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专栏《红色硬核狠案：以信仰之名，点亮黎明》
案子发生于 1934 年，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的战略错误，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
不得已之下，中革军委派出红六、红七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
意在调动反动派的「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但两方面的作战皆没有取得有利战果，未能达到预设目的。
10 月初，反动派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
第五次反「围剿」经过要图
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红军处在生死攸关之际。
是继续留在苏区和敌人战斗，还是撤出苏区暂避敌人攻势，中央面临两难抉择。
1，继续留在苏区，则要面对反动派的强大围剿攻势，存在全军覆没的可能；优势是有比较好的群众根基，同时相关的基础建设也比较完善；
2，撤离苏区，不仅会给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红色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还对大多数已经在苏区扎根的人，会产生背井离乡的恐惧，进而动摇革命信念。尤其关键的是，如果选择撤走，那么撤到哪里？怎么撤？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方向。
眼看着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在前线抵抗的战士牺牲越来越大，该如何决断迫在眉睫。
我方中央的核心领导人却还在就路线之争扯皮。
争论中的红军
关键时刻，一份从江西德安发来的绝密情报，让这个关乎生死的抉择有了一个基本的定调。
这份情报十万火急的强调，反动派针对当前中央苏区的形势，制定了一个要将苏区一网打尽的恶毒《铁桶围剿计划》，投入的兵力和将要开展的战略，都非常致命。
接到这个情报后，中央立即开会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央苏区其实只有一个选择：撤离苏区。
因为实在太紧急，这份绝密情报是用电报发出。
当时的电报能够发送的内容量并不多，情报比较精炼，信息有限。
如果苏区方面没有得到国民党「铁桶计划」详细布防信息的话，接下来，即便中央选择撤出苏区，也不知道该撤向什么地方，该如何部署应对战略。
稍有不慎，很可能就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整个中央苏区却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安排，只能眼睁睁看着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而来。
就在这时，一个邋遢污秽的乞丐出现在瑞金，在昏倒前，他将自己手中的四本字典交到周总理手中。
字典里藏着的详细计划，直接让中央确定下长征的大方向战略！
四角号码《学生字典》
这名乞丐叫梁明德。
为了送出这四本字典，梁明德不仅自残其身，他的家人也被捕后失踪。
周总理亲自过问，列为专案专办，要求务必将他的家人找回。
但接下来历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形势不由人，始终没有找到。
直到解放后，中央对此事格外重视，安排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直接负责。
接到任务后，根据为数不多的线索，曾希圣挑选精明能干的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项南配合协助。
项南
当时正处在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各项工作都急待开展。
年轻有为的项南还有诸多重要工作要完成，面对安排下来的这个失踪案，项南书记并不是很理解。
在黎明到来前的黑暗里，牺牲、失踪对于革命者而言都是寻常事，项南本人就和自己的革命家庭失散多年。
组织怎么就对梁明德的案子执念这么深呢？
但项南还是遵照组织安排，开始着手调查寻找。
只是，他自己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番调查寻找后的最终结果，不仅让项南书记震惊，还使得曾希圣和他抱头痛哭，感动不已。
那么，引出这桩案子的梁明德同志，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人？
他与项南又有何种关系？
（1）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是我方潜伏进反动派核心部门的一名机密特工。
1925 年，梁明德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在海外活动期间，梁明德没有透露任何工作信息，跟家人都说是在外做生意。
1927 年，梁明德转入周总理在上海创办的中央特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
1929 年，在海外工作多年的梁明德经组织安排回国，配合进行重要军事行动三打龙岩城。
战斗取得胜利后，梁明德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
三打龙岩城
开心激动的妻子王村玉见到梁明德两手空空，很疑惑。
