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集团降日，是抗战开始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背叛和民族背叛。
当年侵略者步步紧逼时，中国展现的彷徨犹疑、三心二意、莫衷一是的状态，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侵略者，使他们轻看了这场战争，以为短时期就能迫使中国屈服。
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 29 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上看，侵略者的根据是充足的。蒋介石在「庐山讲话」后请胡适、陈布雷等吃饭，讲到作战决心时，也不过说「可支持六个月」。
抗战伊始，中国军队果然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广州沦陷；武汉沦陷……
其实在南京沦陷之前，民国政府已经开始秘密商议能否停战的问题。
日本方面也发现速胜不易，担心陷入中国战场，1937 年 10 月 1 日由内阁总理、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共同商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使事变尽快结束。」
于是开始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11 月 5 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
蒋看后，表示难以接受。蒋介石与陶德曼会面之时，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战况开始急转直下。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继续西进的日军直逼南京。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开始后退了。
地理的后退，是决定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
心理的后退，则是准备默认日本的「和平条件」。
其实在 1937 年 8 月 7 日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就说过：「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分疆界。」
12 月 2 日，日军向南京城节节逼近，德国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再次与蒋介石会面。蒋从上次对日本条件「难以授受」的立场后退，明确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本方面的七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可作为讨论的基础。
12 月 6 日，汉口召开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第 54 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
历史在这里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当时真按照「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停火，蒋委员长「抗日英雄」光环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尘埃，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的寿命也不知要延续多久，整个东亚的战争蹂躏更不知要持续多久。
但侵略者此时已经利令智昏了——因为攻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随着 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日本方面立即加码，在原有的 7 条之上再追加 4 项新条件。
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伪政权。新增条件既苛刻又直白，几乎就是灭亡中国的条件。
此时蒋介石也知道，不能再后退了。他对陶德曼说了一句「绝无接受的余地」。
铁心抗战开始。日本也就失去了从中国抽身的最佳机会。
但当时的心态是反过来的：很多国民政府政要认为，中国失去了回避战争的最后机会。
历史从来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军事上一败再败，政治上其他大国也袖手旁观，国民政府形同四面楚歌，高官、军人、政客开始纷纷倒戈。
1938 年 12 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成为抗战开始以来最撼动政局的事件。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汪精卫是坚决主张不能再打的。12 月 29 日，出走的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宣称：抗战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谁也不知道汪精卫是用什么逻辑推导出这种荒谬的结论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位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撰写者，在汉奸道路上越走越远。「艳电」发表第二天，他竟然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轰炸，摧毁中国的战时首都。
在汪精卫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 1939 年 1 月开始，以更大的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
汪精卫集团降日，成为抗战开始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背叛和民族背叛。
抗日战争期间，民国政府 58 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 210 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1937 年 12 月，大汉奸王克敏出任设在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8 年 3 月，大汉奸梁鸿志出任设在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
1940 年 3 月，大汉奸汪精卫出任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1939 年五六月间，汪精卫带着亲信赴日，与日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具体磋商。最初他还想保留一些面子。他实在不想戴上「汉奸」这顶沉重的大帽子。
但日本人根本不给他这个空间。
汪精卫等了 10 天。
10 天之后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
汪精卫只得接受日本人苛刻的条件，唯要求日方同意自己的底线：「新政权」沿国民党法统，打青天白日旗帜。
日本方面慢吞吞地做出答复：如沿用青天白日旗，必须在旗上附加一块三角形黄布片，标明「反共和平建国」。
连大汉奸周佛海都认为旗帜上这块三角黄片不能容忍，叫它「猪尾巴」。
1939 年 11 月，日本「兴亚院」通过关于成立汪伪政权的决议案，将汪精卫自我想象中的「自由执政」完全剥夺，将其彻底定位为日本政府的鹰犬。汪、日双方签订的这份《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连汪精卫都觉得条款实在苛刻，实在「不好看」，要求双方与会人员均在纸上签字，集体保证方案内容永不外泄。
一个只维持了 5 年的汉奸政权，当年动辄就谈什么「永不」，好像天下永远都是他们这类人物拥有的，实在让世人耻笑。
让汪精卫最始料未及的，是其视为最高机密、要求在场人员都签字保密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还不到三个月就被公布于天下——1940 年 1 月 3 日，《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被香港《大公报》刊登出来。
