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诉你两个重要的概念：慢变量和小趋势。
感知历史，就要学会从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这是我们培养自己的观察力，以深刻读懂当下社会的关键。
历史感
我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复述历史，而是寻找一种历史感。
虽然我是在现场记录的，但我写下的不是当下的新闻，也不是未来的史料，我研究的是变量背后的逻辑。
我的写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唤醒你的历史感，让你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命运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
这个历史感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要澄清一点：历史感不是历史。我不愿意陷入关于历史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我不会费尽心机还原历史或臆想历史的规律，我也不会绞尽脑汁预测未来。和所有的复杂体系一样，历史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
但当下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感，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身如转蓬、无依无靠的转型时代。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高低起落，普通人会忽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历史进程的联系。
社会的变化太快，人们感到力不从心。
骤然面对急速变化的时代，人们自然会感到无助。
所以你才需要历史感。
历史感能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也和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
只有拥有了历史感这双特殊的慧眼，你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生活在历史之中，感觉到自己在冥冥之中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你对活在当下的感受才会更加真切。
历史感是一种通过知识的积累、长期的思考、细致的观察、突然的顿悟形成的直觉。
观察历史也是一样，你必须学会找到一种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印象。
古时候，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的部落或村庄，那是不得已的事情；现在，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的圈子，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互联网把我们又变回了「洞穴人」。
你认为在「朋友圈」里刷屏的文章，可能在另一个圈子里根本就没有人看。
你不了解的圈子，可能其人数和影响力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即使在同一个圈子里，人们也很少发生紧密的交流和互动。我们就像参加同一场演唱会的观众，无非是开场的时候来，散场的时候去。
在圈子时代，人们变得更加孤独和漠然。虽然你每年都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听到了很多消息，但是，在你的部落之外，在你的目力到不了的地方，正在发生着一些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事情，那些事情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你的生活。
美国作家梭罗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关心的事物。」的确，对我们来说，没有观察到的事物就等于不存在，但同样地，那些能够被观察到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
冲击与反转
生活在 2018 年的人很容易感受到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人们明显感受到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影响。从出口企业的老板到出租车司机，每个人都告诉我，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了。
财富缩水的速度比经济下滑的速度更快。股市重挫、P2P（点对点借贷）爆雷，无数家庭的财富灰飞烟灭。订单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环保督查越来越严、税负居高不下，大批中小企业苦苦挣扎。
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0 年之后的 2018 年，又发生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毒疫苗」事件，再一次让人们感到愤怒、无奈和恐慌。当然，2018 年对中国经济冲击最大的莫过于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中美贸易摩擦。
站在 2018 年，你会怎么判断未来的趋势？
这取决于你是看短期还是看长期。
一般来说，短期我们能看得更清楚，长期我们会看得更模糊，但在 2018 年这一时点，可能恰恰相反。
对 2019 年的形势预判，有乐观的观点，也有悲观的观点，但这两种观点很可能都是错的。
错不在结论，而在它们判断的依据。我们总是习惯从经济的基本面判断未来趋势，而在这一两年内，基本面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无论是看投资还是消费，无论是看内需还是外需，中国的经济基本面都不算很好，也不算差，但影响 2019 年趋势的主要不是基本面，而是信心。
信心看预期，预期看政策。政策要看国内的政策，也要看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变化。
我们在 2019 年很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冲击，这些冲击会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经济在 2019 年出现调整，甚至进入新的危机，中国经济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如果中美之间的摩擦从经济贸易领域溢出到安全领域，又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恐慌呢？2019 年是很多国家的大选年，新的地缘政治风险会不断冒头，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会互相传染，引发一场政治疾病吗？
用过去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只会变得越来越悲观。我们之所以悲观，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模式似乎都不管用了，不管是增长模式、商业模式、就业模式、教育模式，还是管理社会、管理全球经济的模式。
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那个过去的时代是极其特殊的。
那是个草莽英雄出没的年代，在这群草莽英雄看来，没有规则和秩序，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一切都是靠「试错」找到边界的，而边界又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速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落幕。
收入不平等问题、代际冲突问题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在未来社会里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显而易见，但草莽英雄们对此熟视无睹。
这就是旧的事物会被清除，新的事物会落伍的原因，你需要去寻找的是能够带来「反转」的「新新事物」。
快变量和慢变量
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慢变量和小趋势。
先说慢变量吧。
历史是由快变量决定的，也是由慢变量决定的，但归根结底是由慢变量决定的。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大多是快变量。不幸的是，信息增长的速度明显超过了真理增加的速度，于是，在信息的增量中，噪声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筛选。
对快变量的迷恋，让我们迷失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只看到眼前，看不到全局。
慢变量看起来没有变化，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看起来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容易忽视慢变量，但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火车头。
我来举例说明什么是快变量，什么是慢变量。
