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 René Descartes ，1596 年—1650 年）对认知世界的可能性进行了彻底的怀疑，他想要把一切知识建立在稳固的、无可怀疑的基础之上，为此他尝试把任何容许丝毫怀疑的事物通通打上问号。比如他问：我们怎么确知，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只是一场梦？毕竟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常常也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做梦，而且总是把梦中的经历当成真实的。这番怀疑推论的最高点，是个跟缸中之脑很接近的思想实验。笛卡儿说，我们可以想象有个恶灵，它有办法在我们心中制造各种感觉与思想，并以此作为手段，在我们的眼前变出一个几可乱真的虚假世界，而且就连最简单不过的事物，恶灵也能骗过我们，比如说它能让我们以为一加一等于三，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这其实是错的。在这里笛卡儿问了：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个恶灵绝不可能骗过我们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无可怀疑的，哪怕是有这样一只恶灵竭尽所能地误导我们？笛卡儿认为，是的，这种无可怀疑的确定性是存在的，那就是「我正在思考」的这个事实；哪怕我思考的一切内容都是被蒙蔽的，「我在思考」的这件事仍然成立。我的的确确在经验一些什么、思考一些东西，哪怕我的经验是虚妄的，我所想的都是错误的，但我的内心确实在进行一些什么，这一点我能百分之百地确信，而若是能确定这一点，那我也必定是存在的。「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如此写道。对自己经验的意识，是人类知识无可怀疑的基础，同时也是自我存在的证据。
指涉必须有因果联结
普特南把笛卡儿的恶灵思想实验转译到我们的时代里。既然今日的科学认为，我们所意识到的经验，都是经由脑内的运作所产生的，所以原则上，对大脑进行有目标的刺激，是有可能制造出特定经验来的，这个过程不需要身体，因为毕竟这些经验都是在大脑里被制造的。当我们看见一朵红玫瑰，我们的眼睛先把讯息传达给大脑，接着大脑会制造出红色的图像；而如果能够在大脑内制造完全相同的状态，则从眼睛到脑的过程就可以省略了，只要有人的大脑受到此讯号的操控，那他也会看到同样的一朵红玫瑰，即使四周其实一朵也没有。至于看到日落、散步，或者一个亲密的吻等经验，也可以如法炮制。通过脑部操控，原则上没有什么经验是变不出来的，也许普特南所想已经实现了，也许我们的大脑已经都泡在培养液里，被接上密密麻麻的信号线，并在有意的操控之下，自以为拥有身体，自以为正在读一本书。我们该如何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是否能确定，自己不是被泡在玻璃缸中的一块大脑？
普特南认为：是的，我们能确知自己不仅仅是一块缸中的大脑。他的论证十分繁复，让不少哲学家想破了脑袋。普特南思考的路线，是从另一个思想游戏开始：
请想象一下，有只蚂蚁在沙地上走，留下一些痕迹，结果这痕迹看起来像是丘吉尔的肖像。现在请问你：这只蚂蚁真的画了丘吉尔的肖像吗？应该不是吧，蚂蚁的足迹很像丘吉尔只不过是出于偶然，蚂蚁本身根本没有要在沙地上为丘吉尔画肖像的意思，毕竟蚂蚁根本不知道丘吉尔是什么东西，根本也无法这样做。
就好像如果一个幼儿在纸上乱画，意外画出像是爱因斯坦著名公式 E=mc2 的图案，我们也不会认为，这个小孩写出了爱因斯坦的公式，毕竟这小孩既不知道爱因斯坦，也没有理解广义相对论的能力。
到这里为止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例子究竟想指出什么？普特南的意思是，在这两个情况里，指涉关系都失效了。蚂蚁的足迹画并不指涉丘吉尔，小小孩的涂鸦指的也不是爱因斯坦的能量公式，这两个例子里头都少了表述与被表述之间的联结，不管那只蚂蚁的足迹有多像丘吉尔、小孩的涂鸦有多像爱因斯坦的公式都一样。光只是「像」，似乎不足以构成意思的呈现（ Representation ）。但是这些推论跟上述问题「我们是否可能真的只是缸中的一块大脑」又有什么关系？
根据普特南的理论，我们并不是什么事物都能指涉；我们所指涉的事物，必须跟我们有因果的联结。例如当我在原野上漫步，眼前出现了一棵树，这棵树会在我内心引发知觉印象，因此我会想：「我眼前有一棵树。」因为「树」这个字有所指涉，才会让我产生此知觉印象。同样地，当澳洲某处的树丛燃起了大火，原住民大喊「哇布！」时，我们会认为，「哇布」指的是火，因为恰好是火促使他们如此表述。现在让我们把这种说法应用到缸中之脑的问题上：假设有一块泡在培养液里的大脑，它相信它看到前面有一棵树。当然，这个感官印象不是由一棵树触发的，而是来自一台与这块大脑联机的超级计算机。如果这个人从出生起就如此连上这台电脑，他也就从来不曾接触过真正的树，他一切对树的感官印象都不是来自真正的树木，而是由计算机所触发；那么，如果「树」这个字是触发「树的感官印象」的原因的话，那么当这脑子泡在玻璃缸里的人使用「树」这个字的时候，关联到的只能是计算机指令——这个人绝无可能指称真正的树木。
