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交锋发生在 1925 年的美国田纳西州，一名高中老师 John Scopes 因涉嫌违法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遭到刑事指控。辩护律师 Clarence Darrow 和控方代表 William Bryan 见招拆招你来我往——
Bryan 先发制人，在陪审团的选择上占尽便宜，并设法排除掉了辩方的全部证人和关键证据；Darrow 则绝处求生，要求控方代表 Bryan 本人站上证人席接受交叉质询，巧用诉讼程序实现了目标，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向全国。
最后，Darrow 又做出了惊人之举——以败为胜，主动请求陪审团判自己的客户有罪。
下面我来为大家详细说说此案的来龙去脉：
一、知法犯法
20 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长夜到来前最后的狂欢，有人平步青云，有人堕入地狱，「了不起的盖茨比」们在长岛的豪宅中彻夜狂欢，遥望曼哈顿岛上的灯火；禁酒令已经开始推行，私酒贩子得到黑帮的庇佑，在城市的地下通行无阻；爵士乐的「靡靡之音」迷醉了夜色，周日的礼拜堂，愈发显得门可罗雀。
一战之后的美国，开始认真地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该拥有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交锋无处不在，在远离盖茨比和爵士乐的南方乡间，也是暗流涌动。
John Butler 是一名田纳西州的农场主，他在一次公众讲话时说道：「我不懂进化论，但我听说，有些小姑娘小伙子们下课回到家，告诉父母 ，《圣经》里都是胡说八道」。
尽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此时已经出版了半个多世纪，但美国的新教和天主教力量仍然对其怀有很深的敌意。Butler 的一席话，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也许，在他们看来正是现代社会和科学理论败坏了人们的心灵，而现在，居然有人开始批驳圣经了！
Butler 不会缺少自己的支持者，他的主张成为了田纳西州的一条法律，称为「巴特勒法案」 （Butler Act），该法案禁止任何人在田纳西州公立学校中传授「与圣经中的神创论相违背」且宣扬「人类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的理论，违者将承担刑事责任。
此等公然反对科学的立法，引起了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团体的愤慨。
ACLU 开始招募志愿者前往田纳西州教进化论，以身试法，将这条荒唐的法律拿到法庭上接受全国人民的审视。时年 25 岁，刚刚从肯塔基州立大学毕业的 John Scopes 挺身而出，肩负起了这一职责，来到一家叫做 Rhea County High School 的学校任教。
有趣的是，Scopes 学的是地质学，而在学校担任的是橄榄球队教练——这可真是一个「生物是体育老师教的」故事。
上图中的这位体育老师 Scopes 找到了机会，利用帮助其他老师代课的时机，向学生们讲起了进化论。ACLU 毫不犹豫地「大义灭亲」，向有关部门举报 Scopes 的违法行为。
后来，事业有成，子孙满堂的 Scopes 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做「《风暴中心》」（Center of the Storm: Memoirs of John T. Scopes）。他说，二十五岁的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会被卷入一场怎样的风暴。
二、主角登场
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里，悬挂着一张传奇律师 Clarence Darrow 的巨幅照片，就是下面这张：
就算不信「面相」之说的人，恐怕也会暗自想到：这家伙，绝对不是个善茬。每次我在这张照片下面开小差玩手机的时候都会惴惴不安，担心老爷子跳下来教训我一顿。
Darrow 冷峻的面容下，却有一颗热心肠。他搞公司法起步，后来却最擅长帮助工人们对抗大公司的剥削，特别是帮助矿工和铁路工人维护权益，为因罢工而遭到起诉的工人辩护。
在重大刑事案件中，Darrow 也有出色的表现。例如 1924 年的 Leopold 杀人案中，他综合运用心理学和成长环境等因素设计辩护策略的方法，为后来的刑事辩护提供了大量方法论。
然而，Leopold 一案也让 Darrow 遭受了争议。此案中，他创下了当时的律师收费历史新高。帮助「罪大恶极」的被告「花钱买平安」这一做法招致了不少批评，甚至律师协会主动出面削减了 Darrow 的律师费。赢了官司却横遭非议的 Darrow，需要用一场「锄强扶弱」的胜利挽救自己的声誉，于是在听闻此案后，欣然同意免费为被告提供辩护。
被告一方有了当时身价最高的律师相助，控方派出的，也不能是等闲之辈。于是，本已在政坛功成名就的 William Bryan 重新披挂上阵。
