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好看却难读的书，要深刻理解司马迁和《史记》，要读「难读」的那部分。
针对《史记》能够发出的种种疑问，似乎司马迁早在写作之时，就在文章中准备好了给我们的回应。
《史记》之好看，大家都知道。书中写了那么多精彩的故事，还写了让人一读难忘的人物。
但读《史记》，我们不能光拣好看的看。
古往今来很多《史记》的选本，都依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考虑《史记》文章好看程度，将「不好看」的部分挑出来，只留「好看」的部分。
但这样就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司马迁要在《史记》里放那么多「不好看」的内容？
为什么很多读者认定「好看」的内容，在《史记》中往往被放在很后面？
为什么依照司马迁自己的编排方式，读者必须先读很多没那么好看的内容，挨着挨着才能挨到「好看」的篇章出现？
难道司马迁没有编选的眼光，分辨不出自己写的哪些好看哪些不好看？还是说司马迁是个缺乏自制拣选能力的作者，舍不得放弃自己写的任何东西，当断不断、当舍不舍，以致让《史记》变得过度驳杂、庞大？
司马迁是个能写好文章的杰出作者，却是个糟糕的编辑，不能好好整编自己的著作，必须由后人来替他拣择重编？
当然不是。
仔细读过《史记》全书，配合相关史料对于司马迁的认识，就会明白，这问题的真切答案是：司马迁从来就没有要写一本「好看」的书，或者该说，他没有要写一本光是「好看」的书，「好看」在他自觉而严格的写作标准中不是那么重要。
对于《史记》这本书，司马迁有更广阔且深刻的动机及目的。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抛弃这位伟大作者的主观动机及目的来读《史记》。只将此当作一本好看的书，只选择好看的部分来看，这样的阅读态度与方法，一方面对不起付出了生命与自尊的代价来写作的司马迁，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能够从《史记》中得到的领悟与启发。
读《史记》，一定要有耐心（甚至要有知识上的勇气）走入这片文字的荆棘丛中。
如何读史记？
很简单的基本态度，就是谦虚地面对这本大书，认知这样一本书的内容和安排出自远比我们博学、聪明、深思的伟大心灵，因而愿意尽心竭力地去探触书中形构的复杂历史世界。不只要从头到尾通读，而且在细读的过程中，要不断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司马迁这样写，为什么司马迁如此繁写、如此简笔，为什么司马迁如此分配相关内容，为什么司马迁如此安排篇章及行文顺序……
所有的为什么都必须、也只能回到《史记》的文本中找寻答案。
令人惊讶的是，愈是积极探问为什么，就愈是会在《史记》中挖掘出相关的解释，读到原本忽视了的，或是读不到的意义。
换句话说，今天针对《史记》能够发出的种种疑问，似乎司马迁早在写作之时，就在文章之中或文章之间准备好了给我们的回应。
用这种方式读《史记》，逐渐就会明白，光是将《史记》当故事书来读，只看到其中「好看」的部分，会多么浪费！
司马迁的历史意识、他那既辽阔又深邃细致的心灵，远远超过一个说故事的人。
而且，由这样一颗既辽阔、深邃又细致的心灵流泄到笔下的故事，也就充满了多层次多曲折的感情与经验表达，无法用单纯听故事的轻松态度来领会。
「如何读史记」因而是一种试图穿越两千年时空距离的努力，通过文本去接近并揭示司马迁那不可思议的复杂、精密的心灵。
我们先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解读起，然后进入《史记》和司马迁的切身遭遇，接触那些明确影响他终极生命价值建立的事件，查考他如何写李广、写汉武帝。
太史公自序：史官的使命
何为「太史公」？
在司马迁写了《史记》之后，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并不是司马迁之前的中国人不重视历史，或不知道历史是什么，而是司马迁从概念上对「历史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历史」给出了新的答案，更写了一部庞大作品来亲自示范。
因此，要深切地理解《史记》，就应该先了解司马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有些什么样的精神，而这些精神又源于何种生平经历。
了解司马迁的重要资料是《汉书·司马迁传》，但是班固在写《司马迁传》的时候真是偷懒，这篇传记几乎找不到班固自己写的内容，从头到尾就是抄两篇文章：前面抄的是《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史记》的最后一卷；后面抄的是一封信，即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在非常特别的情境下写给任安的信。
班固没有再多加什么内容，但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司马迁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为什么写《史记》。
在《汉书》中写司马迁的这篇文章叫《司马迁传》，没有加「太史公」三个字。
然而，要了解司马迁和《史记》，就不能不追究为什么司马迁叫「太史公」，以及「太史公」是怎么来的。
东汉的时候，卫宏有一本解释汉代朝廷制度的重要著作，叫作《汉仪注》，其中有一小段记录对后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书里说到，武帝时曾经立过一个叫作「太史公」的官职，高于丞相：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换句话说，各种朝廷资料的正本先要给太史公，副本才给丞相。
然而这只是一个孤证，可能是卫宏搞错了。但这就涉及两个有趣的问题：
一、卫宏为什么这样讲？
二、如果没这个官，司马迁为何自称太史公？