问他为什么在外做生意多年，却一点钱都没有赚到？
梁明德告知妻子，他做的生意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给很多贫穷的农民分了土地。
文化不高但觉悟高的妻子，顿时明白，梁明德是做了共产党。
她没有害怕、恐惧，而是提醒梁明德要注意安全。
不久后，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梁明德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
他带上妻子、十二岁的长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前往上海。
他在上海勃生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
一切按照组织要求安排妥当后，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地下交通员联系上梁明德，将他带到一个秘密联络点，进行任务安排。
见到指挥这次任务的人后，梁明德非常激动，同时也深知这任务事关重大。
因为这次任务的指挥人，是周总理。
周总理向组织挑选来的梁明德等同志，介绍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劫囚车。
原来，在几天前，中共中央在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的一幢小楼里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
主要参会人是周总理、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把江苏军委的工作移交给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
会议形式以打麻将作为掩护。
因为参会叛徒出卖，导致五名参会人被捕：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白鑫夫妇。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周总理因病不能参会，因此幸免于难。
事情发生后，中央震动，周总理连夜召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开会，一方面研究营救措施。
另一方面，派特别行动科负责人陈赓亲自去见国民党特务机关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搞清楚事发的原因。
杨登瀛是我方潜伏进敌营的内线。
陈赓很快从杨登瀛处获取白鑫早已叛变投敌的情报。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下达了杀害彭湃等人的命令。
白鑫
事态非常紧急，我方已来不及做其它工作，唯有劫囚车一种方法可行，因此才将梁明德等精锐特工召集于此。
经过连夜分析后，梁明德等人化装成各色人等，秘密布置在通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隐蔽在行人中间。
囚车
早晨天刚亮，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经过，梁明德按照既定计划，准备劫囚车，却发现手里的手枪根本不能使用。
一番查看，梁明德发现原因。
这批手枪是「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送来的，因为收到手枪时间比较晚，枪上的油脂未来得及擦干净，以至不能击发。
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周总理权衡之下，只能忍痛改变计划，下达撤离的命令。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烈士就此遇害。
叛徒白鑫躲进反动派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的公馆。
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故意放出烟幕弹说：「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但中共特科知道，白鑫此时并未到南京。
周恩来与梁明德等队员们商议，一定要在白鑫前往南京之前将其正法。
（2）
中央特科指示杨登瀛掌握白鑫的行踪，同时，还利用以医生职业作掩护的柯麟与白鑫的熟人关系，找机会摸察白鑫的出没情况。
但白鑫非常狡猾，他深居简出，此时已不去找柯麟看病，而是约柯到他的住处去。
这样特科队员一时就难以下手。
眼看时间已日渐紧迫，绝不能让白鑫逃走。
梁明德等把相关情报汇总给周总理，并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
既然没有机会隐秘的把叛徒枪决，那就反其道而行，在众目睽睽之下执行任务，就在范争波的公馆门前处死白鑫。
1929 年 11 月 11 日晚 11 时，霞飞路范公馆门前，特务头子范争波等人正簇拥着白鑫一起走出来。
叛徒白鑫是要出发去南京邀功领赏的。
就在白鑫举步要上车之际，公馆前面拐角处突然飞驰过来一辆黑色轿车。
「嘎」的一声停下来在公馆门前。
白鑫以为又是什么要员来送他，于是停步和范争波等着，车门打开，从上面很快跳下来梁明德和其他两位同志。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是刺杀，时刻保持戒备的白鑫马上夺路就逃。
梁明德紧追上去，几枪将叛徒击毙，然后立即上车离开。
在大庭广众之下，惩杀叛徒，特科红队声名大振，让叛徒寝食难安。
梁明德在任务前和任务中的英勇表现，给周总理留下深刻印象。
