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死亡事件?

出自专栏《新闻的荣耀:第四权力曾经改变世界》

2003 年 3 月,普通公民孙志刚走在大街上,却被收容遣送,之后在一家精神病医院「猝死」。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此之前,那里已经死了几十个人,没有人试图去弄清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

孙志刚的亲友和媒体记者,在屡屡受挫之后,仍然坚持不懈地追问、挖掘,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众。如今,当我们上亿打工人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迁徙、自我调侃时,同样不能忘记这些追问:

一个普通大学生,为什么会被收容遣送?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又是如何死去?

真相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才终见天日?

孙志刚之死,谁该付出代价,又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换来了什么?

一、这个案子,没律师敢接

2003 年暮春初夏,孙禄松的生活忽然就被谎言填满。谎言主要有两种类型,不管哪一种,都事关人命。

首先是关于他的大儿子,孙志刚。3 月 20 日,孙志刚的同学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孙志刚死了。

怎么死的?

医院的护理记录上,白纸黑字写的是「猝死」。死因: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怎么会死在医院?

严格地说,那也算不上正规的医院,而是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前身是广州市精神病院。

孙禄松震惊了。儿子是大学生,怎么会被收容?他患有心脏病,家里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才 27 岁。

但除此之外,孙禄松一无所知。他给小儿子孙志国打电话,说他大哥在广州出了大事。他对妻子吴汉英说谎:「志刚得了『非典』,我要去照顾他。」

那个时期,「非典」疫情正在广州爆发,因此吴汉英对老伴儿的话深信不疑。

当天,孙禄松、孙志国以及其他几位近亲坐上火车,连夜从湖北奔赴广州。在火车上,孙禄松无法停止哭泣。警察上前询问,孙禄松老实说明了情况。

不会的,警察安慰他,如果真是你儿子死了,打电话通知你的会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是他的同学?

在当时,这些话一定给了孙禄松希望。他紧紧拽着这根救命稻草,以至于很久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仍能复述出来。

可是到了广州,孙禄松的希望破灭了。孙志刚在广州的室友成先生(化名)和另外几个同学,来火车站接他们。跟随这些朋友,孙家人来到的地方是殡仪馆。

孙志国看到自己的大哥躺在那里,一只眼睛到死了都没有闭上。他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同时也感到迷茫,「我们当时都太伤心了,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尸体一认,人都傻了。」

稀里糊涂,是孙志国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在大城市广州,他们人生地不熟;更糟糕的是,他们既没有文化,也没有钱,连公共汽车怎么坐都不清楚。

在老家,湖北省黄冈市幸福村,孙志刚是他们的骄傲。他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几乎以全家人的命运为代价。

孙志国,为了让大哥上学,初二就辍学打工。他学做厨师,从 14 岁开始,他的世界就开始围绕着厨房。孙禄松,一个老木匠,靠给公园修建亭阁为生,一整年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块钱。吴汉英,一直种地,近几年她身体变差,经常流鼻血,农活便干不成了。为了让孙志刚完成学业,一个农村家庭欠债五万多。

1997 年,孙志刚考上武汉纺织工业大学,专业是艺术设计。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大宴乡亲,酒席摆了九桌,电影放了两场,村支书都来祝贺。

孙志刚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文化人,是全家的希望。孙禄松依然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孙志刚对他说的话。2003 年 2 月 6 日,大年初六,孙志刚背上两包行李,准备去广州。他说要回报父母和弟弟,要买小车,买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现在,他安静地躺在殡仪馆里。

一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孙家人回到成先生家里,打地铺,商量办法。

无论如何,要讨一个说法。也是从这时候起,孙家人就变成了皮球,被不同的人和单位踢来踢去。

他们先在广州咨询了一些律师。广州的律师一听,都不敢接这个案子。然后,他们跑去派出所、检察院、公安局……这些单位仍然让孙禄松感到稀里糊涂,「这里跑那里跑,被推来推去的,搞不清楚该怎么办。」