Bryan 作为律师有着不俗的战绩，在政界更是一时风头无二的人物：担任过国务卿，两次竞选总统，参与过制定宪法修正案，推动禁毒立法，为一战后的重建工作在法律上保驾护航...可以说是政界和法律界的双栖明星。
Bryan 虽然反对进化论，但这并不一定代表他就是「愚昧」的——他因为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而寝食难安，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时代的局限性，让他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身上。
三、「猴子审判」
田纳西州的 Dayton，一个目前人口不到 8000 人的小镇，却有着一座博物馆和一座文理学院。博物馆叫做「Scopes 审判博物馆」，时间被静止在了 1925 年的那场交锋；学院叫做 Bryan College，因控方代表 William Bryan 命名。这位驰骋律政界多年的老将，那时不会知道，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Dayton，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镇，在 1925 年 7 月因为举办 Scopes 的审判而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记者、法学家、政客、律师，游客纷至沓来，仅有的几家冷饮店很快人满为患，人们在大街上喝着汽水，兴奋地期待着主角的登台。（别忘了这是禁酒时期，只能喝汽水凑合）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听众实时报道的庭审，控辩双方的每一句话，都随着看不见的电波飞向千家万户。
就连马戏团也来了 -- 他们带来了当时的「动物明星」，一只叫做 Mendi 的猩猩，为这场关于进化论的审判助兴。有一名记者戏称这场审判为「猴子审判」 （Monkey Trial），这个名字一炮而红，在今天，Dayton 还自豪地称自己为「猴子城」，纪念品商店里面摆满了各种猴子玩偶。
审判地点的选择，给辩护方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陪审员是从当地居民之中随机抽取的，而在教育相对落后，以农业为主的 Dayton，进步的科学思想恐怕受众群体很有限。
至于控方有没有刻意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审判地点，目前还没有定论，但这一「技巧」，给日后的辛普森案带来了启发：通过将审判地点定在黑人和少数族裔占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辩护方获得了更加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团。
控方代表 Bryan 没有放过这个得天独厚的机会。根据美国诉讼程序，在确定陪审员时先由法院抽选初步的大名单，然后控辩双方可以排除可能存在偏见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行使职责的陪审员。
Bryan 对名单中的人士进行了详细的背景调查，设法排出了所有了解进化论、有亲朋好友可能了解进化论、有机会接触进化论的成员，最终的陪审团成员主要由农民、搬运工、木匠等职业的人员组成。
Darrow 则排除了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士，留下了卫理公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陪审团中只有一人宣称不信仰宗教。
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决定案件结果的陪审员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进化论。
四、四面楚歌
尽管在陪审团的选拔上出师不利，但辩护律师 Darrow 依然踌躇满志：他手中还有一副好牌，有众多学者和进步人士为自己助阵。
Darrow 请到了 12 名专家证人，其中既有科学家（包括著名动物学家 Maynard M. Metcalf），也有崇尚科学的宗教界人士。既然陪审团不理解进化论，那么就通过专家证人让他们弄个明白吧！
然而，擅长使用专家证人的 Darrow 挥出的这一拳，却好似打在了豆腐上：Bryan 以不变应万变，仅仅用了一招就轻易化解——证词不具有相关性。
国内的律师朋友很熟悉，一项证据必须要具有「三性」才能被法院所采纳：真实性、合法性与相关性。Bryan 指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在课堂上教授了进化论，而至于进化论本身是否为客观真理，在所不论。
于是，本该由王牌证人团队大放异彩的交叉质询，因为 Bryan 一次次适时喊出的「反对，与本案无关」而变得支离破碎，尽管「进化论」这个名词几次被提起，但证人团队始终没能完整地向陪审团阐述这一理论。