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在武帝时期担任的都是太史令，再加上司马迁把这个官职看得非常重要，从而误导了卫宏，让他觉得武帝设置了一个了不起的官职，司马迁才会把它记录下来。
卫宏的错误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反而让我们能更精确地掌握司马迁的想法。
其实中国本没有太史公这个官职，司马迁担任的是「太史令」。太史令最早掌管天文、仪式，后来慢慢开始负责记录，这就是为什么《汉仪注》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其实应该是「先上太史令」），他掌管的不过是一个资料保存中心，地位不可能比丞相高。
这个职位既然位阶不高，又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司马迁要「自抬身价」，称自己为太史公呢？实际上司马迁并没有私心，他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官做到多大，父亲官做到多大。
认真读一下《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我们就可以解开这个谜。
从汉代官职的现实去看，太史令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官，但司马迁扩大了太史令所做的事，改写了自己的使命。他认定，太史令应该保存古往今来所有重要的史料。
本来太史令是一个普通工作，很多人都做过，但是司马迁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工作，以至把它变成一种 vocation——这个词在英文里有一种宗教式的意涵——是一个 calling，是更高、更神圣的声音召唤你去实现生命最大的意义。
在原本微不足道的太史令工作上，司马迁有近乎宗教式的自我提升，这个提升不在于别人怎么认定他，而在于他如何认定自己。
这部分来自他对父亲的崇拜，如果进一步溯源，则还有历史、传统、家世所给予的一种命运让他不得不承担。
所以，「太史公」三个字含有的宗教式情怀，在这个信仰面前，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也是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司马迁生命中的悲欢，以及种种决定。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性的坚持，司马迁不可能在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后还能坚持下去。
这个最大的打击，就是「李陵之祸」。
在这个事件中，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他那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去死，要么接受宫刑。
如果对汉代人最基本的尊严稍有理解，你就会知道司马迁几乎没有选择。
选择接受宫刑，被养在宫中，那是比死还要痛苦的事。可是最终在考量之后，司马迁没有选择死，而是苟活下来，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事情。
所以，当他写《太史公自序》或者《报任安书》时，这些事情已经在脑海里折磨他很多年。
司马迁是如此严肃地看待「太史公」这三个字，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即使付出最屈辱、最不堪的代价也非完成不可。
在《太史公自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解释这个命运如何落到自己身上：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他把太史公的传承一路往前推，推到黄帝的孙子颛顼的时代，即文明刚开始的时候。颛顼时有什么特殊官职，到了尧舜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官职，然后一步步到了夏商。
而司马家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周宣王的时候。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关键的一句话是「司马氏世典周史」，就是说，已经不知道多少代，姓司马的人的职责就是记录周代的历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司马氏分散各地，出了好多名人。他一代一代地开始讲这些留下名字的人，先讲了司马昌，司马昌之后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之后是司马喜，司马喜之后是司马谈。
到了这一段的结尾，他称司马谈为「太史公」。这是文章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司马迁想告诉我们，他父亲不仅继承了家族长久的历史渊源，而且是被正式任命为该官职的。这也意味着，司马谈已经用太史公的自我期许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了。
于是，一种清楚的、高贵的、昂扬的史家意识形成了。能够记录历史的人是光荣的，而且这个人是继承了责无旁贷的使命的。司马迁秉持着这种态度，不是为写书而写书，而是为了可能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家世传统，因此《史记》才会有这样令人惊讶的、突破性的创意和成就。
太史公的成长之路
司马迁，这位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人才，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对于自己的来历，他在《太史公自序》里面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的自豪首先来自家世。司马家原本就是一个史学世家，司马谈在武帝朝担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里完整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旨》，彰显了其学术和思想。