有一天,又是在外奔波一番之后,孙家人在饭馆吃饭。一个男人上前搭话,「你们是黄冈的?」

孙家人说是。

男人说:「我也是湖北的,我是律师事务所的。」

是热情的老乡,孙家人以为有了转机。

可是后来男人说,这个案子律所的主任不敢接。

男人提出个折中的办法,「你们出点钱,写写材料吧。」

孙家人的钱包早就见了底,只剩下三百块。

男人勉为其难,接过钱,答应下来 。

后来,孙家人拿着那一纸材料去找法院,又被法院拒绝了。

孙志国记得,「法院说材料是不收的,要诉状才行。」

唯一一家收了材料的单位是民政局。收了材料后,民政局把他们踢给了卫生局。到了卫生局,那里的人又把他们踢给了医学会。到了医学会,他们建议去做法医鉴定。

转眼间,已经来到四月,真相似乎遥遥无期。

「我们找了这么多部门,心灰意冷……当时真的没有信心,心想,人就这样冤死了?」孙志国不服气,可又无能为力。同时,他不得不让另一个谎言持续下去——母亲仍然以为大儿子还活着。每次打电话,吴汉英都会问:「你们喂他喝牛奶没有?喂他吃稀饭没有?」然后便是失声痛哭。

他们凝视着黑暗的深渊,唯一能看清的真相是,孙志刚不可能死于心脏病。

那么,孙志刚死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那深渊有多黑暗,才让一个又一个律师望而却步?

多亏了孙志刚的同学们——艺术系美 971 班的同学们,他们三次捐款,才让孙家人在广州坚持了下来。也多亏了这些善良的同学,正义的火炬才能被传递到记者手上。事实将再一次证明,调查记者与深度报道,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迷离的时代,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二、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

2003 年 3 月,也就是孙志刚出事的同一个月,《南方都市报》深度版成立。最初的七名记者里,就有陈峰和王雷。

陈峰,原本在《郑州晚报》担任副总编辑,他宁愿放弃高位,在《南方都市报》做了一名普通的深度报道记者。

三月底的一天,他在网上寻找新闻线索。在西祠胡同桃花坞版块,他看到一则简短的留言:有个来自湖北的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死了,家属正在四处申诉。留言的是一位姑娘,在北京读传媒专业的研究生。孙志刚只是她同学的同学,两人并无直接关系。

陈峰不是第一个看到这则留言的记者,为什么其他记者没跟进呢?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条新闻做不得,就算做了也不可能刊发。

陈峰不信这个邪。他立即向记者部主任汇报,问他能不能做。主任说,可以报道。于是,陈峰和王雷的战斗开始了。

在陈峰出差期间,王雷紧紧跟着这条线索。

王雷,和孙志刚同龄,27 岁。他感到自己和孙志刚有相像的地方,「我们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再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拼搏。」

孙志刚比王雷更「激进」一点。孙志刚总是说:「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

改变,是从孙志刚之死开始的。改变,也是从王雷找到孙志刚的家人开始的。

在王雷的再次建议下,孙家人通过同学、亲戚筹集了 4000 块钱,决定去做尸检。

2003 年 4 月 3 日,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孙志刚的尸体正在被解剖。从他的身体表面看不出明显伤痕,但是,当法医切开他的腰背部,却发现皮下组织大面积出血,厚度达 3.5 厘米,面积约为 60×50 厘米,出血区域几乎覆盖整个背部。尸检人员又翻开他的肌肉,看到的都是黑色血块。根据法医解释,这说明孙志刚的背部曾遭受钝器暴力反复打击。而且,在孙志刚的两个肩膀和膝盖上,布有圆圆的黑印,直径约 1.5 厘米。尸检人员嘀咕了一句,这肯定是火烫的。

法医还检查了孙志刚的内脏器官,证实他并不是死于心脏病。终于,2003 年 4 月 18 日,孙志刚的真正死因重见天日。鉴定结果出来了,上面明确写着,「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孙志刚是被打死的!打死的!」孙禄松将这个结果告知王雷。

一个真相揭示了,更多的谜团笼罩而来。是谁打死了孙志刚?为什么要打他?他为什么会被收容遣送?