审判进行到第六天，Darrow 已经打完了手里全部的底牌，麾下的证人依次登台，却又一个个被请下了证人席。至于陪审员们，也许只是模糊地感觉，进化论就是说人是从猴子变的，至于背后的科学依据，他们还从未听闻。
（这里有一个技术细节：辩护方可以要求证人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宣读与案件无关的证词，作为上诉时的记录，本案中 Darrow 也的确这么做了，但对于这场审判来说已经于事无补。）
相比之下，控方主导的交叉质询就顺风顺水多了。Bryan 请到了被告 Scopes 的学生出庭作证，证实这位「体育老师」的确在课堂上为他们讲授了进化论。对于 Bryan 的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的强硬策略，保守派们拍手叫好，有趣的是，「巴特勒法案」的倡导者，那位以捍卫圣经为己任的农场主 Butler，却对 Bryan 的做法颇有微词：
「我自己倒是挺想知道，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当辩方专家证人被排除后，他无不遗憾地感叹道。
五、绝处逢生
庭审的第六天结束后，Darrow 已经深陷绝境：一切和进化论有关的证据都被排除了，他尝试在询问证人的过程中自己直接引用达尔文的著作，以求把这一信息传达给陪审团，却被法官直接制止。由于多次枉顾法庭的指示并和法官就证词的相关性问题爆发争吵，Darrow 还面临着蔑视法庭的指控。
子弹打光了，难道就这样放弃抵抗吗？如果 Darrow 就这么放弃了，这场审判也就不会名垂青史。
他做出了一个罕见的举动：既然自己手上已经没有牌了，那就去偷对方的牌！在庭审的第七天，Darrow 为自己之前的行为向法官道歉，并平静地提出一个请求：要求传唤控方代表，William Bryan 作为证人，解答几个和《圣经》有关的问题。
这一次，Bryan 没有再祭出「与本案无关」的反对，而是选择坦然站上证人席。
难道他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这个道理，不懂得见好就收吗？非也，不过是情势所迫而已。尽管控方在前六天的庭审中威风八面占尽优势，但随着本案庭审过程的实时直播，同情被告方的舆论呼声已经占了上风，不少人因为这场「猴子审判」对学习进化论产生了兴趣，而控方「赶尽杀绝」，不给辩方证人发言机会的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不满，有媒体已经开始呼吁废除「巴特勒法案」以保护教师和学者的言论自由。
Bryan 明白，自己必须要把握机会重塑公众对于《圣经》的信仰。
于是，这两位顶尖律师真正刺刀见红的肉搏战开始了。Darrow 向法官承诺，自己不会再问和进化论有关的问题，而是将提问局限在《圣经》的文字本身，他开始抛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是否相信，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变成的？
——你知不知道该隐是在哪里遇到自己的妻子的？
——你是否相信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4004 年
——你是否相信约拿被一头鲸鱼吞进了肚子？
一开始，Bryan 还气定神闲地和 Darrow 讨论着教义，例如，指出吞掉约拿的并不是「鲸鱼」，圣经上面只是说「一条大鱼」。然而，随着问题一个接一个被提出，Bryan 愈发感到左右支拙了。
有趣的是，Darrow 甚至还提到了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这件事，作为一名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人，可谓是博学多识了。
再问起「创世纪」时，Darrow 问道，「你相信上帝是在六天之内创造世界」，Bryan 回答是的，Darrow 接着问，这六天中，每一天是否有 24 个小时? 这时，Bryan 开始犹豫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询问，他只觉得对方的问题中处处隐藏陷阱，担心自己一个过于绝对的回答就会导致公众的质疑。
「不一定是二十四个小时，可能是指的一段期间」
「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时？」
「不一定，可能是六百万年，可能是六亿年...」
「对了，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那条蛇，是在什么物质上面爬行的，是在云彩上吗，是在降下大洪水的云彩上吗？」 Darrow 似乎完全没有理会 Bryan 对于「一天有多长」的解读，径直抛出下一个问题。
终于，Bryan 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跳起来，指责 Darrow 的唯一目的就是在诋毁圣经。眼见场面即将失控，法官连忙敲下法槌，结束了这次交叉质询。
后来，Darrow 团队的成员披露，这次不按常理出牌的交叉质询并非即兴发挥，早在准备庭审时，Darrow 就曾经准备好直接向 Bryan 本人发问，并邀请了在宗教学方面颇有造诣的 Kirtley Mather 博士帮助准备问题，目的就是将《圣经》中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地方，一个个揭开来让公众去质疑与思考。