1933 年，因为梁明德能力表现突出，被选中前往江西执行重要潜伏任务。
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内应支持下，成功潜伏为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1934 年 10 月，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因为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所以时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也破格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获得了详细的计划。
该计划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制定。
全部相关材料有三四斤重，内有《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
每份文件上都打上蓝色的「绝密」字样，对领取材料的人员严加审核，严密监督。
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拟用国民党一百五十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
部署
其包围半径距中心目标瑞金 150 公里，包围圈内划分很多编了号的区域，精确部署到哪支部队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指定的编号点。
并按规定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岩、柜马，构筑火力网工事及碉堡，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等。
一层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 7-8 华里，每推进 1 华里布上 1 重铁丝网，每 5 华里筑一道火力网工事和碉堡线。
每月向纵深推进 25 公里，6 个月便逼近红都瑞金，到时候，瑞金四周将竖起 300 重铁丝网，30 道碉堡火力封锁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和地雷。
为防止红军突围，除严令各部防守所负责编号区域，还配有 1000 辆军用十轮卡车运送主力部队，严防死守，进行拦截。
人员、武器
作为「铁桶围剿」的前奏，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 12 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
当包围圈形成后，这 12 个师随即撤离，断绝铁桶包围圈内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彻底封闭苏区，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参加完庐山会议的莫雄深感事关重大，意识到这个计划关乎红军生死。
一回到德安，莫雄就找来梁明德、卢志英、刘哑佛等人商议。
看到计划后，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如果这个计划顺利执行，中央苏区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几人当即决定，先将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要点，以加密电报的形式发往苏区，让中央早做准备，然后再想办法尽快把详细计划送往苏区。
电报顺利发出，接下来，要用什么办法将详细计划送出？
（3）
因为时间紧，任务又格外重要。
几人经过连夜商量后，决定采用最可靠、最直接的方式，直接让一个人携带详细计划情报，送往瑞金。
德安到瑞金
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全程四百多公里，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数十个县，要翻越数座大山，多条河流，穿过几十道敌人封锁线。
选派的这个人要绝对忠诚可靠，并且具备非比寻常的忍耐和决心，以及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
因为之前梁明德在红队的表现，以及他还会说客家话，最终确定由他将情报带往瑞金。
这一路上，要经过重重盘查，如此详细的重要的计划情报，肯定不能直接携带。
几个人深思熟虑后，找到一个绝佳的方法。
把情报材料加密后抄写在当时常用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里。
其中最重要的军事标图则用淀粉液描到薄纱纸上，夹入字典中，因为内容量大，足足抄写了厚厚的四本。
为让带字典上路更加合理，梁明德也装扮为一个教书先生。
准备妥当后，梁明德连夜上路，选定一条最快的路线往瑞金赶，越往前走，敌人的盘查越严格，为了避开哨卡，梁明德不得不走一些偏僻小路，遇到很多难以想象困难和危险。
进入到距离瑞金一百多公里的时候，梁明德发现《铁桶围剿计划》已经开始。
敌人层层把关，正常的方式已根本不能通行。
梁明德怀揣着那四本关乎红军生死的字典，他知道，早一分将情报送到中央，红军就早一分安全。
看着阻碍他前进的敌人哨岗，梁明德心急如焚。
连日不知疲倦的赶路，他装扮教书先生穿在身上的长衫已经肮脏破烂，非常狼狈，他本来准备拾掇一下，让敌人不至于怀疑他的身份。
环顾一下他这时的邋里邋遢状态，梁明德反而想出一个办法。
他找到一个隐秘的偏僻处，干脆就邋遢到底。