为了调查,王雷假装孙志刚的家人,混在孙禄松、孙志国当中,前往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又是一个被当球踢的过程。

记者和孙家人走出这些地方。在他们背后,深渊也在凝视着他们。王雷记得,一股寒意从后背升了起来,那个时刻,他真正感受到收容制度的可怕。当时,他和陈峰走出收容站,看到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一张又一张,一层又一层,上面那些曾经鲜活的名字沉默了,也许就此永远沉默了。

但是这一回,孙家人、同学们、记者们,无法保持沉默。

2003 年 4 月 24 日晚上七点左右,王雷和陈峰结束采访,回到报社。分管的副总编杨斌要求他们当天晚上就把稿子写出来,上版,以免夜长梦多。晚上九点,六千字左右的稿子写完,编辑立刻上版。社里有人提议,要取一个煽情的标题,要强调孙志刚的身份——大学生。

最后,这些都被否定了。记者、编辑们定了一个最冷静的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因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和他的身份、学历、地位、财富都没有关系。当人们读到这份报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危害,是法律导向的邪恶。

这样的报道,牵涉层面如此之广,真的能发出来吗?

深夜十点多了,王雷和陈峰还没吃晚饭。他们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到报社门口,各自点了一碗河粉和一瓶啤酒。那时,编辑拿着他们的稿子,去了一位报社领导家里,征询他的看法。领导看完后,决定了,这个报道,要发出来。

2003 年 4 月 25 日,在上班路上,经过报刊亭,无数的打工人看到了孙志刚之死,也看到了他为自己画的黑白画像。

舆论沸腾了。当天早上 9 点多,王雷来到报社上班。热线部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早上已经有两千多个读者来电。他们讲述孙志刚之死带来的震撼,讲述自己被收容的经历。王雷记得有一个人,他不是打工人,而是老板,他打电话说,自己曾经被收容过四次!

这一事件从地方影响至中央,再从中央辐射到地方,更多的媒体开始争相报道孙志刚案。《北京青年报》发表题为《大学毕业生因何命丧收容所》的深度报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紧紧跟进,还有《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武汉晚报》……

更大的改变随之而来。

见报半个月后,当地政府找到孙家人,让他们从出租屋搬到了酒店。当夜,广东省委一位副书记带人前来慰问他们,并且给了一万多块钱。但是这些还不够,他们求的是一个真相!

中央和广东省委领导高度重视孙志刚案。时任公安部部长先后做了七次批示,明确指示要坚决依法彻查此案。很快,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帮助指导查办;省、市政法委,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省、市政法公安机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

案件的侦办、抓捕工作以雷霆之速展开。共有八个追捕小组,分别赶往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山西、贵州等多个省份。截至 2003 年 5 月 13 日,涉嫌殴打孙志刚的十二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被抓获。

这距离孙志刚案首次被报道,不过十八天时间。距离孙家父子来到广州,已经过去四十四天。庆幸的是,大家坚持到了正义来临的时刻。

孙志刚为什么被收容遣送?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真相,令人胆寒。

三、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

2003 年 3 月 17 日,晚上十点,孙志刚离开出租屋,打算去网吧上网。二十多天前,他入职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职位是平面设计师。那时,孙志刚走在大街上,一定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曾打电话给孙禄松说,等一发工资就给家里寄钱。

可是,还没等到发工资,他突然就被警察叫住了。他们来自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当天下午,天河分局刚给警察们开了动员大会:在广州市「两会」前夕,开展统一清查行动。这次「严打」的对象是「三无」人员。

什么是「三无」人员?