这里有几个可能的用意。其一当然是司马迁作为儿子，不仅想留住父亲的名字，而且要把父亲的重要贡献借由自己的著作保留下来；其二，他想展示，司马谈这样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最大的本事是把过去几百年非常繁杂的现象化繁为简，同时不扭曲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同时冒出来互相竞争，各个流派出现了诸多人才、著作、思想，彼此错杂影响。这种情况贯串了三四百年。面对这一现象，如果没有史学家来整理，我们可能手足无措，很可能也无法将其收录在人类经验当中。这也是司马迁收录《论六家要旨》的重要用意之一。
六家指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司马谈对其都有非常简要的说明及统纳。他先从阴阳家开始说起：「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阴阳很繁杂，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使人感觉这个世界有很复杂的运作道理，在生活当中必须要和阴阳五行的各种元素配合。
这是它的重点，同时也是它的问题。司马谈接下来说，「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有它的好处，就是让人感觉到天道流行中的模式，以及和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关系。
接下来讲儒。儒家的不足在于它有非常复杂的六艺，加上《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各样著作，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搞清楚，甚至父子两代都不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并没有一个简要的原理。但儒家的好处是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即「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将人伦规范清楚，告诉每一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儒家绝不能被抹杀的功劳。
通篇看下来，我们会知道司马谈在六家当中有所选择，《论六家要旨》谈得最多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这些都是正面的。道家无为，但同时又无不为，正因为无为，所以才能无所不为。用语言把道家的道理讲清楚非常困难，可是如果落实在生活上面，道家却又是最简单的。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先是追溯了自己的家世，而后又彰显了父亲的教导和成就：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整合为六家，又厘清六家的要旨，交代其脉络渊源，让人一下子就能领会。能够用精到的文字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这也是史学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然后，司马迁终于说到了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受教于家世，还有经学。当时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司马迁学的是古文经这一派。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壮游。
司马迁旅行路线 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若把这些地名全部在地图上铺陈开来，会发现他游历了很庞大的区域。此外，壮游意味着他不是去当观光客，而是抱着生命的生成这种想法的。显然，他的游历是要完成对历史的探索，所以他「上会稽，探禹穴」，是去探索传说当中大禹治水的痕迹；「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不只是为了看山东的山水、民风，更重要的是去凭吊孔子的遗迹。
壮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这是他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们都应该思考，壮游跟年轻人的成长可以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抱持这样的态度去游历世界，那么要如何才能成熟，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做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今天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但不见得就有壮游的经验。壮游需要强大的自觉，不只是要看到一个广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被这个世界冲击，从而检讨、反省在离开家门之前的那个自己是多么有限，借此去追求更广、更大、更高的经历及思想。
