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张学良，甚至国民党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认识到：
日本根本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军方说了算。
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希望，能和日本政府改善中日关系。
显然，他们把局势想的太乐观了。
结果，二十万兵力，就这么把东北「拱手相让」给了两万日军。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九一八事变的来龙去脉。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以及后续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说日本是在按照既定国策对中国有计划的进行侵略；
也不能简单地说南京国民政府有「恐日病」而不进行抵抗，而是牵扯到了两国各自复杂的政治局势。
可以这么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发展走势却有其一定的偶然性。
必然性是指侵略中国早已成为日本的共识，早晚会发生这场战争。
即使没有这次事变，日本人也会策划别的事变，中日之战是躲不过的。
偶然性是指这次事变实际上是日军「下克上」传统的一次表现，是关东军高层自己策划的突然袭击，而张学良让全世界侧目的不战而退这种迷操作，导致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我们从中国和日本两方面的国内局势来回顾一下这次事变。
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对事变的应对
1930 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几个新军阀摁在地上一顿摩擦。
打完就问你们服不服？不服接着打。
冯阎李说服了服了，以后听你的。
于是蒋介石在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又成为了形式上的一把手。
另一边，此时的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之后，明白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开始在各地建立革命武装。
他们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蒋介石正在唯我独尊的兴头上，一看共产党人在搞武装力量，心想冯阎李那几个大刺头我都搞定了，就你们几条破枪，还有啥好说的？一鼓作气搞定完事。
于是，1930 年 10 月就开始了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然而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这「几条破枪」比冯阎李要难搞得多，国军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
于是接着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依然是不出意外的失败了。
蒋介石终于明白，红军已经成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而此时，让蒋介石闹心的不仅仅只有红军，还有国民党内的那一帮子反对派。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把那几个刺头摆平之后春风得意，就给自己量身定制了一个总统职位，要实行总统制。
国民党内一片反对之声，为首者就是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反对的原因也不复杂，就是权力之争的问题，这也算是国民党一直以来的常规操作，没啥稀奇的。
稀奇的是，蒋介石冲动的毛病又犯了，直接把胡汉民骗到汤山给软禁了。
这一下子舆论一片哗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胡汉民是谁啊？想当年孙先生的「左右三杰」之一，党内资格老得不得了。
大家本来都对蒋介石看着不顺眼，这一下子逮着理由了，掀起了一股反蒋风潮。
这还不算完，大家伙一合计，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元老派、加上中原大战被蒋介石猛揍一顿的李宗仁他们，直接跑广州去联合南天王陈济棠一起反蒋不说；
竟然在 1931 年 5 月 28 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针锋相对。
这就是历史上的「宁粤对峙」。
此时，离九一八事变只有 3 个多月的时间了，而国民政府内部还依然在乐此不疲的内讧着。
这次分裂，也成为了日本趁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因素之一。
然后广州国民政府提出让蒋介石有多远滚多远，不然就武力决个胜负。
一边说一边做，资助了石友三在河北招兵买马造起了反。
此时的河北是张学良的地盘。
可能有人会问，哎，不是改旗易帜全国统一了，张学良咋还自己说了算？
啥叫「形式上的统一」？
张学良改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但是东三省还是处于自治状态，中央政府对人事、税收啥的都插不进去手。
这还不算，蒋介石为了打赢中原大战，为了争取小张的支持，又把黄河以北的地盘都给了小张。