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你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海上会有波浪。导致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有月亮和太阳。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发潮汐现象。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也就是朔日和望日，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方向相同，会产生大潮，也称朔望潮；每逢农历初八和廿二，也就是上弦和下弦，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互相削弱，会产生小潮，也称方照潮。
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一位观察慢变量的寂寞高手。
他在 2016 年出版了一本厚达 700 多页的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戈登教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进步的「上帝视角」。
我们看到的技术进步是快变量，他看到的技术进步却是慢变量。
戈登教授说，美国在 1870—1970 年间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大跃进」。
美国这次的经济「大跃进」是由影响了我们衣食住行的一系列创新带来的：从电到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和电梯，从汽车、轮船、飞机到城市化，从电话、电报到新闻、零售。
那么，20 世纪 90 年代由电子计算机引发的「新经济」呢？
戈登教授说，对不起，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回光返照」。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戈登教授让我们注意到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原来如此具有革命性。
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 21 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
当然是选 21 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房屋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 Wi-Fi（无线网络）。
假如有一个 19 世纪的农庄和一个 20 世纪的超市让你选，你选哪一个？
你应该选 20 世纪的超市。虽然 19 世纪的农庄不用化肥和农药，产出的都是有机食品，但没有食品工业的发展，食物无法保质保鲜，你很可能会吃坏肚子，甚至可能会饿死。
那么，我再问你，抽水马桶和智能手机，如果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
我选抽水马桶。
慢变量是一种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
戈登教授指出，在 1870—1970 年这 100 年里，后 50 年（也就是 1920—1970 年）的经济进步比前 50 年的更大。
等一下。前 50 年的美国经济跃进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从电灯到电话，从汽车到火车，这些发明都发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1920—1970 年？请你回想一下美国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1929 年爆发了股灾；30 年代是大萧条；30 年代末美国被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0 年代和 60 年代美国是管制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遇到了这么多的阻碍，美国居然在 1920—1970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这就是慢变量的威力。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就会大幅减少，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现象；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大幅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
虽然 30 年代美国经济一直低迷，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止，因为最早的汽车太简陋了，没有仪表盘，没有挡风玻璃，没有雨刷，这都要一点一点改进。
戈登教授对美国经济的洞察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提供了启发。
如果你观察过去 3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去看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就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
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我们似乎对这三个推动力已经非常熟悉，但很容易低估它们的潜力和复杂性。
总之，叫得出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这三个变量的名字，与了解这三个变量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想要判断中国未来的趋势，必须深入观察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这三个慢变量。
这听起来没那么刺激，甚至会很枯燥。当人们都在讨论哪里是风口、什么是潮流的时候，我会带你去看洋流。
风口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洋流才重要。洋流发生在大洋深处，表层的洋流有两三百米深，这股洋流又带动更复杂、更湍急的海水流动。
洋流没有潮水喧嚣壮观，不如台风惊心动魄，但只有洋流才能带你到很远的地方。
大趋势和小趋势
找到了慢变量，我们就能找到定力，但找到了小趋势，我们才能看到信心。
按照美国未来学家马克·J.佩恩的定义，小趋势就是占人口 1% 的群体出现的变化。
佩恩的这一观察视角启发了我们：有些人群人口数量相对较小，却能产生与其人数似乎不相称的影响力。
我们的研究方法和佩恩有所不同。我们并不严格按照总人口 1% 的标准来定义小趋势。
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太大了。中国人口 14 亿，那 1% 就是 1 400 万人口。哪怕是 0.1%，在中国也有 140 万人，也不是个小数了。
我们关注小趋势，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化日益显著，大趋势不足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多向度发展；
第二，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很少出现泾渭分明的新旧交替，新的观念、新的现象往往是由原有的一些小趋势发源的，这些小趋势原本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却能引起社会风尚的深刻变革。
让我们先观察一下小趋势的特点。虽然占中国总人口 0.1% 就有 140 万人，占 1% 会有 1 400 万人，看起来人数众多，但你要知道，在其余 99.9%、99% 的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另类的群体。在小趋势里面的人觉得这是一片海，在小趋势外面的人则觉得这只是一滴水。不过，这些群体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更为团结，观念更一致，更喜欢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同气连声，彼此鼓励和支持，形成了一个线上和线下的立体网络，这样就能成倍地放大其力量。
所以，小趋势的特点是：必须足够小，才能显示出锋芒，但又必须足够大，才能彰显出力量。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小趋势呢？在小趋势里面的人会觉得，这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其实并非如此。
之所以会出现小趋势，是因为首先有了大趋势。
我们拿盖房来说吧。盖房的时候一层一层起高楼，每一层的盖法都是一样的，盖出来的毛坯房也是一样的，但是，等到盖完房，要装修的时候，每一家的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了。
有的人喜欢金碧辉煌的洛可可风格，有的人喜欢 2018 年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中莫兰迪色系的性冷淡风格。
所以，盖房子是大趋势，而装修就是小趋势。
我们再来看互联网技术。最初，你想做个网站得找专业人士给你做，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微博，有了微信公众号，你不需要懂任何编程，直接就能发微博和微信，做自己的自媒体。
互联网平台是大趋势，而自媒体就是小趋势。
