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难道不正说明了一切都出于她的自愿吗？
珍妮丝在开庭前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所以虽然她也参与了绑架囚禁和虐待科琳的罪行，但因为答应作证，她获得了免罪豁免。
她和科琳都出庭作证，在法庭上，两个女人的反应截然不同。
珍妮丝一边说，一边哭得无法自已几乎晕厥。
而科琳则显得平静淡漠，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
最后 1985 年审判结束，胡克被判罪名成立，刑期 104 年。
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样的人
虽然「斯德哥尔摩症」这个名词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但科琳的这个案子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想追溯回去，仔细讨论一下案子中的三个人，他们行为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
三个人中行为最简单直白的，其实反而是犯罪主导人胡克。
他的动机明确直接，行为也与心理一致，说白了就是一个有着畸形爱好又残暴的变态。
他在小时候经常随着父母搬家，居无定所，高中毕业后就当了木匠，这使他有着很强的动手能力。
同时因为从小生活飘摇，也锻炼了他能说会道和维持伪装的能力，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珍妮丝的背景与行为其实也相当吻合。
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发现珍妮丝的娘家离她的住处并不算特别远，为什么她却从来没有想过寻求娘家的帮助呢？
原来她从小在家就遭受侵犯，在一个非常冷漠扭曲的环境长大。
在遇到胡克之前，她也从没有跟人建立起过健康亲密的关系。
所以当 15 岁认识胡克的时候，她很快就被他俘获，而且被他轻而易举地灌输了许多畸形观念，还对他言听计从。
她是他实现虐待梦想的第一个试验对象，他在她的身上获得满足的同时，还在不断借机改进自己的计划。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稳定和互相促进的。
换句话说，珍妮丝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反抗，她也不敢反抗，而因为从来没有被珍妮丝反抗甚至反对过，胡克才会越来越膨胀。
那么她为什么后来崩溃了呢？
因为她对自己与胡克的关系报有期望和底线。
当她意识到期望破灭，胡克也突破了她的底线时，就不再能继续隐忍接受现状。
当然，她的期望和底线本身就很扭曲。
她是希望能与胡克相伴终生的，但她也受不了被虐的日常。
所以她的与丈夫彼此「妥协」达成协议：他可以换个虐待的对象（这样她就不会再遭受折磨），但他只能与她当夫妻（这样他的身体还属于她）。
所以她一次又一次骗女孩儿上车，把她们绑架回家，配合丈夫编出关于「公司」的谎言，对科琳的悲惨遭遇无动于衷。
她的崩溃完全源于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即使是后来帮助科琳逃走，她的目的也并非出于想解救对方，而是为了消除竞争对手。
她的内心依然爱着胡克，即使他从她 15 岁认识后就开始鞭打虐待她，这份爱也并没有消减。
所以她会反复恳求科琳不要报警，让自己来改造胡克，这也是为什么她会在作证时痛哭失声的缘故。
她觉得很委屈。
她的委屈在于他违约了，他辜负了她的爱和忍耐，所以现在她不得不也违约将他送进监狱。
但这并不是她真正想要的结果。
她真正理想的生活，是丈夫找来一个听话的奴隶，痛苦和虐待由奴隶承担，而丈夫依然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那么科琳呢？很多人把她的状态解释为「斯德哥尔摩症」。
「斯德哥尔摩症」源于 1973 年 8 月的一个抢劫案，两名罪犯在抢劫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银行时，挟持了 4 名银行职员。
虽然最后劫匪投降被捕，这几个职员却明显心怀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甚至感激。
后来人们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又或者「人质情节」。
胡克对科琳的做法与那两名劫匪很类似。
首先是利用恐惧来控制对方。
从一开始突如其来的绑架，长期禁锢在黑暗之中，到日常的殴打，限制她的饮食排泄等等，创造出一种她必须完全服从依赖于他的环境，从而击溃她的理智和抵御之心。