此时的张学良是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坐镇北平，掌握的地盘比他爹在的时候都大，可以说是憋屈的一生中为时不长的几年巅峰时期。
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张学良就得负责镇压。
面对叛军的六万多人马，东北军在关内那点人塞牙缝都不够，没办法，张学良只好从东北调了十来万部队入关收拾石友三。
石友三的叛乱是镇压下去了，入关的部队张学良也不打算调回去了。
估计是考虑到大家跟着我混怎么着也得有点甜头，别回那苦寒之地了，兄弟们我们一起，享受一下关内的花花世界吧。
所以，一直说东北军有三十万兵力，实际上东北那边也就剩了不到二十万人，还各有山头，张学良的控制力相当有限。
综上所述，一个国民政府内部的分裂，一个东北边防军兵力的调离，都成了关东军敢于冒险的原因之一。
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关于九一八事变，一直有一个争论，到底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前几年张学良在美国接受采访，主动把这个责任承担了下来，说不抵抗命令是他下达的，倒是也没把这个锅推给蒋介石。
实际上，关于针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他俩谁也脱不了干系。
蒋介石是真不愿意打，张学良更加不愿意打。
但你要说是谁给东北军下的不抵抗命令，那自然是张学良。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蒋介石在忙啥呢？
他没在南京，在去南昌的路上，忙着去围剿红军。
自 1930 年发动围剿开始，前两次均告失败，蒋介石不服气，说你们都啥水平？就这几条土枪都搞不定？你们站边上看着，好好学习学习啥叫水平！
于是自任总司令在 1931 年组织了第三次围剿，并把中央军主力都调到了江西战场。
而这些主力，不管跟日本的关系如何紧张，蒋介石也没打算把他们调回去跟日本人打。
这就是为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臭名昭著的原因。
为了内战竟然把国家安危置于一边，挨骂绝对没有冤枉他。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作为寻衅的铺垫，实际上日本已经提前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对此，蒋介石的态度是一个字，忍。
他对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也成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主流态度。
对蒋介石来说，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剿共才是重中之重。
他完全没有认识到日本的野心已经膨胀到要灭亡整个中国。
而对张学良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正好成了自己的借口。
他更不想打。
张学良在张作霖死了之后接手东北军，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也曾信心百倍的因为中东路的问题跟苏军干了一仗，被苏军虐得找不着北。
（此事可参考光绪帝亲政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两人的想法和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这一仗，张学良算是吓破了胆，领教了社会的毒打。
对他来说，苏军都打不过，怎么跟当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军的日军打？部队打没了蒋介石不得弄死我？
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想法都是统一的。
那就是中国积贫积弱，军事力量薄弱，加上国家尚未统一，西有红军闹事，南有广州作对，根本无法跟日军对抗。
这个理念理所当然地由张学良灌输给了东北军的将领。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当晚，参谋长荣臻接到日军突然进攻北大营的报告，荣臻的指示是：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
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样窝囊的命令简直是闻所未闻。
但这恐怕也是东北军高层早就达成了统一的阿 Q 思想：老子就是不让你日本人有借口。
所以，当荣臻把日军发动进攻的消息汇报给张学良时，他非常明确地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而蒋介石的态度，则是同样不抵抗。
他认为如果同日本开战，不出三天日本将占领长江流域，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命脉将陷于敌手，中国将会迅速亡国。
实事求是地讲，蒋介石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绝对不是一个投降派，这个我们的历史都给予了承认。
但是他的战略眼光不行。
他严重误判了形势，以为日本人只是寻衅扩大权益，没有意识到日本人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所以他把希望寄托给了国联，寄希望于列强的「国际调停」。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舆情激愤，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舆论一边倒地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收复东北。
