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的特工、杀手是什么样的?

1985 年,我因为教书教的好,成为了衢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实际上,我还有另一层神秘的身份。

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的,还笑着反问:

「一个和气的老头,能有这么厉害吗?你就编吧。」

我没有编,我说的是实话。

以下内容由当事人口述,作者整理成稿。

1

1949 年 4 月 19 日,离解放上海还差 39 天。

我和 30 多个大学生,被骗上一艘国民党运兵船,驶向台湾。

当时的台湾,颓废、杂乱,日子过得抑郁。

我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茫然。

所幸我经人介绍,被台中装甲兵子弟中学聘为教师,算是找到了一个饭碗。

1950 年元旦,学校放假几天,我独自去台北散心。

在人头攒动的街头,我竟然遇到在上海读书时认识的张丹秋。

我在暨南大学读新闻时,张丹秋在光华大学读历史,我们打过几次交道,只是熟悉而已。

知道他是中统分子,而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所以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在异乡相遇,就有了几分亲近。

交谈中,我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回乡无望的焦虑。

张丹秋笑了起来,说:

「我们想法完全一致,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必在这弹丸之地寄人篱下?

中国如此之大,难道没有你我的容身之地?走,回大陆要前途去。」

台湾与大陆楚河汉界,隔海相望,怎么能回大陆?

张丹秋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蒋经国会同太子系的成员,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

专门培养派遣大陆的特工人员,只要受过训,就有机会回大陆。

这不失为回大陆的一条捷径。

只要能回国,只要能回家,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稍作犹豫,就点头答应了。

在张丹秋的介绍下,1950 年 1 月 3 日,我在台北广州路警察总局参加了「石牌训练班」的考试。

10 天之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上。

去还是不去?

当时我很犹豫,找一位朋友问主意,他非常替我担心:

「你怎么会去考这种地方的?骑虎难下了,如果你不去的话,蒋经国会杀掉你的。」

一股寒气从我脖子上掠过。

于是,我只得跟着张丹秋进入了石牌训练班。

石牌训练班位于淡水河岸边,临近国府游击队停船的码头,周围山岳环抱,古树参天,闹中取静。

学员从唭哩岸学堂的一个小边门秘密进出,隐秘性极高,外人根本不会知道这里是一个训练特工的机构。

蒋介石对石牌训练班寄予厚望,任命亲儿子蒋经国为班主任。

国民党以前吃透了派系内斗、山头林立的苦头。

石牌训练班就有计划地打破原有的情治系统,借此整合不同系统的情治人员。

中统军统全部合起来一起讲习,重新调整大家的观念,重新联络大家的感情。

目的就一个,形成一股力量,共同为党国效忠效命。

训练班为期 3 个月,我是第三期的学员。

第一期是干部班,培养「干部的干部」,后来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以及一些工作人员,全是第一期学员。

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难怪他能说会道。

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

这期「游击班」30 人,加上爆破班 15 人,共 45 人。

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发报、驾车、战略战术也有涉及。

培训中,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

要把我们训练成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打入要害部门,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在这里,每个学员只有一个编号,相互之间连姓啥名谁都不准打听。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特务机构里,一条性命微不足道。

我注意到,有几位同学莫名其妙地失踪,据说是因为反悔,所以作为政治犯送去了火烧岛。

蒋介石多次来训练班视察,一来就要训话,传授「成仁哲学」,「你们是反攻大陆的先锋」,「追随领袖就是革命」。

在一次与学员临别赠言时,他竟一面检讨自己,一面潸然泪下。

2

很快,我从训练班结业了,学员秘密受令,被分成两拔派遣回大陆。

第一拔属于集体派遣,从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一带强行登陆,这里当时还在国民党掌控中。

登陆后,隐蔽于各地搞破坏活动。

第二拔属于小组派遣,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转回大陆。

我属于第二拨。

出发前,训练班的组长一再提醒我们,最好能够在大陆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既可以隐瞒你的过去,又能够证明你的清白。

我想到了一个好朋友,他那时候已经在交大工作。

征得上级同意后,我写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他非常欢迎我回上海工作。

但他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特工人员。

我知道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布满地雷的不归路。

因为谁都不会相信,我去台湾是被骗去的,做特务目的是为了回大陆。

生命只有一次,谁都不愿意白白送死,更不愿意给已经倒台的国民党当炮灰,我得给自己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灵光一闪,我有了一个主意。