原来是追随汪精卫当汉奸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实在看不下去，飞赴香港宣布脱离汪伪集团，投诚礼物就是拍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的胶卷。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
不仅有汪精卫与高宗武和陶希圣的矛盾，还有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
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也就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专门弄出一个「沦陷区各省市办理转移管辖」提案，乘王克敏不注意时迅速通过，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替代。
王揖唐曾给日本天皇写过肉麻到不能再肉麻的汉奸诗：
八纮一宇浴仁风，
旭日萦辉递藐躬。
春殿从容温语慰，
外臣感激此心同。
连最后一点民族尊严和气节都丧失殆尽，连他们的门徒都感到十分难堪。
王揖唐替代王克敏，大汉奸之间你来我往的窝里斗，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七十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
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钩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周佛海和梅思平曾经把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的争权游戏比喻成玩麻将：表面看是几个中国人围在桌边打牌，实际上每人背后都站着日本人为各自利益支招。
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开弓永无回头箭。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 月 10 日，汪精卫发表讲话，称太平洋战争目的是完成解放亚洲的历史使命，决心与日本同心协力，做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强有力伙伴。
1943 年 1 月 9 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宣战布告》，对英、美宣战。
多么丑恶的历史，就这样完全过去了吗？
即使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也要看到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这样的人物不再出现。中国今天不就有人说「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样说话的人，连汪精卫都会觉得他太可惜，生不逢时。假若历史可以重新来过，人生可以重新来过，汪精卫肯定愿意与他互换，让他去充当那样的「英雄」。
八年抗战，让中国人颜面丧尽的，除去汪精卫这样的著名政客，还有周作人这样的著名文人。
周作人
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参与者，颇有文学才华的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兼职教授。面对日本的侵略，在知识分子草拟的《救国宣言》上很多人都签名了，周作人不签。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也不走。
表面看，这是一个决心脱离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学术的文人，所以他名不签、人不走，留在了日占区。
其实留在日占区也可以不为日本人工作，只要真正地「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周作人并不如此。连劝诱他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最初以为周作人「恐怕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劝他出任伪职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日方已经有底案：如果周作人坚辞不受，也就只有作罢，不打算勉为其难。
对日本人「百分之一」的期望，周作人给了百分之百的回复。不但先接过汪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然后是「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再接着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谁也不知道这个自认为通晓历史的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后来有人替他开脱，说 1937 年留北大不走，是校长蒋梦麟「嘱托看管校产」；1941 年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是阻止「更坏的汉奸」缪斌上任。
且不说这些「理由」荒诞到什么地步，就算能够成立，那么跟随汪精卫访问日本、访问伪「满洲国」，又是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又是慰问日本伤兵，又该怎么解释呢？
至于拿在「教育总署督办」任上挣的钱翻修自己的住宅，连身边弟子都嗤之以鼻了。
事实告诉我们，才华并不能保证不堕落。
就历史范例来看，才华横溢者的堕落，周作人是突出一例。
研究文天祥时，周作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其实谁也没有要求他那样的文弱书生去做文天祥。但是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帮凶和陪衬了吗？不做文天祥就可以不要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了吗？
那是一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的年代。在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
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横刀立马，顶天立地。
中国共产党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
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中坚持抵抗，绝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
叛徒程斌，抗联第 1 军第 1 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 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逼杨靖宇入绝境。
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 年 2 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
杨靖宇在密林中的密营
叛徒张奚若，抗联第 1 军第 1 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部长」，利用其影响制伏整个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当「陶德曼调停」失败，陶德曼大使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拒绝日本条件的心理：
「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连副总裁汪精卫及二十余位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蒋总裁，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徳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
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向敌人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备案号:YXA1Zb5y66H0azmJ5QFZ2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