海讲课后不久,中国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被委以重任,负责制定原子能发展规划,担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要知道压在钱三强肩上的担子何等沉重,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原子弹的研发历程。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阵容之强大,在整个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由奥本海默领衔的明星团队,成员中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就有 14 人,其中包括哥本哈根学派领袖玻尔、物理学家费米、美国「氢弹之父」泰勒、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

中国的原子弹计划,一开始是希望得到苏联老大哥支援的。

1957 年,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纸面上写着,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而中方需要派出接洽的科研人员与苏联专家打交道。这样的人选并不好找:他必须有相当高的专业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要在国外留过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要政治觉悟高、组织观念强,但处事又要灵活。

钱三强想了半天,想到一个叫邓稼先的年轻人。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名门世家,1941 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26 岁便拿到博士学位回国,被人称为「娃娃博士」。

1958 年 8 月的一天,钱三强找来邓稼先,打哑谜式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34 岁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但稍一思索他马上明白了这个「大炮仗」是什么。

那场谈话之后不久,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大院和荒凉的沙漠戈壁。

1961 年 1 月,原子弹还没炸响,钱三强未雨绸缪,又瞄准了氢弹。

这一次他盯上了在中科院做副研究员的于敏,他把于敏叫到办公室密谈,开门见山地告诉了于敏,组织上想让他参加氢弹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毕业于北大物理系,钱三强的谈话让他很是意外,一来于敏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并不是他喜欢的方向;二来当时的于敏是个「只专不红」的反面典型,在政治运动中多次被批斗,甚至因此得了个「老运动员」的称号,政治上不好过关。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尚在萌芽阶段,早期在苏联的帮助下刚刚摸到点眉目,而氢弹则要完全自己摸索,不知比原子弹复杂多少倍。

但正是钱三强的未雨绸缪,才有了之后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花了 2 年多时间」,如奇迹一般。

宋任穷将军曾说,钱三强在推荐关键岗位人才、组织科研攻关方面「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后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参与原子弹与氢弹研制的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周光召、吴自良、朱光亚、于敏、郭永怀等,几乎都得益于钱三强的推荐。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基本阵容逐渐确定下来: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彭桓武、邓稼先主管理论研究,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试验。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从中国撤离,原子弹计划只能依靠自己,不过好在在钱三强的排兵布阵下,到 1962 年,原子弹研制的各个系统布局完成,各项科研攻关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

然而,也是从那时候起,钱三强这个核心人物开始被迫远离这项事业「靠边站」了。

03. 「你们连钱三强都不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1964 年 11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令举世皆惊。

那一天,正好是钱三强 51 岁生日。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能够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在意识形态至上、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科学家的命运总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而起伏。

钱三强在性格和为人处世上很「吃亏」,他疾恶如仇,看不惯生活中的歪风邪气,遇事直来直去,不会迎合形势说违心话,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称之为「可爱的书生气,较之官僚气要好得多」。

但这种书生气却给钱三强带来了灾难,在后来的运动中他不断被冲击和批判。两弹一星总指挥聂荣臻在了解情况后,在二机部的一次会上痛心地说:

「你们连钱三强都不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尽管如此,钱三强还是渐渐被排挤出了核心决策圈。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任务已与他渐行渐

远,以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还是在爆炸前几个小时二级部部长刘杰告诉他的。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三天,钱三强便乘南下的火车,去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教育。

1967 年氢弹爆炸成功时,钱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听到新闻后,他急切地向门卫提出,想看看当天的《工人日报》,门卫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钱三强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钱三强接到通知,被下放到位于陕西的干校参加劳动,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妻子何泽慧能够一起去,相互有个照应。

当时钱三强的小儿子钱思进也在农村插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他原本希望父亲能够帮他解决回城里的工作问题。钱三强给他写信勉励:「一个人的将来主要靠自己,你大了,不能总依靠父母,要独立生活,学会自己走路。」

他告诉钱思进:「我这一生也没什么特别的长处,只有这一条,就是做什么事情就好好做。」

在干校,钱三强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养猪、摘棉花、施肥,虽然不熟练,但和他搞科研一样,认认真真。

三年后,钱三强才得以从干校回到北京。由于文革尚未结束,钱三强与何泽慧仍然无法正常工作,这也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悠闲时光。

直到文革结束,钱三强才彻底平反,出任中科院副院长。

04. 国士无双

1937 年,钱三强出国留学前夕,父亲钱玄同病重, 钱三强犹豫是否应该留下照顾,钱玄同鼓励他继续出国求学:

「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要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父亲这几句话几乎一直伴随钱三强一生。

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海外留学十载,不忘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中,他曾呕心沥血,建立不朽功业,也曾承受冤屈,经历风雨如晦岁月,但一片赤子之心,从未有变。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享有的和平与安宁,仍受惠于他当年的奋战与牺牲。

所谓国士,莫过于此。

1992 年 5 月,科技届举办缅怀聂荣臻元帅活动。为了准备发言稿,前一天钱三强在书房准备发言稿,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凌晨。

第二天的会议上,他讲起往事激动不已,几度哽咽,发完言后,他又坚持听完了所有人的讲话才回家。当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住院一个月后,在医院去世。

在钱三强诞辰 90 年时,他的大学同学挚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写下这首诗缅怀老友:

少时改名志气先,人道后生非等闲。

四载清华攻「牛爱」,一朝出国成大贤。

纷纭战事历辛苦,难得何姊结姻缘。

诚赞神州有居里,铀核三分创新篇。

祖国革命换人环,英才驰骋有地天。

计穷顽敌施细菌,敢邀正义作确鉴。

两研科学通南北,一院科学展宏颜。

原子大业立丰碑,春雷一声秉穹轩

十年文革耐磨炼,遗憾首爆未得见。

改革开放又逢春,国际荣誉慰晚年。

伟业有继兴国力,两弹一星走在前。

九十龄纪念华诞,三强星永照人间。

参考资料:

1. 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 黄庆桥.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

2. 纪录片《钱三强》.

3. 《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 陶纯, 陈怀国.

4. 《陨落的巨星:钱三强的故事》. 沈慧君, 郭奕玲.备案号:YXA19J4JE1YCx5DX3POu9l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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