这就是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掌握他回大陆的动向和去处,以备自己将来「戴罪立功」之用。

但一起回大陆潜伏的特工之间,相互之间不仅不能联系,他们落脚在哪里等情况更不能打听,这是纪律。

我只能从同学那里打听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

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教师,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

我推断,这些条件,非常利于他潜伏。

有些准备后,1950 年 5 月,我回到了上海。

上海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让我感觉熟悉而又陌生。

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大家都以为我是从香港回来的,并不知道我去过台湾。

到上海不久后,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我便去报名考试,成了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的教员。

当时,64 军参加修筑天水至宝鸡铁路,速成中学办在离陕西宝鸡 15 里的陈家村。

在速成中学,我主要负责给解放军军官们上课,补习文化知识。

学生中甚至有师级干部。

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军官们,对老师毕恭毕敬的,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我在国军那边最高只做到过炮兵一等兵,但这些解放军军官只有我让他们坐下,他们才肯坐。

我的教学能力不错,还在速成中学里立功受奖。

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是讲台下这些官兵欲先诛之而后快的「敌特分子」,我的后背就冒冷汗。

在速成中学安稳下来后,我开始琢磨怎么跟「组织」上取得联系。

3

在台湾规定的纪律是,如果我向台湾传递信息,只能走单线,通过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一个特工联系。

为避人耳目,这个人成了我的舅舅。

自从回大陆后,我一直没有联系香港的舅舅,特别担心他们主动联系我,会引起怀疑。

还好他从没有过。

我买来白糖化成水,蘸在笔上写了一封信。

收到密信后,只要将它放在火上烘烤,就能显示隐藏的字体。

在秘信中,我告诉香港的舅舅,「已经成功地打入了军队」。

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和已经开始工作,我把看到天上飞的飞机,凭主观推断是东北制造的,作为重要情报进行汇报。

为了不被怀疑,这封信我又让在上海的堂兄中转了一次。

香港的舅舅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鼓励我继续潜伏,为党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每个月还通过上海的堂兄寄来 300 元钱,作为活动经费和奖赏。

那段时期,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一边喊着解放,一边准备反攻。

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两国暂时对台湾自顾不暇。

64 军将入朝参战。

11 月份,部队奉命开往山东省泰安地区整训。

朝鲜战场急需英语翻译,上级指名我入朝。

朝鲜战场上抗击联合国军战况激烈,但自己是「潜伏」的,怎么敢去呢?

我只能找借口一再推脱,跟上级说速成中学刚成立,需要骨干,留下来作用更大。

想不到我漏洞百出的借口,竟也能蒙混过关。

到了 1950 年 12 月,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一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分子被清除。

但我隐藏得好,因此成了漏网之鱼。

接着,开始搞「五反三反」运动;

我因为平时表现好,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每天早晨负责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是特务。

但我却想自首。

4

我们 64 军军长是老红军,在全国解放以后回江西老家探亲时坐了一趟飞机,现在被扣了帽子,指控为铺张浪费。

连一名战功赫赫的军长都因为这点小事被批评,我很震惊。

我的错误不知比军长严重多少。

1952 年 7 月里的一天,我对指导员说:「指导员,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谈个问题。」

指导员和我住同一个宿舍,两人平时无话不说,我这么正经八百,让他有点不适应。

加上这些日子以来,指导员都在忙运动的事情,根本没有精力管别的,他摆摆手说:

「是什么事情?暂时搁一搁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在床板上烙饼,第二天整个人都神情恍惚的。

到了晚上,我再也熬不下去了,对指导员说:「我有问题需要向你交代。」

指导员认真地看我一眼,说:「难道你也犯了贪污?」

我咬了咬牙,说:「我是台湾派遣的特务。」

指导员吓坏了,一脸震惊看着我。

不过,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拉出一张椅子,强作镇定地说:「坐下来,慢慢说,不要激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政策我懂。

我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部倒了出来。

但如何才能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最终保住自己的脑袋,我想只有检举揭发自己知道的台湾潜伏敌特分子。

我检举揭发了张丹秋。

「指导员,你赶紧去抓人吧,不要让他给逃跑了。」

我说。

我又给指导员提供了张丹秋潜伏在天津的一所学校,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的老师等线索。