根据 1991 年发布的《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三无」指的是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具体到合法证件,指的是身份证、务工证和暂住证。

从那年以后,暂住证就竖起了一扇大门,它圈起来的利益是巨大的。在北京,打工人最早办理一个暂住证,需要一百八十元。在沈阳,以 2003 年为例,长期务工、经商的约有三十万人。按规定,每人每月要交暂住费四十元。

总之,暂住证变成了打工人的刚需。拿着它,有时通往光明的都市,有时通往另一个黑箱一般的地方——收容站。

孙志刚才来广州二十多天,暂住证还没来得及办理。深夜出门,身份证也没有随身携带。旋即,他被警察带走,前往黄村街派出所。

从这时开始,孙志刚有过六次机会,他试图抓住一切,向外界求救。

第一次机会。当晚大约十一点左右,他获准给室友成先生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用手机打的。他请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一个小时后,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赶到派出所。他们看到派出所关了挺多人,人们不断地被保释出来。轮到他们了,警察却说:「这个人不行……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

成先生在派出所徘徊,忽然透过一个办案窗口,他看到了孙志刚。于是赶紧上前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

「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孙志刚也搞不清楚原因,但是承认确实跟警察顶过嘴。后来,孙志刚被警察叫走,去写材料。填写的各种材料中,包括《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孙志刚写道:「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叫李耀辉,34 岁,曾立过二等功,他是当晚的直接领导,负责甄别哪些是「三无人员」。

孙志刚有无合法证件?有,刚才成先生带来了身份证,暂住证也保证补办。可是,材料中写着「无有效证件」。

孙志刚有无固定住所?有,成先生就是他的室友。可是,材料中写着「无固定住所」。

孙志刚有无稳定收入?有,已入职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可是,材料中写着「无生活来源」。

最后,孙志刚变成了「三无」人员。

2003 年 3 月 18 日凌晨,民警罗侨安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同意收容遣送」。这是一张死亡通知单,将孙志刚送到了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以下简称收容站)。

第二次机会。3 月 18 日上午十点,孙志刚到达收容站。在广州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志刚的来电,电话中,孙志刚说话很急,变得结结巴巴。

「我感觉孙志刚非常恐惧。」朋友回忆。他通知孙志刚的公司,请他们出面保人。达奇公司的一位员工赶到收容站,被对方以手续不全为由,拒绝了。

第三次机会。达奇公司的老板办好各种手续、各种证明孙志刚身份的文件,亲自来到收容站。收容站的员工说,要下班了,回去,等到第二天再来。

孙志刚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第二天,他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

在收容站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致如此恐惧?

「收容站是个黑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存在究竟对社会有何作用,没有人调查过这些。许多东西,即使现在也无从知晓。」不管是否心有不甘,陈峰的调查也只能作罢。

我们只知道,正规渠道已经穷尽,孙志刚越来越害怕。

第四次机会。时间已是当天晚上七点,他的心跳加快,感到头痛、心慌。

殷孝玲,收容站医务科医生。她接到报告,孙志刚自称患有心脏病。她去检查,发现孙志刚身体正常。但是孙志刚强烈要求住院,也许他认为自己会被送进正规医院治疗,那么他就有可能得救。

但万万没想到,收容遣送自有一套程序,孙志刚将被转移到的地方是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在前往救治站的车上,司机方美德看到孙志刚,觉得他的精神状况很好。

如果孙志刚真的精神状况良好,那说明,他对即将坠入的深渊一无所知。

四、这就是全部的真相?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原名「广州市精神病院」,此时叫「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大约半年多以前,住院部的一个角落被划分出来,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以下简称救治站)。

救治站的主要建筑是一栋三层小楼,楼里每个病房的门窗都用铁栅栏封了起来。救治站的工作人员,由各区区长、医生、护士、护工组成。其中护工的职责,最为匪夷所思。

说是护工,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医护知识,他们真实的名称是「保安」。之所以改名,是因为雇佣保安需要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而以护工的名义,救治站就能省下这笔钱。

护工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第一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护工乔燕琴如此解释。

在救治站里,没有找到暴动的记录,倒是有一份「病人」死亡的统计:

