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下的男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跟女人相处，只有欲望而无爱，是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还有鲁迅在《热风》里的发问：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被周作人赶出八道湾，也帮助他在爱情上略微放飞自我。
站在鲁迅的立场上看，遇到许广平，生育周海婴可能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纯粹的快乐。如果不是有十年的爱情和家庭生活，迅哥儿的这辈子就太凄苦了。
可以说，鲁迅对于爱情是非常自卑的。他觉得自己生在那样的传统家庭里，又有妻室，是不配去爱的。
咳咳，那些噗噗噗跟不同女人生一大堆孩子又始乱终弃的民国大师们，我看着你们呢。
鲁迅非常感慨地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迅哥儿，说最狠的话，传播最新的思想，过着最保守的生活。
但是这种自省到自虐的日子说明他至少是个知行合一的人。
鲁迅传记中说，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是他一生中「最充满自由感的人生之举」。
鲁迅一家三口
但是社会舆论肯定不这么想。说难听点，一直私德完美无瑕的鲁迅居然开始跟自己的学生谈恋爱，众人兴奋得像看到了屎的苍蝇。
于是各种各样的猜测接踵而至，似乎已经断定鲁迅是性变态，而他调戏自己弟媳妇儿的传言顿时变得多了几分可信度。
还有居高临下地给他写信，自称是为他好的。
一个叫周伯超的玩意儿在信中教训鲁迅，大概意思是，听说您有了姨太太呀，把正妻抛弃在北京，跟女学生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显得您思想挺落伍的。您别误会，我是为您好，希望您自己长点心吧。
一时间，好像什么牛鬼蛇神都能踩鲁迅两脚。
最令人疑惑的是周作人的态度。
按说周作人作为中国最初的一批女权人士和性解放先锋，对这种事应该看得很开。
他自己的婚姻生活也并非十全十美，但大部分时间，只要信子不犯病，两人还算相亲相爱。
鲁迅这么多年的婚姻是什么样子，他应该最了解。
但是连他都在谴责鲁迅，觉得这是「讨姨太太」，是为了满足猥琐的性欲。
周作人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他这辈子唯独对鲁迅一个人非常严苛。
他在十几篇文章里含沙射影地讽刺鲁迅，说他「多妻」，「纳妾」，「色情」，跟他一贯的绅士风格挺不符的。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应。
也可能是关心女性权益的周作人更同情朱安，毕竟在鲁迅身后，朱安是周作人代为赡养的。
朱安的态度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旧式女人，她觉得没有给鲁迅生孩子是自己的错，所以反而希望鲁迅「纳妾」。
而在海婴诞生之后，她感到如释重负。
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有了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豁免，怎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不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俞芳跟朱安聊到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问道：「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读到现在，你们应该能意识到，这个故事里好像没有反派。
1936 年，鲁迅去世，享年 55 岁，到死周作人也没有跟他和解。
两个人的故事里，斯人已逝，另一个活着的也不好受。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出北平，周作人作为北大的老师却执意留下。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1. 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看管北大校产。
2. 作为那个时代的终极宅男，周作人真的不想搬家。
3. 他觉得自己会在紧急时刻成为文天祥。
如果鲁迅还活着，可能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日军进入北平后，周作人因为是社会名流，老婆又是日本人，很快就被找上了。
然后他以极快的速度——
变节了。
他屈服的速度之快，让社会感到不可思议。许多知名学者觉得周作人应该不至于跪得这么迅速，还写文章替他辩解，说可能是消息误传。
所以人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的意志力。
周作人就是一辈子这样天真，鲁迅活着的时候帮他遮风挡雨，所以他根本不用花功夫在人情交际上，以至于不太会处理这种棘手的事。
他开始在伪政府中任职，而且一任就是一大堆，好像当汉奸当得还挺认真。
因为亲日，周作人还被暗杀过，不过子弹击中纽扣，他死里逃生了。
周作人这个人一辈子就是撕裂。
无野心，无政治抱负，想要安安静静搞学问，却总是被搅进时局的漩涡里。
想要家庭和睦，却是亲手打破三代同堂格局的人。
为人谦和，却在骂鲁迅这件事上非常锐利。
计划当英雄，却成了汉奸。
你看他当汉奸还挺认真吧，其实也曾经跟地下党接触，冒着生命危险救李大钊的家人，并赡养他们很多年。
以至于后来掀起一阵给周作人翻案的热潮，推测他是我党地下党战士，忍辱负重假装投靠日军。
倒也不必。
周作人不是什么坏人，但是要说是革命先烈可能还不至于。
在当汉奸期间，周作人写了不少支持日据的肉麻文章，也看不出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情假意。
周作人生不逢时。如果在和平时代发表自己的那些讨论个人自由和思想解放后的文章，应该会很受欢迎。在乱世里找乌托邦，只能是两手空空。
解放之后，你要说他是汉奸吧，也没有跑到日本去，而是留在北京。
前汉奸的待遇自然不怎么好。民国政府判他入狱十年 ，后来解放，周作人提前离开了监狱，还给周总理写信解释，说当汉奸也是身不由己，一则受蒋梦麟之托，二则家里东西多，逃不了。
对他的官方判断是这样的：文化汉奸，只是写了点东西，又没有打打杀杀。既然会希腊语，就留下来搞翻译好了。
（批示究竟是不是如此，如今在学界也有争议。）
周作人对鲁迅的感情也尘埃落定。他经历了几个很挣扎的阶段，从一开始的私愤和怨怼，再到之后思想层面的不合，最后老了，得知了鲁迅生前对自己不变的关心和维护，这时往日的恩恩怨怨沉淀下来，算是活人和死人的和解。
晚年，周作人开始整理鲁迅的文稿，提供了大量背景资料，为鲁迅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不是放下了早年的仇隙，应该也不能心平气和地为兄长著书吧。
那些尖锐，詈语，终于都消弭在淡淡的对早年的回忆中。
很多年前，鲁迅花了十几年整理了一套《会稽郡故书杂集》，却挂了周作人的名字出版，自己只署名了序言。连周作人都不能不说：「鲁迅不注重名利，对个人得失想得少。」
文革时期，周作人被红卫兵凌辱和鞭打后不久即郁郁而终，其时 82 岁。
不知道周作人在整理鲁迅旧稿时有没有想到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一起写出的那一篇《祭书神文》。
立传者说，他们两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奔放奇异「的句子。
在除夕夜，当旁人祭拜财神，灶神和钱神时，两个少年为在乱世已无人问津的书神写歌赋。
这首有屈赋意味的祭文幽默热忱，批评当时的风俗而无激愤之意。仿佛在祭拜书神的过程中，个人的苦痛都已不必挂怀。
吵闹的年夜，两个爱书的少年躲在冷清的地方，像游戏似地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诗文，朦胧而稚嫩地追寻崇高和飘渺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这一刻的快慰和心意相通却是真切的。备案号:YXA1L6rpG6yhnKm0NvDCLy9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