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万一没能抓住张丹秋,那我就是提供虚假信息,罪加一等,更没有好下场。

但我还是相信,即使是大海捞针,只要张丹秋没有死,只要没有撤回台湾,完全可以把他打捞出来。

自首后,组织上没有立即对我「动手」,我依然照常给学员们上课,他们对我的态度跟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不好受,仿佛前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我宁愿早点给一个处理结果的,这样我就可以安心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堂堂正正地工作生活。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张丹秋又名张海棠。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一直悬着的心落下了。

真是庆幸啊,要是张丹秋比我早交代,那时的情形将调个个儿,死的就是我,生的就是他。

将近一年时间,西北军区保卫部逮捕科的同志来到学校找我谈话,让我好好反醒自己,他们语气平和,看不出敌视。

又等了几个月,我被带到了西北军区军法处,接受漫长的隔离审查。

在看守所里,我一遍又一遍交代了过往的所有经过。

5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我的老家在江苏靖江,在当地也算是大户人家,有田有地有房有产,受人尊敬,小日子过得不错。

但在上海人看来,我是个「江北佬」,乡下人。

父亲为了改变我的命运,从小把我送进上海的学校念书,接受新式教育。

我一门心思读书,不仅能讲一嘴很溜的上海话,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西装一穿,新潮又洋气。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呆不下去了,我和同学们辗转江苏宜兴的国统游击区和「新赣南」,继续完成学业。

到了 1944 年底,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组建知识青年远征军。

我正好高中毕业,被一鼓动,热血沸腾,在江西兴国报名参军,成为了青年军 209 师 627 团山炮 2 营的炮兵。

但我还没有在战场上放过一枪一炮,抗战胜利了。

1946 年,蒋经国发文青年军各部——「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青年军将士可复员就读公立大学」,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上大学。

暨大、交大、复旦、同济 4 所国立大学可以随意挑一所。

我的兴趣和志向,就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就这样,我成了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

在学校里也是风云人物,采访了几个重要官员。

就这样到了动荡不安的 1949 年。

还有一年我就要毕业了,但已经修满了 130 多个学分,学校安排我提前毕业。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辽沈战役以后,大量逃难的人往南方港口聚集,有钱有门路的人,纷纷借道逃往台湾。

4 月 15 日,一封署名「上海学联」的油印信寄到了我手上,大意是:

「你在历次学潮中所干的勾当我们都一清二楚,现在上海即将解放,你就等着人民的公审吧。」

上海学联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会、高等学校和科研教育机构研究生会等的联合组织。

这封信不啻于是一枚定时炸弹。

但我不明白的是,自己这样一个安分守己远离政治的人,为何还会被收进「黑名单」?

但还是越想越感觉到害怕。

6

我有两个好朋友,也上了学联的「黑名单」,我们 3 人坐在一起,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我了解到,4 所国立大学生里收到「上海学联」油印信的,有 30 多人,一帮难兄难弟。

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最后有人提议,去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市文教办公室主任的方治,让他给大家拿拿主意。

我是暨南大学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在几次的活动中曾经与方治有过交集,大家就一致推举我领头去找他。

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进了方治的办公室。

他的私人秘书邹道树也走了进来。

我说完来意后,方治双眉紧蹙,起身,手拿烟斗徐步窗前,又凝视窗外,若有所思,一言不发。

这时邹道树打破了沉寂,他以学长的身份,以代人受过的口吻,向方治作了深刻的检讨:

「他们年轻幼稚,思想模糊,如今,同学们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已经吸取这个沉痛教训了。」

这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辞,终于让方治的脸色缓和起来,他恨铁不成钢地说:

「同学啊,你们以前也太不懂事了,现在好了吧,上了学联的黑名单,之后肯定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既然你们来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到底应该怎么办,需要研究一下,明天上午 8 点钟,给你们一个答复。」