在囚禁她的期间，不断用残暴手段虐待她，威胁她的生命，给她带来巨大痛苦，但有时又会给一点甜头。
比如会偶尔把她从盒子里放出来一下，给她一卷手纸，一个收音机，又比如会告诉她，自己替她在「公司」面前多方斡旋，才换取了她和家人的安全。
这种出人意表的起伏反转，就会令科琳不由自主地产生感激和庆幸的心理。
如此恐惧和感激相交错的状态，也使她完全无法建立起任何有效的心理防线。
在审判期间，胡克曾经提出要将科琳在被绑架前的生活作为证据呈庭。
比如她曾经是个瘾君子，有长期吸毒的习惯。
在 13 岁的时候，她就被自己父母踢出了家门，16 岁的时候嫁了个老头，没多久又离了婚。
她跟老家的黑帮有扯不清的关系，在被绑架前还时不时的卖身换钱。
他甚至提到，在搭顺风车被绑架的那天，她看起来就像刚刚磕过药的样子——所以她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可怜，所以她对后来的遭遇其实甘之如饴。
当然这个要求被法官驳回了。
但是我觉得，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科琳能从 7 年虐待中幸存下来的原因。
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一种重重的钝感之中，自己本身就并没有一个健康完整正常的心理状态。
这种钝感也许源于少年时期不够亲密的家庭关系，成长期间混乱的社交生活，也或者是因为毒品药物带来的生理损伤。
无论是出于什么成因，这种钝感保护了她，将她与悲惨的现实隔离开。
有的时候，人受到伤害是因为「想得太多」，越想越纠结，越想越痛苦。
而如果能仅仅麻木僵化地度过每一分钟，日子也许就没有那么难熬。
有的人活下去是因为总是心怀希望，有的人活下去是因为毫无追求。
没有希望自然也就不会有失望，当然也就不存在被打击崩溃的可能。
在重重钝感包围下，科琳放弃了挣扎和得救的希望，全心全意地沉浸到黑暗里。
在接受黑暗就是生命的全部时，她将自己投入黑暗，如此就不再有冲突与绝望。
可是又该如何解释她在有机会时却不逃跑，重获自由后却不报警呢？
这其实应该也是她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在案发后医生对科琳做心理矫正时发现，她对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公司」的恐惧，远远大于每天虐待折磨她的胡克。
因为后者是实实在在发生并且可以预期的，而前者不可捉摸难以估计，看不见的敌人往往比可见的对手更为可怖。
所以当自己的行为可能引发不可知的后果时，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不作为。
维持现状虽然痛苦，但是已知。
我们现在从上帝视角来看，可以知道科琳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逃脱，但对身陷危境的当事人来说，她并不知道。
但是在重获自由之后还不报警的心理，除了斯德哥尔摩症的解释之外，还有更微妙一些的潜意识。
报警是为什么？是为了惩戒对方犯下的罪行。
那为什么对方会对自己犯下这样的罪行？很多时候根本找不到答案。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
但作为罪行承受的一方，会非常自然地把问题集中到自己的身上：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才会陷入这种困境？
为了摆脱这种自我质疑，一种条件反射的心理就是为对方的行为开脱，如果对方没有那么罪大恶极，也就能侧面证明自己并不是问题的根源。
被打开的盒子
胡克对自己的判决并不服气，反复多次提出上诉，又被驳回。
虽然 104 年刑期听着时间挺长，但是到 2030 年他就可以申请假释出狱了。
唯一能有点安慰的是，出生于 1953 年的卡梅伦·胡克，即使获得假释批准，也已经是 70 多岁的老人，估计也害不动人了。
珍妮丝对审判的结果也不是很满意，她的本意并不是要把丈夫送进监狱。
不过因为认罪协议，虽然她是帮凶，却安然脱罪，最后改名换姓继续留在加州生活。
而曾经被夺走 7 年青春的科琳肩膀和后背因为长期囚禁和虐待留下了终身创伤。
她回到学校开始读书，然后结了婚，生了女儿，现在当上了外婆。
她的经历被改编进很多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情节，只是观众们很难想象这一切居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科琳「你是怎么熬过那些在盒子里的黑暗日子的？」
她回答说，「我只是闭上眼睛，给自己想象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