蒋介石在对学生代表的讲话如下。
蒋介石的意思是，如果我只考虑个人名誉，那跟日本人开战很容易。
我之所以不抗战，是考虑到国家前途，为此我宁愿牺牲我的个人声誉。
听起来仿佛很有道理，但是细想这段话，里面有一个 bug，那就是抵抗会亡国，不抵抗难道就不会亡国吗？
结果就是，关东军如入无人之境，一周之内就兵不血刃的占领了三十多个城市，四个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全部沦陷。
而我们需要看一下当时东北的兵力对比，看看这个不抵抗政策到底有多窝囊。
日本关东军：正规部队加上非正规部队共两万人，铁路警察约三千人，总计两万三千四百人。
中国边防军：除去中原大战调往关内的十一万人，东北地区还有接近二十万的兵力。
最主要的是，当晚攻击北大营的日军仅有六百五十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兵力则为一万两千多人。
二十万对二万，纵然日军战斗力再强，只要东北军全力奋战，日军想拿下东北也是痴心妄想。
当然，如果日军后续从朝鲜和日本国内调集军队进入东北，这场仗没有胜利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事变当晚以及后续全力抵抗，那局势的发展如何，并非没有转变的可能。
因为，日本国内并非铁板一块，对于是否在中国制造事变，本身就充满着争议，对日本来说是一场豪赌。
日本国内重重危机，也是乱成了一锅粥
1931 年，日本国内陷入了重重危机，可以说是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咱们必须纠正一个印象，好像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突然发达了。
实际上远远没有，日本人的生活实际上一直都很苦，真正发达是到了朝鲜战争以及战后，靠着美国的扶持成为了发达国家。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要啥没啥，缺资源又缺市场，那是穷得天经地义。
美国人通过「黑船事件」打开闭关锁国的日本门户之后，接着日本人就搞了明治维新，开始发展工业化，生产产品往国外卖。
但是工业化过程也是充满血泪。
刚开始就是各种小作坊干纺织，别的也干不了，凭借低廉的人工成本，低价卖给欧洲那几个国家。
慢慢攒了钱之后再从西方买点设备，扩大再生产。
基本就是这么个过程，慢慢就有了点家底。
后来觉得这样下去速度太慢等不及，就打算赌一赌国运来把大的。
于是从英国借了一大笔钱（当时两个国家是盟友，关系不错），大力发展海军。
然后跟大清干了一架，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没想到赌赢了。
凭着大清这个冤大头的巨额赔款，开始投巨资引进设备发展工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工业化有大清的一多半功劳。
然而对日本来说，资本主义的成果还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后遗症却一样不少的没落下。
比如说，过几年经济就得出现一次危机。
在 1900 年又出现了经济危机，为了跟沙俄抢夺中国东北的权益，鼓起勇气在 1905 年集全国之力跟俄国干了一架，没想到还打赢了。
日本人这个高兴啊，打赢了就有战争赔偿，这是又发达了。
没想到大毛跟大清不一样，不按套路出牌，一分钱也不赔。
我战败了咋的？谁规定的打败仗就得赔钱？要钱没门，不服咱俩就接着打。
日本只能干瞪眼，再打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了。
这下倒好，十几亿的军费投进去了，一分钱的赔偿没弄回来，把自己搞得更穷了。
而到了 20 世纪的 20 年代，日本经济又出现了危机。
原因也不复杂。
在一战期间以及战后的短暂几年，由于欧洲对物资的巨大需求，日本趁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到 20 年代初，这种需求继续下降。
而大发战争财的日本早已开足马力建立的产能，一下子失去了市场。
特别是 1929 年美国大萧条，让已经掉进沟里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整个日本陷入了经济大衰退之中，在 1931 年达到了顶峰。
这一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比 1929 年又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额对比 1929 年几近腰斩。
国内无数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导致失业与半失业人口达到了四百万人。
当时老百姓卖儿卖女的情况比比皆是，生活可谓是水深火热。
这样说可能感受不深，那就举个例子。
根据《日本农业年报》，日本有个山形县，1931 年全县卖女儿的户数达到了五千户左右。
其中有个西小国村，全村 15 岁到 25 岁的少女 250 人，全部卖给其他地方当娼妓，成为了「没有少女的村庄」。
此时的日本，对于青年男性来说，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去工厂当苦力，一个是去部队当兵，才能混口饭吃。
通俗点讲，日本人快穷死了，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般社会矛盾到了这个程度，不稳定因素就开始出现了。