把身上的衣物全部扯烂，放在污泥、草丛里摔打，再把头发弄得蓬乱肮脏，往藏有字典的袋子里放进一些粪便脏物，让自己变得和乞丐一样。
一番处理后，确实很像，但梁明德深知这个任务不能出任何纰漏，于是干脆用石头硬生生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也不进行任何处理，任凭伤口发炎肿胀。
经过梁明德的自残操作，他从一个教书先生，彻底变成一个浑身散发恶臭、面目肿胀变形的肮脏乞丐。
敌人虽然防守严密，但每逢「乞丐」梁明德靠近，往往恶心不已，避之不及，让他赶快滚。
梁明德把握机会，昼夜不停，不眠不休的赶路，到达瑞金时，他整个人已经完全虚脱、极度疲惫到随时可能晕倒。
强撑着精神，梁明德赶到周总理驻地，此时周总理正和中央的同志开会，商议接下来的对敌策略。
但因为没有《铁桶围剿计划》的详细情报，而不知该从何着手进行周全的布置。
一部分领导同志，甚至开始质疑那份用电报发来的情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乞丐」梁明德终于走到了周总理面前。
看着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周总理实在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英姿勃发、风度翩翩，胆大心细击毙叛徒白鑫的红队精英。
梁明德赶紧取出四本字典，并将情况进行说明，一番话说完后，他就晕倒过去。
周总理立即安排专业人员，从四本字典上誊抄下相关情报，发现事态比想象的最糟情况还要严重，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突围转移的决定，并必须赶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跳出了包围圈。
当天就开始执行。
行军
后来在我方的很多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长征的决定很仓促、很匆忙，甚至连毛主席等都事先一点不知道，原因就在这里。
我方开始长征后，敌方终于意识到《铁桶围剿计划》的情报泄露了。
蒋介石震怒，安排组织大批特务调查搜捕我方地下工作者。
梁明德的妻子王村玉和小女儿被逮捕，长子因为在南京读书，躲过一劫。
王村玉被捕后，特务对她进行多次审讯，但王村玉文化程度较低，平时也不怎么过问丈夫的事情，对组织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多。
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手段，她都坚称自己是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过惯苦日子的王村玉能够克服监狱的恶劣环境，但梁明德的小女儿，年幼体弱，在监狱中患上骨椎结核症，背部逐渐开始溃烂。
梁明德的妻子、长子、女儿合影
我方地下工作者积极营救，敌人在多次审问无果，又看到小女孩病情日趋严重，就将梁明德的妻女释放，但此时梁明德小女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很快去世。
受到刺激的王村玉离开上海，之后再无踪迹。
梁明德的长子从南京学习完成后，也不知道身在何处。
（4）
了解到梁明德的这些情况后，项南大受震撼。
震撼于梁明德送出的情报之关键，可以说是直接挽救了红军；震撼于地下工作者为了达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的献身精神。
项南之所以一开始对于这个寻人案不是很理解，是因为他本人也和家人早已失散多年。
出生于革命家庭的项南，原名项崇德，在南京完成学业后，再回家时，发现全家都不见了。
经过短暂的难过、无助、害怕、恐慌后，项崇德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迅速投身到各种运动中，毅然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从最基层做起，组织「明天剧咏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地下组织的关注。
剧团
1936 年受党组织委派到福建长乐从事革命工作，因为工作开展得好，造成很大影响，项崇德遭到反动派当局的迫害，不仅剧团被解散，他本人也被捕入狱。
在党组织与老乡的极力营救下，才幸免于难。
出狱后，项崇德为继续开展工作，改名项南，先是到广西桂林，然后辗转前往香港，并经由香港来到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3 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运动，每个干部都需要详细说明自己的家庭情况。
项南却说不清自己父母的情况，他只知道父亲是做生意的，家中常有很多陌生人来往，具体从事什么行业却又说不清。
每逢审查人员询问到家庭问题时，项南只能用「大概」「可能」这样模糊的词汇来回答。
审查
再加上他入党前曾改过名字，如此经历自然引起怀疑，于是项南不得不面对反复的审查，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让他对那个从小到大一贯神秘，后来了无音讯的父亲很有意见。
有一路和他走来的同志，清楚他革命信念的同志，结合他对之前经历的一些描述，善意地提醒他，很可能他的父亲是我方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项南对此并不确定，但也只能含糊的回答。
因为我方的地下工作者需要遵守组织保密原则，项南不能说出具体的家庭情况，也情有可原，这才算通过审查。
但审查过去几天后，项南觉得不能把自己不能确定的情况上报组织，又找到组织坦白情况。
时任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知道这些后，对这个诚实的年轻人很欣赏，为他解释，
