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雷被释放当天，我陪同他母亲一起去了看守所。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光头，胡子拉渣，弓着背，目光呆滞。
他母亲哭着迎了过去，摸着他的脸，「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戴小雷跪下去，说自己以后会好好做人，再也不去外面乱来了。
我们三人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去的路上，我告诉他，可以帮他申请大概一万多块钱的国家赔偿。
没想到，他用一种央求的口吻对我说：「不要再让我和他们打交道了好不好？钱我也不要了，我一定会好好改造自己，再也不小偷小摸了。」
「既然你放弃赔偿，我肯定尊重你的决定。」说实话，我和他一样，现在的结果是我之前不敢奢望的。
随后大家都没再说话，出租车的氛围陷入沉默。期间司机看了好几眼后视镜，欲言又止的样子，估计是认出了曾经上过电视的戴小雷。
过了大概五分钟，戴小雷怯生生地说，「您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我看着他，示意他说出来。
「可不可以让他们来我们小区，用高音喇叭道个歉？」
「抓我的时候，声势那么大，放我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在一个小房间里，几个民警跟我说了一句，对不住了。」
我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实际操作有困难。我安慰他道：「你又不是公众人物，也不要考公务员，出来以后争口气就好了。」
话一出口，车厢内又陷入沉默。
过了一会儿，戴小雷仰视着我：「可我这种人也需要一个道歉啊。」
这时戴小雷母亲说自己有办法：「我把他的无罪判决书复印了，去发传单，一个个地解说。我有的是时间，可以一个个的讲。」
我很想告诉她，别人不一定有时间听，那些看热闹的人如果没有热闹看了，也不会再去关注真相如何。
后来，各大中小学的宣发墙上，戴小雷的照片依旧没被撤下，最后都被戴小雷母亲给撕了。
她还找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要求电视台出一则澄清声明。电视台主管没批准，理由是：「没有多大意义。」
最后，她真的上街发传单了，发一张就解释一次，「我儿子真的没有杀人。」
但很少人会接她复印好的判决书，甚至有人丝毫不留情面：「一个小偷，迟早会杀人放火的。」
她给我打来最后一个电话：「你能不能帮我告这些人侵犯名誉？」
我问她：「那么多人，你想怎么告？」她不再作声，一直到我挂断电话。
2014 年 2 月 6 号，我给陈伯伯打电话拜年的时候，他告诉我，公安局的那个副局长没有回家过年。
又过了四个月，我得到消息，公安局原副局长因徇私枉法罪、故意杀人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杀人过程。
受害人下班后发现家中失窃，给他打来电话，说情况紧急，只能当面说。
他赶到之后才知道，受害人悄悄录下他们的性爱视频，且有可能被泄露了出去。听完后他失去理智，质问受害人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
受害人说自己只是想留一条后路，没有想要害他。
他听到这句话，一把掐住受害者的脖子，当时他快要被提拔了，这事要是传出去，谁也搞不定。
当他发现受害者不再动弹时，已经晚了。最后他用戴小雷用过的卫生纸，掩饰自己的罪行。
我把这个消息用电话告知了死者的哥哥和戴小雷。
电话那头，戴小雷一直在说自己很害怕，就不该去那户人家偷东西。最后他明显停顿了一下，像是保证一样对我说：「我是真的后悔了。」
我们律师经常对当事人说，自己做过的事要绝对坦白，这样我们才能帮他们争取减刑。没有做过的事，那就和律师一起申诉，虽然有困难，但总会有转机。
随着案件的推进，证据会逐渐浮出水面，最终固定下来。如果各种证据都显示是冤案，那么要看是属于刑讯逼供还是栽赃陷害，再考虑用不同的策略。
这个案子就算不是我，犯人也会沉冤得雪，因为当时当地，已经有其他人举报了那个官员。而且，法制在进步，上级人民法院对各项证据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这种存疑的案件，基本上不会判死刑。
至于我作为律师的作用，大概是第一时间判断出当事人没有说谎，并选择相信他。
在法律界，律师会见当事人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会见及时，与当事人沟通顺利对案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接到当事人委托时，尤其是复杂的案件，我会第一时间就赶往看守所，有时比家属还着急。根据《刑诉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这是案件的重要步骤。
在会见和阅卷的过程中，如果律师发现了问题，这时自己就成了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人。
我很喜欢「一张反对票」的故事，它来自电影《十二怒汉》：11 位陪审员裁定被告人有罪，只剩 1 位陪审员坚持投下反对票，这张反对票救了一名少年的命。
一个律师的声音，可能就是那张反对票吧。
舆论让人贴近真相还是更远离真相呢？ - 盐选推荐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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