等到司马迁回到长安，又有一件事情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父亲的死。父亲之死是因为汉武帝封禅。封禅是历史性的重要仪式，汉武帝没有带太史令去，司马谈、司马迁这两代显然都不能认同，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没有让负责记录历史事件的太史令同去。司马谈觉得自己的职责没有办法尽到，人也受到了侮辱，因而「发愤且卒」。
那时刚好司马迁回来，「见父于河洛之间」，在病榻临终之时，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哭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他有巨大的焦虑，即司马氏一路下来所做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到自己这一代难道就结束了吗？不可以这样！
因此，他交代司马迁说：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他留给司马迁继续完成的使命，就是要写出汉武帝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封禅这个事件从历史上又该如何看待。
这里的两个目标，是后来成就《史记》的关键。
其一，如果认定某件事是历史性的关键事件，一定要知道历史是什么。
一定要有历史的模式我们才会知道在古今之变中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没那么重要；
其二，要能够探索当下时代，尤其是司马谈、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这一朝。
汉武帝到底做了什么，在汉武帝之后，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史家，如果没有完成这两件事，没有把历史从古到今的大模式探究出来，把当下这个时代放进历史长流中解释、彰显它的特色，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报任安书：司马迁的理想告白（上）
前文提到，《汉书·司马迁传》基本上是前半部分抄《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抄《报任安书》。有趣的是，班固在《报任安书》之前写了几句话，虽然很短，但足以让我们了解《报任安书》是在什么情境下写成的。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司马迁遭李陵之难后接受宫刑，无法继续在外朝做官，被迫放弃了父亲留给他的太史令，进到内朝去当中书令——中书令最重要的工作是跟在皇帝的身边，帮皇帝抄写、记录。在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他之所以追溯先世，是因为内心怀着强烈的悲愤与羞辱。
司马迁进入内朝后很受赏识，经常跟在皇帝身边，「尊宠任职」。这个时候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了一封信给他，指责他现在在皇帝身边，拥有了很大权力，但没有好好利用。
《报任安书》一开头，司马迁为自己辩护说：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
他说，你过去给我写信，教我「慎于接物」，「推贤进士」，运用作为皇帝身边红人的身份推举贤士、照顾老朋友——后者才是任安的重点，他指责司马迁发达后忘记了老朋友。
任安的信写于两年前。司马迁在回信中讲到，信早已收到，但是两年来都没有回，因为它非常难回。我们看后面的内容就知道，为何司马迁在此时回信。
「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这是公元前 91 年，即征和二年发生的事情。该年发生了戾太子案。太子刘据被怀疑要叛乱，于是宰相发兵攻打太子，最后太子被迫自杀，谥号为「戾」，表明汉武帝对他的谴责。宰相发兵去对抗太子，背后自然是皇帝在做主。
对于官员来说，这是一件尴尬而麻烦的大事：在皇帝和太子反目的宫廷斗争中，是选择站在宰相（背后是皇帝）一边，还是站在太子一边？就算你站在宰相那边而宰相又赢了，也未必能得到好处，甚至会摊上坏事，因为皇帝一旦追究太子之事，宰相自己都可能会倒霉，更何况是与宰相发兵攻打太子的这些人。
任安当时是益州刺史，统领军队。收到宰相命令后，他显然是在观望，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兵。等到戾太子案结束后，汉武帝就开始算账，史书留有汉武帝骂他的话：「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
武帝认为他只是作壁上观，看谁赢了再投靠过去。而且武帝自认平常待他很好，但是关键时刻任安却没有马上表态支持，还在那里观望，自然就被下狱了。到司马迁回信的时候，「涉旬月，迫季冬」，即已经确定死罪，过了秋天就要被处斩了。
司马迁知道这件事已经无从挽回，因此必须要回信了。两年多来，他一直觉得任安误会了他，但是他不想辩解，也很难辩解。可是此时再不辩解，任安就会抱着对他的误解死去，因此他才写了这封回信，「请略陈固陋」。
了解《报任安书》的背景之后，再来看司马迁要辩解的事情，才会受到真正的冲击。他要辩解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你觉得我现在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但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吗？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在皇帝身边，是因为受了腐刑。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这段话里面一直都是「其次、其次、其次」，即一层一层解释腐刑比任何事情都糟糕。最不严重的是「辱先」，即伤害到父母先人的名声；其次是侮辱到自己；其次是看人家的脸色，让别人当面侮辱你；其次是别人用言词羞辱你；其次是被打，在身体上受到屈辱；其次是在身份上受到屈辱；其次是受了刑罚；其次是受到留有痕迹的刑罚，像在身上刺青或是砍掉手脚。可是，这些都没有受腐刑严重。