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发展初期看大趋势，发展后期看小趋势。
在发展的初期，更重要的是大趋势。我们所有人都被大趋势裹挟着前进，那个时候，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难，就像行军的时候，你只需要跟着前面的伙伴，甚至拉着马尾巴朝前走就行。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反而会出现分化。国家和国家变得更不一样，城市和城市变得更不一样，企业和企业变得更不一样，个人和个人变得更不一样。
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得变得更相似、更平等、更富裕，然后才能变得更加差异化。
在未来时代，小众才是主流。
5 个变量
接下来，我向你预告一下我们在 2018 年的旅途中找到的 5 个新「变量」。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变量是大国博弈。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这是 2018 年最重要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加凶险。这也是我花费时间最长、精力最多，为你观察到的变量。
从 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之前，我就开始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不仅采访了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学者，而且与美国的犹他州、蒙大拿州的普通民众拉过家常；我不仅大量阅读了同行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而且参观过出口企业的工厂。
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和很多流行的观点并不一样。
很多人关注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对中美之间会出现贸易摩擦备感困惑，毕竟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说，能让美国和中国和好的唯一可能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虽然只是戏言，但他道出了真相，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总是要分我们和他们的。
事实上，是先有了他们，才有的我们，也就是说，先有了对手，才能保持自己人的团结。即使在和平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在时时刻刻处处较量。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经济增长是和平时代的竞赛。这背后的原因是：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就能证明其制度更有优势。如果补充一句，技术进步也是和平年代的竞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点，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折点呢？
一般的解释是：当一个新兴大国赶超一个霸权大国，而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时，国际格局就会出现巨变。这种解释并不全面。
内政决定外交。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这个变量中出现的新变化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群想要下车的人，他们不愿意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感到眩晕，要求把车停下来，想要下车。
理解了这个群体的诉求，我们才能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
这种力量不仅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风向，而且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赢得竞选，都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的土壤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厚，民粹主义的影响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远。
中国人难以理解这些想要下车的人，因为我们是一群刚挤上车的人。
出生于 20 世纪 60—90 年代的这一批人，其实都是有幸坐上经济高速增长快车的人。因此，中国民众对待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态度比西方民众更为乐观，而这种乐观主义也使得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
中国人就像早上要坐公交车的乘客，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上车。拥挤的人群如同潮水，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最后都发现，自己是被挤上车的。
在西方社会，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 20~30 年为时间单位，但在中国，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会以 10 年为单位。我们经常会讲到 60 后、70 后、80 后、90 后等。或许，这能够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变革速度太快了。
西方社会相对成熟而稳定，中国社会更有激情和活力。我们用 10 年的时间就能跨越西方社会 20~30 年的时间。剧烈的社会变革也会影响到每 10 年一代人的性格。
或许 60 后略显世故，70 后更为务实，80 后最是疲惫，90 后稍觉轻佻。
但是，假如我们把历史的视角拉得更长，你会发现，出生于 20 世纪 60—90 年代的人，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
「坐上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
他们都相信：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未来，等「坐上快车的人」回望 1978—2018 年这 40 年，他们会蓦然惊觉：原来这样高速增长的时代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
在此后的迢迢长路上，他们会逐渐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也有被其他新兴经济体超过的可能；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相反，过去的快速增长模式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缺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下一代人未必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与未来的人相比，如今刚刚退休的这一代人很可能过的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能有的奢侈。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论断：经济增长会影响国民性格。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会更乐观、更自信、更积极上进、更包容开放。
过去 30 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坐上快车的人」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也更乐观。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民众，对技术创新的欢迎程度都远超西方，他们会更加大胆地拥抱新技术，甚至多少有些鲁莽。
中国一直秉承着实用主义精神，有冒险家精神的企业家相信拿来主义，相信只有技术不断进步，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中国消费者对技术创新的接受程度显然比西方消费者更高，更愿意尝试新生事物。
对待无人机，美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中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东西真好玩，不仅要买一个给自己，而且要买一个送给朋友。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技术崇拜的氛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全球互联网大国。
这里聚集着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和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互联网企业。数亿人使用智能手机购物、支付、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消费者比美国的消费者更聪明、更时尚。
