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西方的中国科学界泰斗。
国士无双、大国重器、氢弹之父……我觉得这些词用在于敏院士身上，都不足以概括其波澜壮阔的人生，其贡献之卓越，成就之闪耀，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科学家对国家的意义。
仅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他在高层心目中的地位。
我国的最高荣誉勋章是「共和国勋章」，只授予给为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和卓越功勋的人，截止目前，只发出过 9 枚勋章，其中包括袁隆平院士、钟南山院士以及青蒿素的发明者，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女士，而于敏院士是 9 人中唯一以已故身份获奖的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民间少为人知，知名度远远赶不上他的贡献度。
如果一定要形容他的地位，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参考，那就是被写入教科书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院士——在他们一起工作时，研究进入某些关键领域，真正负责临门一脚的正是于敏院士。
之所以于敏院士知名度这么低，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他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于敏院士比较长寿，官方对他的公开报道比较晚。
如果不是 2014 年的国家最高科学奖颁奖，恐怕至今都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
那于敏院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世界级的绝世天才。
一、从校园天才到国产土专家 1 号
1926 年，于敏出生于河北宁河县芦台镇的一户普通人家，他的整个童年笼罩在日寇的炮火之下，国仇家恨让还是孩童的于敏对救国图存有着强烈的渴望。
在一次外出的时候，他和往常一样行走在马路之上，周围人群拥挤，人声鼎沸，可就在这时，一辆日本军车突然横冲直撞而来，险些将他辗轧于车底，这给当时的于敏带来和很大的冲击，也让他立誓「绝不过亡国奴的屈辱生活」。
1944 年，带着满腔的抱负，18 岁的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大物理系，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时，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
父亲失业了！
这件事让本就困难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也让于敏的求学之旅布满阴霾，但好在好友的父母在听说了他的困难后，主动提出愿意给他资助，这才让于敏得以顺利进入北大校园。
进入北大之后，虽然并不是数学系，但于敏却对数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痴迷，所以，常利用闲暇时去数学系旁听。
而他在数学和计算方面的天赋，也逐渐显示了出来。
有一次数学系组织了一场考试，由于试卷极难，数学系的学生们平均分不足 20 分，最高分不过 60 分，但老师却批改出了一张 100 分的试卷。
这是一张属于旁听生于敏的试卷。
就这样，于敏的大名传遍了整个北大校园，成了那些大家眼中的天才。
1949 年，他更是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他的导师、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无比欣慰地说：「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1951 年，于敏研究生毕业。次年，美国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
这两件看起来似乎毫无相关性的事件，却因为独特的历史背景，被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推下节节败退，气急败坏的麦克阿瑟扬言要对志愿军进行核打击，虽然他的口头威胁未必会成真，但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种危难的局面下，领导人下达了紧急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当时负责原子能相关工作的钱三强和彭桓武，找到了于敏，让他参与相关工作。
可此时，国内在核物理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当于敏需要参与的工作，不仅没有导师可以指导，甚至都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阅读国际上公开的核物理期刊，从有限的内容中尝试摸索出原子核理论的玄机。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尝试、摸索、试错，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不到 4 年的时间里，于敏的研究让我国的原子核研究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他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成为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
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朝永振一郎亲自跑到中国，点名要见于敏这位奇才，和于敏一番交谈之后，朝永振一郎充满好奇的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 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 ABC 外，基本都是国产的!」
当得知于敏竟然没有任何留学经历，研究完全从零开始之时，朝永振一郎的内心大为震撼，因为这意味着于敏是以一己之力探索出了西方几十年上万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即便是见多识广的他也忍不住称赞道：于敏真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 1 号」。
二、临危受命，转向氢弹领域
1961 年，苏联引爆了氢弹「沙皇炸弹」，威力是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 3846 倍，震惊了整个世界。
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这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着北方强敌的严重威胁。
而原子弹和氢弹威力的天差地别，也让大家明白，原子弹已经不足以达到核威慑的效果，中国也必须赶紧研发出威力更大的氢弹。
于是在 1961 年的冬天里，钱三强再次找到了于敏，希望他从研究原子弹转为研究氢弹。
听闻消息，于敏首先是感到惊讶和错愕，因为原子弹和氢弹虽然名字听起来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原子弹的原理是核裂变，氢弹的原理是核聚变，自己在原子核领域研究了十多年，眼看就要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转行去一个新的领域，实在是个非常大的变动。
而且，一旦接受氢弹研究任务，他的名字和事业也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彻底成为人世间的隐形人。
可以说，做这个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是在经过一番深思，再加上出于大局考虑，他很快就理解并接受了这个调整。
可是，即便他不在意个人荣辱得失，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对氢弹的了解一片空白。
要知道，在当时，不管是美国和苏联，
氢弹数据都是国家最高机密，我们除了知道氢弹的当量是原子弹的几百倍以外，对其他任何有用的数据，都一无所知。
更严峻的是，当时的中国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 95% 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 5% 的时间能留给于敏用于氢弹设计。