他告诉任安，自己所受的是最深的屈辱，接着用很长的篇幅解释为何受到这样的屈辱——李陵之祸。他对任安沉痛地说，依照正常的观念，自己当然只能去死，但他却活了下来。难道这是为了去宫中服侍皇帝，获得权力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误会我了。
之后，司马迁简单直接地讲明了原因——他必须要把《史记》写完。如果《史记》已写完，或者他没有承担这个使命，早就可以死了，毕竟顺理成章的死比苟活更好。
任安的指责逼出了司马迁具有历史性感染力的告白，告诉我们写作《史记》对他的意义多么重大。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虽然不自量力，但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要把过去从来没有被完整搜罗过的所有历史材料放在一起，进行详密的考究，借由它们探索成败兴坏之理。这就是司马迁的用意。
刚刚开始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我才会选择接受最可怕的屈辱也不后悔——只要把书写完，一切都可以不计较了。
最后，他很感慨地对任安说：「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是司马迁深刻的感慨，同时也在解释他为什么两年多没有回信。虽然任安是一个老友，而且已经做到益州刺史的高位，但这个人算得上智者吗？显然，司马迁也没有把握。两年多来，他没有讲这些心里话，因为他觉得任安未必能够理解。司马迁心里面蓄积了一直没有对人讲的情绪，现在想到任安要抱着这种误解死去，终于留下这封信，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感谢他这封信，我们借此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甚至人类文明上一件可贵的事情。还好司马迁有这样的抱负，还好他委屈自己活了下来，才有了这一百三十篇庞大、丰富的《史记》，成为我们共同的智慧与思考的来源。
报任安书：司马迁的理想告白（下）
司马迁之所以忍受这么多痛苦和折磨，一定要完成《史记》，最重要的理由都写在了《报任安书》里面。
《报任安书》没有写仔细的，也明显可以在《李将军列传》中看到，他让我们知道李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这种精神如何影响到李陵。
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交并不深，可是在李陵出事时，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说话，给自己引来祸害。
他说，李陵这个人有「孝亲」的特性，和别人交往时讲信用，不贪求眼前的金钱财货，该给什么该拿什么，都是按规矩来，也不摆架子欺压底下的人。这些特点都是李广身上已经显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公家事务上面也传袭了祖父的特性：
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司马迁给了李陵四个字的赞许，叫作「国士之风」。「国士」这个词很难定义，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可以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国家多一点这样的人，可以变得更好。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一个人在私人与公益、一家的幸福与国家的事务中，会选择公家、选择公益，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对待和遭遇呢？司马迁非常感慨，从李广到李广的儿子李敢，再到李陵，一家三代一直在战争前线对付匈奴，但在战场上面，尤其是面对匈奴这样的强敌，仗打得越多就越可能遭遇战败。从《李将军列传》中也可看到，李广一家不拘小节，做事时不太顾及自己的安全，更不会想得到什么利益。可越是这样奋不顾身，就越可能陷于危难之中。李陵在战场上打了这么多仗，有一次没有打胜，被匈奴围困，战斗到最后没有办法就投降了。这不过是众多战役中的一次失败，结果那些从来没有到战场、也从来不会冒险让家里承受损失的大臣就东讲西讲地毁谤他。
司马迁的感触是「仆诚私心痛之」，这句话是真性情，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对比。他钦佩的李广一家为了家国大义而活，他们是人格的典范，可以影响周遭的人、影响社会。正因为他们愿意为公家奉献，不小心跌了一跤，后方的小人们非但不愿意为他说话，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刻意去说他多么糟糕（「媒孽其短」）。这让司马迁心痛不已：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这是现实中的另一个对比。李陵率军深入匈奴后方，大家都紧张地期待着。那时李陵一路打胜仗，虽然带的兵那么少，但能够深入匈奴阵中有所收获，于是后方这些人喝着酒，向皇帝表示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战败，消息传来，汉武帝非常生气，甚至到了「食不甘味，听朝不怡」的地步。所有人都看着皇帝的脸色，为之忧惧，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司马迁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听说李陵战败投降，皇帝心情很不好，他「不自料其卑贱」，想安慰皇帝不要因李陵的事情难过，还讲了几个理由：