说罢,方治匆匆离去。

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第二天我们又去找方治。

方治不在,是邹道树接待我们的。

他手里拿着方治写的一封亲笔信,让我们去上海武进路空军俱乐部找新军征集办公室的王主任。

王主任看过信,让我们于 4 月 19 日晚上,到十六铺码头集中,他反复叮嘱:「请准时到来,逾期不候。」

那天晚上,我们出现在了十六铺码头,被王主任安排,匆匆上了一艘轮船。

我连忙去找那两位好朋友。

只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上了船,另一人不知踪影。

后来才知道,他被别的事情耽搁,没能赶上轮船。

一起上船的好友叫周才坤,我们到了台湾后成了难兄难弟,但后来我去参加石牌培训班,没有告诉他。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要去台湾,不仅没有带什么行李,连上海的堂哥都来不及告诉一声。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两天一夜,停在了基隆码头。

邹道树早等候在那里,一见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可把你们请来了。」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邹道树接着说:「我实话实说吧,要不是我们写那封信,你们是不会来台湾的。」

原来,所谓的上海学联的油印信,是方治他们一手炮制的阴谋,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

用这种手段把我们这些高学历的青年骗去台湾,也算是给他的主子献上了一份大礼。

我心里又恨又气,但无可奈何。

7

参加石牌班每个人的想法不尽相同,里面确实有人真的想做特工。

但我目标很明确,就是回大陆。

我是秘密离开台湾的,谁都不能告诉。

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一起入台的好友周才坤在我失踪后,一直在打探我的消息。

从台湾到澳门,坐的是邮轮。

4 月份的海面,天蓝、风柔、浪平,有海鸥跟随在邮轮后面翩翩起飞。

这种场景,是非常适合走上邮轮的甲板,吹吹微风、晒晒太阳,并作一些诗意的遐想,但我不敢。

我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怀揣不可告人秘密的人,最害怕的是见到人。

1 年前,我还只是一个被骗去台湾的流亡学生;

1 年后,我是带着特殊任务的特务。

这种身份的转换,我自己都目迷五色。

趁四周没人,我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皮箱,把上头配发的 A、B、C 三种写密信的药水全部拿出来,用力甩进了大海。

连一小朵浪花都没有激起来。

我自言自语:「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

我读的是新闻系,其实最想的是进入上海的报界工作。

那时候,暨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在《大公报》担任编辑主任、资料组长,他希望我加盟报社;

但要求我提供一份离开大陆、在香港一年期间的证明材料和证明人。

我担心自己露馅,找理由婉谢了他的邀约。

有一天,我了解到徐汇区开办「海光业余学习班」,反正闲着,就去报名参加学习。

在这个学习班上,我遭遇了一场铭心刻骨的爱情。

8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我刚一走进教室,就被一位文静秀气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

可以这么说,我对她一见钟情。

她叫何明玑,比我小 1 岁,那年 22 岁。

她的生父大名鼎鼎,是湖南军阀何键,1949 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键迁居香港。

次年夏到台湾,被聘为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

何明玑的生母是何键养在外头的姨太太,何键逃到台湾,对这个上海的家外之家就不管不顾了。

何明玑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说一口非常地道的英语。

我的英语也不差呀,两人在一起时,经常用英语交谈,声音大点也无所谓,反正别人听不懂。

说到开心处,便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位于上海茂名南路的兰心大戏院经常有话剧演出,有好剧目时,我就请何明玑一起去看。

一次看完演出,我执意要送她回家,就叫来了一辆黄包车。

上海的 6 月,天已经有些闷热了。

何明玑穿着短旗袍,手臂和大腿的皮肤又白皙又细嫩;

如果挤坐在一辆黄包车上,一颠一簸,两人的肌体肯定要亲密接触。

何明玑倒是十分大方,她把身体往里一挪,朝我招了招手:「来来来,坐一起嘛。」

我非常想跟她坐在一起,但控制住了自己,扬手又叫来一辆黄包车。

两辆车,何明玑的在前头,我的在后头,行驶在上海的街道上。

风把何明玑的头发飘起来,显得青春飞扬。

她还不时回头,投来一颦一笑。

其实我的内心是十分挣扎的。

一方面,我向往美好的爱情;

一方面,想到自己是潜伏的特务,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会牵连对我情深意重的何明玑。

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拥有爱情的。

不久,西北军区 64 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东北银行专科学校也同时来上海招收学生。

何明玑和我相约,一起去报名参加考试。

考试成绩发榜,我和何明玑都被两处录取了。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何明玑想跟我一起勇闯天涯,她瞪着一双明净的大眼睛,非常期待地看着我。