救治站挂牌后的第三个月,死亡十六人;2002 年 11 月,死亡十五人;2002 年 12 月,死亡十五人;2003 年 1 月,截至当月 20 日,死亡十二人;在孙志刚进入救治站之前,也就是 2003 年 3 月 16 日到 3 月 19 日,四天时间,死亡三人——死因,两人病死,一人是因「头部挫伤,颅内出血」。

据说救治站有监控录像,但从未公布过。这些人死亡的真相,永远无从知晓了。

在城市宽阔的街道上,方美德载着车厢中「精神状况很好」的孙志刚,照常行驶着。在前方,一个如此黑暗的地方赫然矗立,孙志刚一无所觉。

2003 年 3 月 18 日晚上十点前后,他们到达救治站。

进入救治站以后,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孙志刚感觉越来越糟。他紧张、心慌、尿频、想呕吐,睡不着觉。他多次要求出院。救治站医生梅尚英,经诊断认为,孙志刚患有焦虑症。他给孙志刚开了两片安眠药,然后把他安排进了 201 室。他走进 201 室,发现里面关着十个精神病人。

第五次机会。2003 年 3 月 19 日,朋友们打电话去收容站,却被告知孙志刚已被转移到了救治站。朋友们去了救治站,想要见孙志刚一面。医生说,不能见,另外想保人的话,必须是孙志刚的亲属才行。朋友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整个白天,孙志刚和那些精神病人是如何度过的?有人说他挨了打,打他的人是「贵州人」和「大胡子」;有人说没人打他。

在精神病人中间,如果孙志刚有片刻的安宁,他是否会反复回想,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才被送到这种地方?

是不是因为身份证?假如带了身份证,他是不是就不会被民警带走?张明君会证明,他错了。张明君被带走时,身上不仅带着身份证,还带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和工作牌。

假如自己年纪小一点呢,是不是比较不容易被查?李文星会证明,他错了。李文星当时才 17 岁,未成年人,依然被送了进去。

假如自己晚上没出门呢,是不是就彻底安全了?李海婴会证明,他又错了。李海婴被抓走的时候,已经办过暂住证,而且他是从出租屋里被带走的。

以上张明君、李文星、李海婴,还有其他五个人(分别是钟辽国、周利伟、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此刻正被关在 206 室。再过不到十个小时,孙志刚就会被扔进这些人当中。

最后一次机会了。晚上,救治站的「病人」罗小海要出院。孙志刚冲到铁窗前,对着来接罗小海的亲属大喊:「我叫孙志刚,达奇公司职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里面挨打!」

结果呢?罗小海和亲人们离开救治站,踏进外面自由的世界。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孙志刚的求救声消失在夜色中。

21 岁的山西籍大汉乔燕琴,是看守孙志刚的当班护工。因为孙志刚的喊叫声太吵,他被激怒了。

后来,乔燕琴供述道:「我自己一个人上去 201 房……我进去用右脚往孙志刚的小腹部踹了好几脚,又用右脚往他的肩膀和背部踹了好几脚。这时孙志刚便跪在地上,面向我求我不要打他。我当时没理他,又往他的肩部及背部踹了几脚。」

在救治站,病人们没有不害怕乔燕琴的。他霸道,脾气暴躁,是制定规矩的人。

「病人」何家红说:「你一进去,护工就让仓头打你一顿,这叫过仓规。之后又打你,问你是不是可以打电话让家属送钱过来,只要没让家属送钱来,护工就给你好看的。」

什么是仓头?什么是过仓规?大学没有教过孙志刚这些。

所谓仓,就是他被关进去的房间。救治站把这些房间叫作「仓」,就像仓库那样。如果病人们被转移,做记录的本子叫作《调仓登记簿》。

仓头,是护工定的。在 206 仓,仓头是李海婴。当然,刚进仓时,李海婴也挨过三次打,后来护工让李海婴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让朋友送钱过来。朋友请护工吃了顿饭,并且送了一百五十块钱,之后,李海婴就当上了仓头。