这其中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军人。
老子当兵为国效力，姐姐妹妹却在家饱受凌辱，让谁能忍？
有了这个市场基础，各种思想理论也就开始出现。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一辉。
北一辉曾经是同盟会的人，跟孙中山、宋教仁是亲密战友，革命意识相当超前。
北一辉宣传的理论大体意思就是日本高层那些政客和资本家都是该死的蛀虫，应该全部干掉，把权力还给天皇，让天皇领导大家过好日子。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部分下层军官就成了北一辉理论的信徒，整天喊着要打倒财阀和那些腐败的高层，让天皇当家做主，这帮人慢慢就发展成了「皇道派」。
而与其相对应的，则是由上层军官组成的「统制派」。
两个派别也有共识，那就是大力发展军事，对外扩张，占领市场和资源，让日本人过上好日子。
区别也很简单，皇道派是要让天皇掌握实权，而统制派则是自己想掌权。
至于对外扩张，统制派主张抢中国，而皇道派则主张往西发展，去抢苏联的西伯利亚。
总而言之一句话，此时的日本，正朝着军国主义的道路狂奔，利用对外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现下的危机，已经成了军方的共识。
而且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日本的军方，和政府也就是内阁完全是两个系统。
内阁对军方毫无约束力，而军方对内阁那些政客也是十分反感，认为他们都是只会讲大道理干不了实事的一群猪。
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显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以为日本政府说了算，以至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相当被动。
简单总结的话，日本当时的政局是这样的：军方和内阁的意见不统一，军方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大家各想各的，乱得不得了。
而由于天皇裕仁支持军方，加上经济恶化到不能再恶化的程度，老百姓都希望改变糟糕的社会现状，对军方激进的扩张思想十分支持，所以，军方的势力碾压内阁。
上文说南京政府误判形势，说的就是没有认识到在日本根本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军方说了算。
而面对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显然把局势想的太乐观了，以为凭借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就可以解决中日矛盾，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事变最终发生了
先聊一个问题。
日军为啥说搞偷袭就搞偷袭？日军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不是冒出来的，是一直就在东北。
这又要把责任追溯到清政府身上。
上文不是说了嘛，日本为了跟俄国抢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1905 年在中国的地盘上跟俄国干了一仗，以伤亡几十万的代价，还真把老毛子打赢了。
军费你不赔我没办法，但是驻军你得滚蛋。
于是接收了俄国人控制的「关东州」，也就是今天的旅大地区。
而日本的这个驻军呢，就叫关东军。
九一八事变就是关东军搞出来的。
而策划者则是所谓的「关东军三杰」，臭名昭著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
着重讲几句石原莞尔这个人。
和其他日军高层基本上出身于军人世家不同，他并非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爹是山形县鹤冈市的一个警察局局长，家庭条件比较优越。
所以他在军队的晋升之路是一步一步靠自己爬上去的。
作为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首要人物，当时他的军衔只不过是中佐，相当于咱们的中校，充其量也就是个团长级别。
石原莞尔这个人比较有想法，最著名的就是「石原构想」，也就是「世界最终战论」。
简单来说，他认为世界最终的决战将会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进行。
而在此之前，需要征服中国，而征服中国的前提，则是首先征服「满蒙」，也就是中国的东北地区。
正是在此理论的支持之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积极策划发动事变，并在关东军内部达成了共识。
而关东军想侵占东北，不代表日本内阁也想这么干。
倒不是说日本内阁对中国心存善念，而是站在政客的立场和角度，明显和军方有不一样的想法。
作为组阁的政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改善经济形势恶化的现状，让老百姓别整天骂娘。
对他们来说，即使军方冒着风险侵占满洲成功，这在国际道义上讲不过去，极可能面对其他列强的敌视甚至制裁，更何况中国不可能不抵抗，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谁都没想到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如此拉胯）。
而侵占满洲很可能导致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到时候他们这些政客分分钟就得下台滚蛋。