虽然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的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体会到美国的焦虑。
我已经帮你梳理了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出现的背景、他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以及他们可能对未来的政治带来的影响。
虽然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想法有所不同，但他们其实都在同一辆车上。如果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真的在车厢里发生殴斗，这辆车可能会失控，掉下悬崖。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变量可能出现的反转不是谁赢了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中是不可能有赢家的。正如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当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地球人才能团结一致，同理，只有当中国和美国遇到一个共同的挑战，这个挑战必须来自人类之外，而且这个挑战大到以至中美两国必须联手应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才会有坚实的合作基础。这个挑战，在我看来，应该是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
为了理解未来，我们可以拿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做个类比。
假如工厂出现时你是个农民，纺织机出现时你是个裁缝，汽车出现时你是个马车夫，机关枪出现时你是个骑兵，你该怎么办？你一定会像那些想要下车的人一样感到眩晕。这个世界完全乱套了。农田不再是原来的农田，村庄不再是原来的村庄，域外的工业品如同潮水一般冲垮了国内的手工业。
你再想想，如果火车出现时你是个旅人，电报出现时你是个记者，纺织机出现时你是个棉农，电影出现时你是个观众，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一定会像那些刚挤上车的人一样感到狂喜。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遥远的世界近在咫尺，有冒险精神的人可以征服整个世界。
这两种体会都是真实的。工业革命先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随之引发了激烈的社会震荡，但最终走出了这段「死亡谷」，进入一种新的均衡，并给整个社会带来财富的涌流。
不要忘记，在这段时期，曾经爆发过工人运动、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次洗牌，一次次淘汰。
如果身处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即使你能预知再过 30 年世界经济会进入稳步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消息可会让你在破产的时候感觉更好受一些？
在人类历史上，人工智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力可能是一个量级的。人工智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飞跃，也会导致大批劳动者失去工作。
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未来可能有 4 亿个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技术进步的利益会更多地流入少数人的钱包，大部分人并不会分享到更多的回报。
让劳动者转型可不可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但问题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年）内让工人实现转型。你不可能要求一代人付出牺牲，为技术进步当垫脚石。
我们今后面临的是「人工智能之谷」。如果我们能够跨越「人工智能之谷」，就一定能够登上另一个山巅，看到更壮观的前景，但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人工智能之谷」也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死亡谷」。
美国和中国在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时候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因为我们同样缺乏经验。
美国的经济体制过于追求短期利益，过分追求股东利益，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难以参与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它的政治体制过于强调精英观点，过分信仰自由主义理念，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声音。
这些内在的缺陷导致美国更难以应对人工智能社会的挑战，于是，被忽视和被排挤的力量会从所有能够释放的地方释放，哪怕是从极端主义的孔隙。
中国虽然会最早实现人工智能化，但这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社会的试验场，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当试验品。就像日本最早遇到老龄化社会的困扰一样，中国也会比别的国家更早地遭遇人工智能社会的风险。
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变量是技术赋能。
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每一种技术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一个市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只有当技术的性格和市场的性格匹配起来，才是真正的佳偶天成。
我们看到的小趋势是：有些新技术在看起来离新技术最为遥远的领域找到了广阔的应用天地，并能通过为普通人赋能将这种潜能进一步放大。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在判断技术发展的前景时，不能只看技术的先进程度。
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变量是新旧融合。
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传统行业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经验，这是任何一个新兴行业都无法替代、不能忽视的。
我们看到的小趋势是：有的传统企业已经学会了新兴行业的打法，它们就像老兵穿上新军装一样，会从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发起反击。
我们也看到很多新兴行业正在拼命向传统行业学习，大量的老兵也在涌入新军。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盲目地迷信互联网的力量。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对所有的传统产业发起「降维打击」，相反，互联网行业自己的发展已陷入低谷。
你不能只锻炼自己的互联网思维，你还必须对传统保持足够的谦卑和敬畏。
我们看到的第四个变量是自下而上。
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从长期来看，城市的发展应该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能够维护城市系统的多样性，提高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激发出普通民众和基层社区的创新。
我们观察到的小趋势是：「多核城市」是城市群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城市已经开始「收缩」，而保持了开放性的城市才能更好地实现「精明收缩」；很多城市、很多社区正在爆发「颜值革命」，街道和社区正在变得更美、更有生活情趣。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用生态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发展，要尊重基层创新，千万不要低估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我们看到的第五个变量是重建社群。
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只有重建了社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自我。人们只有在公共生活中学会如何彼此相处，一个社会才能更加平等、和谐。
我们观察到的小趋势是：在某些地方，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由于条件的变化和核心人物的推动，出现了一种「从云到雨」的趋势，原本松散的社群开始自发组织、自发生长。虽然重建社群的力量现在还很弱小，但假以时日，这种力量将大大改善我们的社会道德、公共秩序。
你会有困惑，会有吃惊，会有感动，最后，你会突然顿悟：这一切都来自那棵已经生生不息了 3 000 年的中华文明的古老大树。备案号:YXA10KMPZJsLP9rYB1f0P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