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意思是说，李陵并没有在政治权力上得到多好的待遇，却能够用这种方式效死，丝毫不比古代的名将差。虽然他打败仗，可是根据一路传回来的讯息，包括他后来投降，心里想的显然都是损失了多少军队，又能从匈奴那里讨回什么。你可以体会到他的心，就算他投降，也没有真正离开汉朝，没有减少对皇帝的效忠。现在这个事已经无可奈何，而且公平地说，李陵率军在匈奴阵中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又有什么丢脸的呢？天下人都觉得这是很大的功劳，已经足矣。
他心里面早已经这样想，恰好皇帝问他，于是就说了这些话安慰皇帝。然而，结果不是他可以想象的。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皇帝没能体会司马迁的忠心耿耿，反而觉得他是在贬低李广利，替降将罪人游说。于是大怒，司马迁就被下狱了。
这是他最悲哀的时候。「诬上」就是得罪了皇帝，这是一种再宽泛不过的罪名，只要惹皇帝不高兴，都可以叫作「诬上」。既然得罪的是最高权力者，不难想象其他人会用什么方式对待他：为了讨好皇帝，断狱的人一定给很严重的惩罚，有交情的人也不敢求情，最后只有靠拿钱或爵位来换取性命。但司马迁既没有足够的钱，爵位也不够高，这些路都走不通，最后他面前只剩下两种可能：要么死，要么接受宫刑。如果司马迁选择离开人世，虽然争得了尊严，但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写完《史记》了，因而他选择接受宫刑，进宫任职。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卑微屈辱地得到了几年的时间，把《史记》写完，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史记》是以这种方式、决心和精神完成的，因此司马迁绝不会以一部简单的著作来看待这本书，对于《史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写，他不可能没有一个清楚的想法。理解了他这个想法，阅读《史记》时才可以体会到其中最深刻的历史智慧。
《史记》的态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史记》的内容和写作方式，与司马迁的个性、写作态度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能好好认知并感受到司马迁就像我们身边的人，就很难深切地理解《史记》。在这一点上，《汉书·司马迁传》中占很大篇幅的《报任安书》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封信里，司马迁是一个非常之人，有他的非常之志。
感人的是，他的非常之志不是空想、空言。他自命为太史公，认为在孔子之后五百年，自己有书写历史的使命，而且真正用生命完成了《史记》。在《报任安书》里面，他透露了自己写历史最重要的精神，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相对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原则。司马谈是道家，但司马迁却是不折不扣的儒家，这一点在《太史公自序》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清楚。他的儒家精神坚持「天人之际」，不讲怪力乱神的东西，也不是借由历史说明存在于上天的神秘力量能够介入我们的人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理解司马迁讲的「天人之际」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秦的兴起。
战国时期，秦只是一个边远的小国，东边这些正统的国家将其比之戎狄，视为西陲的野蛮之邦。然而到了秦献公之后，秦竟然能够经常打赢这些中原诸侯。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如果用道德与正义做标准，秦国守道德的人连鲁、卫最没有德义的人都比不上；讲兵力，秦孝公时也没有韩、赵、魏强大。秦能统一六国，好像上天有什么神秘力量在帮助它。有人用类似风水的概念解释秦的兴起，事物会从东南方开始，但是最后在西北收成。秦占据了正确的位置，所以能够得到好的结果。这段话有意思的地方是「天」的用法，在整部《史记》中非常典型。司马迁什么时候会讲「天」？如果穷尽人事的道理仍然无法解释，那就叫「天」。
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不只是用「天」来形容秦，也用来形容汉：「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他这样写是有深意的，里面有一种评断。秦并不是一个好的国家，从任何标准看都不应该取得这么大的权力，但它毕竟最后统一了天下；汉高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贤，一生中有太多的理由失败，但是他竟然也没有失败。如果单纯以人事作为研究和记录的对象，这个时候司马迁恐怕要双手一摊说，这个事情在我能力范围以外，我没办法单纯从人事上解释秦为何能统一天下，也不知道刘邦为何能成功。这里面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东西，所以「岂非天哉」事实上是一种评断，认为单纯从人事的道理看这些事本不应该发生。
这种态度在《伯夷列传》里则更直接：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
伯夷、叔齐是坚持原则的人，反对周武王伐商。换句话说，他们在善的原则上面坚持得如此决绝，连以暴易暴都无法接受。这种人肯定是善人吧，可是为什么最后却活活饿死？不只是伯夷、叔齐，孔子的弟子颜渊也是善人，也有特别高贵的素质，但是颜渊的一生，一箪食一瓢饮，随时在贫穷的状况下，而且三十九岁就早早去世了。