决定是那一瞬间作出的。

晚上,我去了愚园路的何明玑家,对她母亲说:

「伯母,我跟你商量个事,我觉得明玑上东北银专好,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分配到银行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去部队要训练要打仗,女孩子不适合,没什么前途。」

说完我就离去,故意连看都不看一眼哭得伤心欲绝的何明玑。

就这样,我去了西北军区 64 军做老师,何明玑去了东北银行专科学校读书。

我走的时候,没有跟何明玑当面告别。

那时的我,做梦也不敢想,我们还能再见面。

9

根据我的坦白,军事法庭判处我有期徒刑 12 年,剥夺公民权 5 年。

服刑期满,我被留在劳改农场,直到 1979 年才获得彻底的自由。

我来到了温润的南方小城衢州,投奔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在衢州化工厂工作。

后来我被调入衢化中学,教初中语文。

我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是想知道何明玑的下落。

此生再跟她见上一面,问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东北银专的通信地址,是「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40 年来,这几个字我经常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默念,到死都忘不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何明玑写了一封信。

但是,斗转星移,世事变迁,物是人非,这封信能不能抵达何明玑的案头?

我心里一点没底,就当是碰碰运气。

我在期待。

幸运的是,不到一个月时间,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是东北银专的一个老师写来的。

老师在信中告诉我,何明玑是从上海考来的学生,知名度很高,大家都知道她。

何明玑毕业后留校工作,当了英语老师,后来跟同校的政治老师结婚,后来因家庭成分问题,吃了很多的苦头。

最让我兴奋的是,老师在信中告知了何明玑的通讯地址。

我赶紧又写去一封信,何明玑也立即回复,信上还留了电话号码。

面对那一串数字,我心跳加快,那后面,就是分别 40 年的恋人。

我担心自己按错数字,看一遍,嘴里再复述一遍,然后才一个一个地按下去。

电话那头接起来了,我刚「喂」了一声,何明玑就听出来了:「哦,你是罗列成啊……」

眼泪唰唰地从我眼眶里蜂拥而下。

我决定去看何明玑,不见一面,这辈子死不瞑目。

但我不能冒昧前往,万一人家不想见我呢,那就尴尬了。

我让一位同学探探何明玑的口风,同学告诉我说,何明玑也非常想念我。

我出狱后也成了家,妻子和我一样是个苦命的人。

我现在去见前女友,要光明正大,不应该瞒着她。

我吱吱唔唔地刚说完,没想到,妻子很大度,说:

「去吧,替我问声好。」

1993 年的 9 月,我从衢州坐火车出发,穿越 2700 多公里,来到了长春。

分手多年后,我和何明玑终于相见了,在我眼中,她还是那么的漂亮。

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们有时笑有时哭,跟孩子一样犯傻气。

我告诉了她分别的原因和分别后的经过。

10

我说回当时被判刑后。

我被送到位于新疆阿克苏农场开荒造田,这里位于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环境恶劣。

但当时肃反正在扩大化,没有被枪毙,已经算是对我的宽大处理。

我知足了。

我要下决心好好改造自己。

连续 3 年,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评上劳动积极分子可以减刑,但我把机会让给年纪轻、态度好而刑期长的狱友。

时间过得飞快,1965 年 11 月,我刑期满了,获得了新生。

天下黄土皆埋人。

当年,很多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就业,我已经适应了新疆的环境,留在农场当了新生职工。

后来才知道,我留在农场是明智的选择,如果当初走出农场,以我的历史问题,结局不敢预想。

后来农场建磷矿厂,我被调去井下挖矿。

第二年,我时常感觉自己胸闷、胸痛、气促,去医院一检查,患上了二级矽肺。

这对我来说,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因为磷矿了解到我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后,就不让我下矿井了;

叫我去磷矿子弟学校教语文和英语,后来还成为磷矿子弟学校的校长。

磷矿厂有很多的上海知青,在上海呆了多年的我,跟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他们也非常喜欢找我聊天。