兵荒马乱的年月，很多人全家失散，说不清家人的情况也很正常，让他在斗争中，用战果来证明自己吧。
项南因此才能最终摆脱了审查困境。
粟裕、曾希圣、陈赓
1952 年，中央批准皖南、皖北地区合并为安徽省委，曾希圣出任省委第一书记。
随后，青年团安徽省委也宣告成立，能力出众的项南出任团省委书记。
在了解梁明德同志的事迹后，项南非常佩服，查阅大量花名册，从中找出姓梁的人十多个，但仔细筛查后，发现都不符合。
曾希圣询问案件进度，项南就把调查的情况如实上报，并给出自己的猜测：
梁明德和家人失散时，正处在白色恐怖时期，我方人员被迫害的很多，很可能要找的人已经牺牲。
仔细翻看调查材料后，曾希圣也认为有这个可能，两人结合这个案子，谈论了一些关于当年那个最黑暗时期的事情。
曾希圣发现项南对那一时期的事情知道很多，之前只是看重项南突出的个人能力，明白他和家人失散后受到的影响，在跟项南交流时，都会刻意地回避家庭方面的话题。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曾希圣脑海里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之前的几轮调查中，大家从材料里已经知道梁明德的原名叫项与年，和项南一个姓，但并没有就二人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调查。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曾希圣一直是梁明德和组织间的联络人，两人很熟悉，关系非比寻常。
曾希圣于是和项南说，梁明德在抗战前，曾在上海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住过。
项南听后，表示他在去南京求学前，也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
曾希圣问及详细地址，项南回答，是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 24 号。
听到这个地址，曾希圣又惊又喜，那就是他当年和梁明德进行秘密联络的地点。
这时他再看项南，虽然模样已经大变，但一些记忆里的轮廓还在。
于是曾希圣按捺不住激动，让项南仔细看看自己。
曾希圣
项南有些不明所以。
曾希圣稍微一想，顿时明白其中原因，他当即找来毛笔，给自己描画上一些胡子。
（5）
项南一番端详后，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不已的说，你是当年那个常到我家中来找父亲的大胡子叔叔。
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希圣留了一把大胡子，曾在工作间隙，带着年幼的项南到上海各处耍玩；不再做地下工作后，曾希圣剪掉了那一把标志性的大胡须，形象大变。
两人认出彼此后，曾希圣抱住项南，喜极而泣，没想到遍寻不着的梁明德长子，就是这个一直在自己身边的项南。
项南对于家人的不告而别，一直不理解，尤其是对父亲，心里存在一些看法，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为革命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也完全明白了父亲的苦衷。
项与年（梁明德）
接下来，为寻找梁明德的妻子王村玉，华东局组织一个革命老区慰问团赴闽西等地慰问曾经支援革命的老区人民。
一直在闽西大山里流浪的王村玉得知消息后，前去打听丈夫和儿子的下落，但梁明德父子二人，为了革命，都已经改了名字，王村玉不知道，也就没有相认。
好在慰问团把寻亲者的详细信息一一登记，编制成册，回到上海后发到各机关，请他们帮助提供线索。
项南在名册上看到母亲的名字，立即派人前去查找，终于把贫病交加的母亲从闽西大山中接出来。
梁明德（项与年）一家人，自从 1934 年分散后，小女儿病死，剩下的三人，天各一方，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终于再见。
三人
项南和如此功勋卓著的父亲相认后，并没有大肆张扬，而是继续低调为人、踏实工作。
1978 年，项与年（梁明德）在福建龙岩病逝。
在为梁明德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省委书记任仲夷等人看到项南也在现场，还感到诧异，询问起他和梁老的关系。
当项南告知他们，梁明德就是他的父亲时，在场的人都颇为意外，感到惊奇，也为父子二人如此低调肃然起敬。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要让千千万万的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不可避免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而像梁明德这样的同志，他们义无反顾地就作了这个牺牲。
全家福
不仅如此，这些靠着坚强信念参与红色事业的人，他们的家人，也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往往要承受普通家庭不敢想象的苦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正是这些个人的牺牲、家庭的牺牲，像一根根柴薪投进凛冬般的黑夜里，燃烧起烈焰，消解严寒，照亮黎明。
-----
参考资料：
①炎黄春秋. 1998,(03)
②福建党史月刊. 1999,(03)
③党史纵横. 2007,(01)
④党史博览. 2007,(10)
⑤文史春秋. 2007,(11)
⑥福建党史月刊. 2011,(23)
备案号:YXX1rnAgzZQTE86yAY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