仓头从护工那里直接接收命令。当晚,乔燕琴就对李海婴授意,「孙志刚太闹,待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2003 年 3 月 20 日 0 时 30 分左右,是护工的交接班时间。乔燕琴早先已经和搭档乔志军说好了,要把孙志刚扔到 206 仓去。这时,另外两名护工吕二鹏、胡金艳也表示同意。孙志刚的命运,被他们敲定了。

在 206 仓,孙志刚面对着八个男人。他们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乔燕琴下了指示,「给我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另一名护工吕二鹏也下了指示。然后,护工们回去一楼监控室,他们开始煮玉米,作为消夜。

凌晨 1 点左右,殴打开始了。李海婴安排何家红望风,其他人和他一起动手。

李海婴一阵拳打脚踢,孙志刚无力招架。他被李海婴按到地上,好让其他人方便动手。他们采用的手段有拳打、肘击、脚踩、脚跟砸,等等。未成年人李文星也跟着他们一起动手,没有心慈手软。不知过了多久,钟辽国把孙志刚拽起来,抵到墙角,用膝盖猛烈地撞击他。

恍惚中,这些人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是护工胡金艳。她口头上制止他们打人,然后就离开了。

乔燕琴跟了上来,他朝仓里的人挥舞着拳头,说:「别管她,继续打,打得还不够狠。」

乔燕琴走后,李海婴发话了,「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代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李海婴发疯一般,第一个冲上前去,开始第二轮殴打,尽管孙志刚已经跪下求饶了。这一次,张明君也有些失控。他关进来的时间,只比孙志刚早三个小时而已!三个小时,把张明君变成了野兽。他居然跳到孙志刚的背上,不顾后果地殴打他。

在监控室,另一名当班护士曾伟林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和胡金艳一起,把孙志刚从 206 仓弄出来,调到 205 仓,和大约十五名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结束了吗?孙志刚抱着他的被子,走向 205 仓。殴打、疼痛、屈辱,都结束了吗?

据 206 仓的人说,他们很快又听到了「湖北」的惨叫声,叫声非常凄惨。真是讽刺!他们围殴面前的这个人,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仓头李海婴管他叫「湖北」,那是一个地名啊,没把他当成一个人!

凌晨 2 点左右,孙志刚求助护工。吕二鹏很不耐烦,他拿着塑胶警棍,穿过 205 仓的栅栏,用力地捅孙志刚的胸腹部。

终于,孙志刚不再「闹」了。

夜晚终于过去。3 月 20 日早上 9 时 50 分,江剑辉,救治站护士,发现孙志刚趴在床上无法动弹。他面色苍白,急促地呼吸着,双手指甲已经变成紫色。江剑辉粗略地查看了一下,在孙志刚的身体表面却看不到什么明显的伤痕。他叫人帮忙,把孙志刚抬到治疗室抢救。

10 时 10 分,区长彭红军、医生任浩强,共同给孙志刚实施抢救。任浩强看到,因为缺氧,孙志刚的手指已经全部变黑。大约十分钟之后,孙志刚死了。

彭红军让任浩强写下死因:猝死。

五、以公民的名义

2003 年 6 月 5 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李海婴等十二名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犯有故意伤害罪,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救治站工作人员彭红军等四人,被指控犯有玩忽职守罪,在白云区人民法院受审。黄村街派出所警察李耀辉、救治站副主任张耀辉等二人,被指控犯有玩忽职守罪,在天河区人民法院受审。

虽说是公开审理,但允许进入法庭的只有五家新闻单位,准许旁听三家法院庭审的只有五名记者。进入法庭前,他们需要通过重重检查,包括两次安检、五次验证。

检查到什么了?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王雷,在过第二次安检时,随身携带的微型录音笔被搜走。更不要提录像设备了,这些都是被禁止带入庭审现场的。

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只能扛着机器,站在法院外面的马路上,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这里的法院不让进,我们就在这里向观众朋友做个介绍……」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孙志国扶着孙禄松走进法庭。当听到李海婴等人供述如何殴打孙志刚时,孙禄松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号啕大哭:「我的儿子死得好惨啊!」

如此凄惨的死亡,换来了什么呢?