「江北老阿叔」,开口闭口,他们总是这样称呼我。

只是上海的记忆对于我已经太遥远了。

直到到了 1973 年底,因为我劳动表现好,获准回家探亲,这可是新疆新生职工中第一个回家探亲的。

我回到了靖江老家。

父母尚健在,却已垂垂暮老。

因为自身是地主成分,又有个特务的儿子,这些年来,父母吃了不少的苦头。

从未尽过孝的我,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

两位老人泪眼婆娑。

后来中国逐步开始拨乱反正,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从实质上说,我不是特务。

我仿佛看到了希望。

1979 年 4 月,我致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陈述自己的情况。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不久,我接到兰州军区(原西北军区)军事法院通知,撤销原判判决书,补办复员转业手续。

我的特务身份被洗白了。

办妥手续时,我没有旁人想象的那么大喜大悲,还和关心我情况的干部职工开起了玩笑。

当时有人问我:「阿叔,他们找你啥事体了啊?」

我笑道:「老早的时候,我失手杀了一个人。」

这句话把关心我的旁人吓得不轻,却依然故作镇静地安慰我:

「没事,把事体讲清楚就好,我们相信你绝对不是坏人。」

虽然我是笑着说的,但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它很沉重。

后来我了解到,张丹秋潜回到大陆后,他混进了天津九区中心干部业余学校,做了一名教师。

每天,张丹秋早来晚走,关心同志们的进步,并给别人物色爱人,找住房。

工作评薪时,他被评得最高。

被捕后张丹秋在供词中说:「我打入学校的计划是,第一步巩固潜伏,不乱说乱动,假积极争取领导信任。

我使用的手段是,靠拢领导,拉拢能力强、比较进步的人,打击能力差和比较落后的人,以抬高自己;

施用小惠,使人家对我好感,麻痹人们对我的注意。」

我至今不知道他被捕是不是因为我的检举,但总是想起他的名字。

我在衢州安定下来后,想到了老家靖江的父母。

这么多年来,我都在亏欠他们,再不弥补就晚了,于是把他们接到衢化,一家人得以团聚。

我从衢化中学退休后,又被多所学校和复习班来邀请去执教,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上 32 节课。

我怕搞错,就把课程表贴在门上。

我退休后比退休前还忙。

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是非常乐意的。

我的高中毕业时代,国破山河碎,想做记者的我只能去当兵,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领导、同事、邻居、学生对我都非常好,有学生出国留学,只要一回国,肯定要来看我。

成绩好的学生毕业后常回来看老师,这很正常,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常回来看我,这一点让我觉得奇怪。

后来我想明白了,只要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会对你好。

11

我和何明玑说完这些,已经到了夜里的 11 点钟。

知道我要来,何明玑不希望我住在宾馆里;

专门整理出一个房间,把被子晒过,床单也换新的,希望我住在她家里。

我把提前买好的火车票拿出来,对何明玑说:「我要回去了,凌晨 1 点的火车。」

我看到一缕失望的神色从她眼里闪过。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

除了何明玑,很多重要的老友我都没有联系。

在同学的眼中,我是谜一样的存在。

几十年里,大陆的同学以为我去了台湾,而台湾的同学又不知我流落何处、是死是活。

我那种身份,怎么好意思主动跟他们联系?

躲都来不及。

暨南大学的同学中当初没去台湾的,有的在国家级新闻单位当领导,有的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个个都很有成就。

我一点也没有羡慕他们。

人老了,把什么都看得风清云淡,能够活到现在,已经非常幸运了。

当初和我一起去台湾的同学,有的也混得不错。

我的好朋友周才坤,还当上了台北县税务局局长。

1987 年 10 月 15 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

两年后,周才坤随旅游团回大陆,住在杭州黄龙饭店。

我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去看他。

周才坤见到我大吃一惊,说:「你不是死了吗?」

「我不是好好地站在你面前吗?」

原来,我被派回大陆潜伏时,周才坤一点不知情,还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被告知:

「罗列成去大陆后,已为国殉身了。」

周才坤说,他亲眼看到,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刻有我的大名。

原来,我在台湾当局眼里,早就是一个死人。

后记:

台湾派来的特工中,有的一直潜伏到 1996 年,因为台湾主动泄露机密,才导致情报网被摧毁。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与大陆谍战 50 年,有 3000 名特工死亡,他们的名字全部刻在台北忠烈祠。

大陆潜伏在台湾的特工也牺牲惨烈。

首批派出了 1500 名红色特工,因为叛徒叛变,一次就牺牲了超过 1100 名。

而更多的特工,早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备案号:YXA1RmE80AYhdkPnK2EUR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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