司马迁在质疑天，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善人。这样还不够，他还要进一步对照：「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
作为史学家，他在历史资料里看到了许多人，而且认真整理了这些人做了什么事，得到什么待遇，由此看到的是——天不可能公平。人能决定的是要不要做好人，可是，做好人就能保证一定能得到好结果吗？颜渊就会摆脱贫穷，伯夷、叔齐就能不饿死，而盗跖就会得到报应吗？这些其实与人无关，人不能够决定一切。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到本原上，了解人事上的是与非。之所以要「究天人之际」，是因为只有把天的部分和人的部分彻底隔开，我们在人事上的判断才不会受到干扰。很多时候，我们做人事上的判断时会看到偶然的东西——有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也没怎样，如果相信这些偶然，就不会相信原则，就看不到人事的教训，也不会相信人事的道理。所以司马迁清楚地告诉我们，写历史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天，什么是人。
第二个原则是「通古今之变」。从古到今有种种的变化，其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这不是历史的主要任务。历史不只是告诉我们朝代的兴废、皇权的更迭，以及战争、饥荒、婚丧嫁娶……这些都是古今之变，可以无穷无尽地记录下来，但并不是历史的真正核心。我们要超越表面的变化，探究历史背后的通则——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依照什么样的信念，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才叫作「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史记》是司马迁在很清楚的自主意识下创作的，与后世的史书写法很不一样，他并不是简单地把手上的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在司马迁眼里，历史没有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是，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写进一本书里，不可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除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能「成一家之言」。
在两千年前，他已经在清醒地思考史家与历史的关系。一个称职的史家写出来的东西并非就是历史，史家写出来的历史也不会都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司马迁更落后，或者更天真，常常以为历史可以有定论，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应该都一样。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清楚的个人理念，如何能够写出像样的历史呢？写历史的人背后必然有一种精神和价值观灌注到他的历史里。相当不幸的是，「成一家之言」这简单的几个字，在中国后来整个史学里面反而成了最难理解的一件事。
在这一点上，《史记》有着巨大的吊诡之处。司马迁从一开始就要写一家之言，换句话说，他的写作不是历史的定论，更不是标准答案——历史没有标准答案，不一样的人看历史会有不一样的评断。对于史书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写下来的历史不能更动，而是在历史记录与探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挖掘出一些智慧，让读者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加以吸收。这个智慧比「历史究竟是什么」更加重要。正是在铺陈这种智慧的时候，才需要「成一家之言」。
然而，用这种精神写成的《史记》，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竟然变成了「正史」的起源——二十四史之首就是《史记》。事实上，《史记》变成正史的起源，大部分是来自它在体例上面的贡献。接下来，每个朝代就只有一部，顶多有两部（如《新唐书》《旧唐书》）正史。再后来，中国传统史学认为正史里写的东西都是真相，都是事实，都是标准答案。
这刚好与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相反。不管是什么人，甚至不管是什么委员会或者集体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它就代表真实发生过的事吗？如果我们不能有「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去质疑历史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探索各种人物与事件的关系，那还学历史做什么？「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说这本书是有作者的，更重要的是在提醒读者，读这本书要有谨慎、恐惧和自我准备的精神，不能完全被动地接收它，而应该以一种主动的精神去思考，司马迁到底想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在读《史记》时，我们应该跨越两千年的时空，与伟大的司马迁进行一种历史式的心灵对话。
《史记》涉及的重要体例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是从三皇五帝讲起，基本上是以政治统治者作为单位。这一部分在历史叙述上的功能，按司马迁的说法，叫「陈其科条」，即以统治者为线，将重要大事列于书的最前头。因此，我们看到从夏、商、周一路下来，哪些人当了皇帝，又做了什么大事。本纪是大纲，其他重要的事情则被分散在世家或列传中进一步介绍。