在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后,就有法学博士、法学专家注意到,罪恶的根源不仅在人,更在收容遣送制度本身。

于是,2003 年 5 月 14 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名义,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废除收容,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渠道。

5 月 21 日,一批专家教授、知名学者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剖析。我国法学泰斗江平教授说:「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捍卫整个国家法律的尊严。」

5 月 23 日,五名法学专家,再次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明确要求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期望针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能够进入实质性的操作层面。

这些法律层面的努力,是孙禄松之前没有想到的,但是他理解法学专家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庭审结束的时候,孙禄松说:「志刚已经死了,希望我们国家再也不要出新的孙志刚了,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很快,中央政府给出了回应。2003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从此以后,「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取代强制收容遣送,公民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受侵犯。

这是胜利的一刻,属于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了庆祝,记者陈峰给自己点了份几十块钱的牛排。许志永欣喜若狂,他在日记本上大大地写下这几个字:我爱你,中国!

我们的国家在越变越好,孙志刚的家人们也开始过上新的生活。

一审判决出来了,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人的刑期从两年到十五年不等。三天以后,亲友们带着孙志刚的骨灰,返回湖北老家。他们是坐飞机回去的。孙禄松说,志刚生前说过,有钱了要让父亲坐飞机。他捧着儿子的骨灰,完成他生前的一个心愿。

在下飞机前,孙志国把真相告诉了母亲吴汉英。这个真相太残忍了,刹那间,吴汉英泪如雨下,失去力气,瘫软倒地。但真相,终究好过谎言。

他们回到家乡,给村里修了路——这依然是孙志刚的遗愿,帮 45 户村民安装了闭路电视,最后在黄冈市买了一座三层小楼。就这样,五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金,也就花得七七八八了。2006 年,孙志国和父亲把小楼装修好,「孙氏酒家」开业了。

前些年,孙禄松每天在店里工作十八个小时,春节也只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初二就开门营业。他想让自己累一点,想要忘记孙志刚之死造成的痛苦。后来,孙志国结婚,孙其心出生了。在和孙子玩耍时,孙禄松的脸上开始展现笑容。

岁月流逝,人们会忘记孙志刚吗?

案子过去半年多,有一天,王雷在湖南省衡阳县采访。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听到要拍照,赶忙进屋换了一件新衬衫,衬衫前面的图案是孙志刚的画像。

十年后的清明节,依然有一名叫张树华的湖北工程师,来孙志刚的墓前祭奠。

还有很多陌生人,来自天南海北,互不相识,却不约而同来他的墓前看一看。

这个墓园是孙禄松自己设计的。为了修建它,孙家人花了十二万元。孙志刚的墓志铭是全国人民替他写的。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还有打工人,其中也包括第一个采访本案的记者陈峰,纷纷把悼词或碑文传到网上。孙禄松认真挑选,将其中一些刻到了大理石墓碑上。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在墓碑的正面,最后一句话,如此总结孙志刚的人生:「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

参考资料:

《乔某等故意伤害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3)穗中法刑一初字第 134

《乔燕琴等 12 人犯故意伤害罪上诉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3)粤高法刑一终字第 387 号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

《大学毕业生因何命丧收容所 家属追问死因连遭碰壁》,《北京青年报》

《孙志刚死亡真相》,中国《新闻周刊》

《孙志刚弟弟: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是对全家最大安慰》,《新京报》

《谁给了乔燕琴权利》,《三联生活周刊》

《一切发生在意料之外——孙志刚事件采访记》,《今传媒》

《他死后有些改变了,有些仍很远》,《南方都市报》

《记者谈孙志刚事件影响:提醒我更多关注个体权利》,《钱江晚报》

《取消暂住证 沈阳迈自由迁徙第一步》,中国《新闻周刊》

《孙志刚墓碑在其故乡湖北黄冈陶店乡建成》,《武汉晚报》

《学者:为「孙志刚事件」,我们曾上书全国人大》,《检察日报》

《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审理》,《中国青年报》

等等,以上感谢。

备案号:YX115NyddAz

添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