屁股决定脑袋，政客们可不想做这赔本买卖。
对他们来说，如果能用军事恐吓加上外交谈判就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为啥要冒着风险去发动战争？
而对军方来说则完全不一样。
军方早就达成了共识，解决日本当前经济恶化的方法就是侵占满蒙，成为日本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才是对日本来说的最优解。
而关东军尤其急切。
其实对包括关东军在内的低级军官来说更重要的，是前文讲过的原因，是只有通过战争，他们才有上位的可能。
在他们眼里，内阁的政客们甚至军方高层就是一群腐朽无能的猪，只有把这群猪赶下去，日本才能有希望，他们才能出人头地。
咱们一定要改变对日本人的认识，以为他们都对长辈上司毕恭毕敬，谦谦有礼，实际上，「下克上」才是日本人的传统。
尽管解决满洲问题已经成为全体日本人的共识，但如何解决却一直存在争议。
内阁主张「内科方法」，也就是经济侵略；军方主张「外科方法」，也就是发动战争完全占领。
关东军策划的侵占满洲的计划，只是报告给了参谋本部，内阁对此只能说是有耳闻，具体计划并不知情。
而军方即使支持「外科方法」，但是军方内部对侵占满洲也是意见不统一。
相比中下层的日本军官来说，高层对此事考虑的要多一些。
所以在 1931 年 6 月 19 日，陆军省发表了一份《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
大意就是要分步走，第一步建立亲日政权，第二步策划该政权独立，第三步变满蒙为日本领土。
但是关东军哪能等到这一天？再说按照这个步骤来，跟自己有啥关系？何时能建功立业？
既然内阁反对，而天皇和军部又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为了不给领导添麻烦，在没有内阁和军部的明文命令之下，关东军决意把生米做成熟饭。
在此背景之下，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过程大家都知道，就不用多说了。
一句话，东北边防军全线不战而退，日军兵不血刃地用了四个月占领了日本国土面积两倍多的东三省。
本文主旨不想去刻意批判张学良和蒋介石，只是复盘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是不抵抗政策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不得不多说几句。
本来日本内阁对武力侵占满洲还持反对态度，觉得风险太大，没想到就跟白捡一样，简直是意外之喜。
于是没有追究军方先斩后奏的责任，还大大方方地支付了关东军的军费。
至于天皇裕仁和军部更不用说，特意对关东军进行了嘉奖，更助长了军国主义者的狂热。
最可悲的是，中国军队的不战而退，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野心。
代价如此之小获益如此之大，所以用战争来解决日本的危机是正确的这种思想，已经让日本人全体狂热。
最后做一个假设。
如果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全力抵抗，首先关东军拿下东北的概率极低。
虽然后续日本肯定会从朝鲜和国内调兵扩大战争规模，但是如果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同仇敌忾，把在江西围剿红军的主力调到东北，全力支持东北的抗日，那结果会如何？
在日本内部本身充满争议的情况下，如果侵华行为受到中国的奋死抵抗，日本是冒着国家崩溃的风险去扩大战争，还是偃旗息鼓进行谈判；
甚至还敢不敢在 6 年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些都已经成了历史的未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奋死抵抗，抗战史绝对会改写，中国的历史也会改写。
尽管后来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主张抗战而闻名史册，蒋介石也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中国反法西斯领袖，甚至一度跟三巨头混在了一起。
但是九一八事变中这两个老兄的表现，不可否认给中国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结果。
为啥把 9 月 18 日已经定为「国耻日」？
打败仗不丢人，不战而逃才是可耻的。
而自己不求抵抗而寄希望于国联和列强调停的行为，事实证明也是自取其辱。
谁会去帮一个自己都硬不起来的软骨头？
正如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 1931 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希望每年国耻日的警报声，会一直警醒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借用一句话作为结尾：
纵观中外古今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真理：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决不能将捍卫主权与领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道义」，更不要寄托于敌人的仁慈。
只有自己奋起，才能主宰自己国家的命运。备案号:YXA1gyGjetPvONYElHgX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