庭审的第八天，经过一晚上深思熟虑终于冷静下来的 Bryan 已经想好了回应方式，准备逐一反驳 Darrow 对圣经提出的挑战。
然而，精通诉讼程序的 Darrow 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和客户沟通后，Darrow 宣布，他放弃继续陈述的机会，要求陪审团直接判决被告有罪，而根据当时的田纳西州刑事诉讼程序，当被告方放弃辩护后，控方也不得再做总结陈词。
难道 Darrow 认输了？明明在证人被一一排除的绝境中他都没有投降，为什么在形势刚刚出现一丝转机时反而自毁长城？
因为，他已经嗅到了谋取更大胜利的机会：昨天的一番坐而论道，通过媒体的报道，已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即便是虔诚的信徒也开始思考：既然圣经里的「一天」可以解释成不止 24 小时，那么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圣经中的文字是否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解释，使之符合自然科学的进步呢？
Darrow 产生了一个想法：输掉一审，然后上诉到最高法院，让最高法院废除巴特勒法案。Bryan 自然也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但根据诉讼程序，自己在本案中已经失去了发言的机会。
陪审团经过不到十分钟的讨论就做出了有罪判决，教进化论的体育老师 John Scopes 被判处 100 美金的罚款，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Darrow 表示将会上诉。
六、永远的遗憾
围观的人群散去了，田纳西州的 Dayton 小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两位法庭上的对手，却已经开始准备下一场战斗。Darrow 开始重新制定策略，争取在上诉中让法院判决巴特勒法案违宪，Bryan 要操心的事情更多，这场由无线电广播吸引了全国民众目光的审判，激发起一股学习进化论、批驳圣经教条主义的热潮。他已经安排好了几场公众讲话，打算重新争取民众的支持。
这一切，因为 Bryan 突然的离世戛然而止。
在庭审结束的五天后，William Bryan 在即将动身北上开展系列讲话之际暴病而亡，享年 65 岁。有人说他死于中暑，有人说为期八天的庭审已经耗尽了他的心神，也有人开了个黑色幽默，说上帝本来想一道闪电劈死 Darrow，却打偏了，误杀了忠实于他的 Bryan。
在上诉中，Darrow 的团队再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成功利用一审法院程序上的错误为被告脱罪。但在巴特勒法案的合宪性问题上，法院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仅仅是宣布检方不得再依据巴特勒法案提出指控，而并没有直接判决该法案违宪。Darrow 在法庭上表示了对法官「无为而治」态度的不满，他说，「在美国，宗教所引发的分裂和仇恨的火焰已经被点燃」，而法官不能总是躲在「消极中立」的帷幕后无所作为。
某种意义上，这场较量的双方，都留下了永远的遗憾：Bryan 不仅失去了在庭审上做最后陈述的机会，也没能继续在上诉中战斗；Darrow 虽然帮助客户洗脱了罪名，但没能彻底地废除这条在今天看来非常荒唐的法律，仅仅令其在实践中被束之高阁而已，直到多年之后才被立法者主动废除。
在「猴子审判」之后，Darrow 作为律师的传奇并没有结束，直到 68 岁的高龄，他还作为辩护律师活跃在法庭上。本案被告，John Scopes，则离开了风暴中心，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学习地质学，毕业后前往委内瑞拉参与科学考察，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挚爱，组建起了自己的家庭。回国后，他在一家石油公司从事油气勘探工作，度过了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
「说实话，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教过进化论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后记：
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也对本案感到了一丝遗憾：也许有一天，还会有宗教势力渗透进学校教育，用「教义」令理性和科学蒙尘，而由于缺少了一个关键判例，未来的律师们在对抗此类法律时，少了一件致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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