不过，这个体例里有一些有趣甚至怪异的安排。例如，《史记》是在最强调大汉光荣的汉武帝时代写就的，然而司马迁在本纪里放进了一篇「项羽本纪」。按照原则，只有皇帝或者统治者才能被列在本纪里，那为什么会出现项羽？
汉朝是靠打败项羽而建立的。在五行安排上，汉代认定自己是土德，也就是直接接在秦后面，中间没有项羽。换句话说，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承认项羽。但是太史公写《史记》时，写的不是「项羽世家」或者「项羽列传」，而是「项羽本纪」。在此，他有一个不同于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家之言」，他认为灭亡秦的是楚而不是汉，是项羽而不是刘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此外，按照刚刚讲的基本体例，应该是一个一个皇帝接续下来，高祖之后应该是汉惠帝，但是《史记》中又有很明显的「一家之言」的破例——我们找不到《惠帝本纪》，接在《高祖本纪》后面的是《吕太后本纪》。换句话说，《吕太后本纪》取代了《惠帝本纪》。
在汉兴的历史上，对比《史记》与《汉书》会看到非常清楚的差异。《汉书》里有《惠帝本纪》，同时前面有一篇《高后本纪》，这是《汉书》所排列出来的正统。依照原来的体例，既然惠帝当了皇帝，就不能没有本纪，可是《汉书》又继承了《史记》（甚至有一些部分是直接抄《史记》的），觉得必须要把吕后放在这里。班固的评断与司马迁不一样，他把这篇称作《高后本纪》，「高后」指的是「高祖皇帝的皇后」，即依随刘邦而来的身份，这是一个正统的概念。但是司马迁的价值判断不一样，从头到尾称她为「吕后」，标题也叫作「吕太后本纪」，这就意味着，在司马迁眼中，吕后与项羽基本上是同样的。吕后要建立吕姓王朝，而且实质上已经把刘家天下改造成吕家天下了，只不过最后刘氏势力重新集结，她终归失败，吕家天下又变回了刘家天下。对司马迁来说，这个不应该忽略，他要借此彰显出「成一家之言」的重大评断。
世家里有更多有趣的「例外」。依照体例，世家本来讲的是封王的贵族，这是因应西周封建体制而特别设计的。在封建的历史架构下，贵族是与平民百姓彻底分开的，为了反映这一历史现实，太史公没有把贵族与平民放在同一范畴下。因此，如果是西周封建中的重要诸侯国，就有相应的介绍，例如《吴世家》《晋世家》；有过封王身份的人也一定要写进世家里，如果没有，或者是汉代之后这个身份失去了以前的意义，就把这些人归在列传里。世家与列传就以封建身份区隔。
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一个奇怪的特例——孔子。孔子没有王位，在封建秩序里也没有正式的贵族地位，却被司马迁写进世家。对司马迁来说，没有人比孔子更加重要。本来应该将孔子放到列传中，但为了凸显他的重要性，同时追随自己所学的董仲舒的春秋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司马迁没有把孔子当作一般平民写在列传下，而是给予了世家地位。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陈胜。陈胜被列在世家里，就像项羽被列在本纪中一样。司马迁所看到的历史，从人事上看，在历史的关键点上，陈胜、吴广是秦朝最早起义的人。项羽很重要，因为他是真正灭秦的人；陈胜、吴广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最早有勇气揭竿而起。所以，虽然陈胜、吴广的王位是自封的，但是司马迁愿意承认他们的历史重要性。
借由《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司马迁是在告诉我们，如果单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他们的平民身份，甚至超过贵族的身份。他们有更高的身份，那就是在历史转折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萧何、张良等人是协助高祖建立庞大王朝的功臣，有些并没有真正封王，可是为了凸显他们的巨大贡献与特殊角色，也都被列入世家之中。
本纪基本上是把政治事件逐条列出来，世家与列传则把这些大事相关的人和事做更详细的说明。此外，司马迁还奠定了「表」这个体例，这也是「成一家之言」的精彩表现。在周的封建时代和汉代早期有许多王国，各国都有自己的纪年，因此时间序列非常混乱。这时只好用表让读者一目了然。表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有些人在历史上比较重要，但其事迹没有丰富到列入传记，就可以在表中留下位置。
「成一家之言」最特别的贡献是书。本纪、世家、列传、表基本上都是以人为主，但书以事件为主，它把一个事件，甚至是跨越时代的重要制度聚拢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学体例的发明。《史记》所写的八书，尤其是《封禅书》，里面的内容有更多历史的评断。《封禅书》一开始说：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表面上看，司马迁是讲所有帝王都要到泰山去封禅，但这段话讲完之后，他开始仔细说哪个帝王与封禅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看接下来的文字就会发现，前面的表面说法与细节铺陈有些不太对得上。他罗列出过去帝王与封禅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其实在秦始皇之前，所有封禅的故事都不太可信。那封禅到底怎么来的呢？依照《封禅书》的说法，最初的来源是秦时鄜畤的祭祀，是秦立国之后受到西戎习俗影响而来的。司马迁把这一来历写得清清楚楚，中间还加上了明白的评断。换句话说，封禅是在华夏礼乐倾颓、周的封建秩序变坏以后，秦受到外族影响才产生的一套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