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于敏凭借一张白纸一支笔，拿着计算尺，废寝忘食地手动计算需要的数据，进行探索。
终于，在三三年之后，于敏提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于敏方案」。
当他获得理论突破的时候，他兴奋的给远在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但由于工作保密，他又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只能在电话中隐语：「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965 年，在于敏的带领下，中国完成了氢弹的理论突破。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引爆了第一颗氢弹。
中国同时对外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举世震惊，美国和苏联以为是己方资料泄露，对内部进行了大排查，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中国人完全自主研究出来的！
但这个结论实在是过于惊人，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六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中国，竟然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于敏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打破了世界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让西方国家上万名科学家的努力如同玩笑一般，这种事情，在西方只能用两个字解释，那就是——神迹。
但即便西方如何难以置信，在时间的推移之下，经过多方打探消息，他们也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事实。
据传中国的氢弹构型与西方最主流的「泰勒·乌拉姆」(T-U)构型有不同之处，至于这个不同有多大，由于各国核资料的高度保密，暂且不能妄言，但毫无疑问的是，于敏院士凭一己之力，开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也就是广为流传的——「于敏构型」。
以一人之力对抗了整个西方科学界，大概就是当时西方国家的第一感觉吧。
而这一颗氢弹的引爆，到底有多重要呢？
在中国氢弹引爆 2 年后的 1969 年，中国和苏联发生了「珍宝岛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大军顶在前线，大战一触即发，勃列日涅夫叫嚣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但后来又强压住怒火，不了了之。
试问，如果当时的中国没有核武器，苏联会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
三、抓住窗口期，研发中子弹和小型化核武器
氢弹研发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因为他发现中国虽然拥有了核武器，但在实战性上还有很大的不足，如果要保证国家的安全，还得继续研发出更实用的中子弹和小型化的核武器。
毕竟有核武器不代表能使用核武器，要把核武器投掷到对方的领土上，需要火箭、战斗机、轰炸机等载具的帮忙，只有将核武器小型化，核威慑才能变成现实，所以美苏两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完成了氢弹的小型化，彻底改变了世界军事格局。
1977 年，美国引爆了第一颗中子弹，逼迫苏联进行裁军。
1980 年，法国引爆了第一颗中子弹，扬言足以保卫西欧。
不久后，苏联也引爆了第一颗中子弹。
我国北方的国防压力骤升，面对苏联的百万钢铁洪流和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于敏寝食难安。
在这时他敏锐的察觉到世界核武器的发展可能已经到了极限，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的核战斗部的水平已经逼近极限，做再多核试验也不会在性能上获得大的突破，所以他认为西方可能会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也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甚至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会功亏一篑。
1986 年，他去看望患了直肠癌的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身患重病的邓稼先也万分忧愁，两人表示绝不能让中国的核试验功亏一篑，一定要让中国拥有足够的实战核武库。他们联名给中央上书，要求加快热核实验进程。
同年，邓稼先因病去世。
于敏扛起了研究中子弹的重任，他废寝忘食，日夜在九院九所查阅计算数据，但当时中国对中子弹的了解十分有限，除了从报纸中得知「中子的杀伤比冲击波的热辐射要厉害得多」以及 800 米距离等零星的消息之外，其他的全都得靠摸索。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敏竟然准确的把握住了中子弹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威力尽量小，减少冲击波的破坏半径，而单位威力具有高穿透力的中子数必须要尽量大。
解决了这个方向问题后，中子弹的研究就顺利了很多。
可毕竟除了知道中子弹可以研发出来之外，所知的消息实在太过有限，所以尽管于敏坚信自己的判断准确，但还是十分谨慎，他十分担心有些因素没法通过实验室去检验，一旦数据把握有误，可能会导致地下核试验的失败。
正是这种责任心和细致入微的工作精神，才让当时已经 60 多岁的于敏依然坚守在最前线，每次收到工作人员递过来的实验数据，他都会亲自推演计算一遍，以保证数据的绝对准确，而且为了保证地下实验的成功概率，他还给理论方案留出了裕量，在这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精神下，中子弹的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8 年，中国研制成功了中子弹。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自觉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核威慑，开始在国际社会呼吁全面禁核，限制其他国家的核发展。
紧急之下，于敏带领团队，仅用 46 次核试验就研制成功了第二代小型核武器，赶在 1996 年 7 月 30 日中国政府宣布加入全面禁核试条约的前一天，也就是 7 月 29 日，完成了最后的两次实验，而美国走完这个完整的过程，用了 1054 次！
四、前无古人的神奇功绩
可以这样说，于敏院士，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五次领衔，实现核突破，吊打了同期西方半个世纪的几代科学家，让中国在核大门关闭之前，拥有了足以平视美国的底气。
这样的成就，用前无古人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就连物理学界的泰斗，曾与爱因斯坦多次辩论的波尔，都给予过于敏极高的评价，他在访华之时与于敏有过一次亲密会晤，两人交换了自己关于原子能和氢弹的理论看法，在一番交谈之后，波尔惊叹中国竟然还有如此人才，情不自禁地夸赞于敏真的是中国的氢弹之父，很多人一直以为「氢弹之父」这个头衔是国内授予给于敏，其实这个名号的第一次提出，来自于国际物理学界最顶尖科学家的最高认可。
由于离我们太近，当代人还不能完全的理解于敏院士的伟大，就像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人认识不到爱因斯坦完整的伟大一样。
但等到未来有一天，一切尘埃落定，后世观测这段历史，一定会惊讶的发现，在很久以前的东方，有一个人，如同彗星一般降临，他与时间赛跑，以一己之力对抗了大半个世界，最终用他自己的方法，护佑了那片他所热爱的土地。
引用文献：
1.《30 年「隐身」为国铸氢盾，直到 3 年前名字才解密，92 岁的他是改革开放表彰百人名单第一位》,文匯网，2018 年 12 月 04 日
2.《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他的名字曾绝密二十八年》，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06 日备案号:YXA1M9ngzwwUopPY1rmFM4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