就像蚂蚁不能指称丘吉尔，缸中之脑同样也不能指称外在世界的客体，他的整个世界只是那部计算机；即使这个被插满信号线的人体验到和我们一样的内容，他也无法指称树木或人，不能指称落日，也不能指称天鹅。他所有的感官印象都是计算机指令的产物，所以当他说「树木」「太阳下山」或「天鹅」时，他指称的也只是计算机指令，就连当他说「大脑」时也不能例外。他甚至无法思考大脑或玻璃培养皿，所以根本也无从思考自己会不会只是缸中之脑这样的问题。唯有我们这些不是缸中之脑的人，才能够思考缸中之脑的问题。所以，以为自己只是玻璃缸中的一块大脑，这种想法必定是错误的：要么我是缸中之脑，那我就不可能以为自己是缸中之脑；要么我不是缸中之脑，那么我虽然可以这么猜想，但这一定是错误的推断。然而说到这里还是有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能否思考缸中之脑的命题？我要从何得知，我所说的话语是否能指涉真正的树木和大脑，还是这一切其实都只关涉到计算机指令？
普特南排除缸中之脑可能性所用的这些论证，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在哲学里常常都是这样。然而我们约略可以得出，怀疑论的主张几乎是无法击溃的，搞不好我们一辈子活在一个长长的梦境里，或者我们真的是缸中之脑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排除或许办不到，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不管好还是不好，我们都得与这种不确定性共存。有些怀疑论论者认为不确定性的好处大过于坏处，因为我们需要这种不确定感，才能过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皮隆学派」（ Pyrrhoneer ），我们将在下一个思想实验中讨论。
◎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
请想象一下，你有个四岁的孩子，整天不停地问你「为什么」。「你现在得穿上鞋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出门了。」「为什么？」「我们还得去买东西。」「为什么？」「冰箱已经空了啊。」「为什么？」剩下的请自己想象。也许你很清楚这种困难，因为自己小时候就这么问过：不管大人给出什么理由，小孩子都能往下问下去；大人才说完一个理由，小孩又问出另一个问题，如此接连下去没有终止。
从逻辑的观点，你有不多不少三个选项：要么你持续地给每个理由提出理由，但这样的话你得跟小孩说个没完，以至于无法在商店打烊前去采购。要么你解释到了某个时候就不玩了，直接说「这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理由好说」。要么，作为第三个选项，你可以给出循环的论证，比如你对小孩说：「我们得去采购，因为你肚子饿了。」「你肚子饿了，因为冰箱已经空了，而我们得去买吃的。」A 的原因是 B, B 的原因是 C, C 的原因则是 A。可惜这三个可能的选项都不能令人满意：无休止的论证序列只会没完没了，而独断地终止问答过于专横，最后的循环论证却根本是无效的。
于是你困在三难困境里，完全没办法好好给你的小孩解释，为什么他现在应该穿上鞋子！
这个三难困境一般认为是由古代怀疑论论者阿格里帕（ Agrippa ，公元前 64 年或公元前 63 年—公元前 12 年）所提出，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 Hans Albert ，1921 年—）将之称为「明希豪森三重困境」（ Mü nchhausen-Trilemma ），引用的典故是明希豪森男爵靠着拉扯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流沙里拉出来的故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要替问题找出原因，真的像把自己拉出流沙一样不可能吗？「是的。」古希腊皮隆学派的怀疑论论者如此认为。皮隆学派的祖师爷与典范是来自伊利斯 [1] 的皮隆（ Pyrrhon von Elis ，公元前 360 年—公元前 270 年）。据说他将一切都置于怀疑之下，因而总是能保持内心的宁静。有文献称他有次在海上遇到暴风雨，全船的人都非常惊慌，但是皮隆仍然面不改色。他指出，虽然有暴风雨，但是船上的猪还是气定神闲地吃着东西，因此他认为，在保持内心宁静的这件事上，人类还有很多要向猪学习的地方。
搁置你的判断
皮隆学派的怀疑论是最彻底的怀疑形式，信奉者相信，我们所能判断的，仅仅是事物如何出现在我们眼前，却从来不能判断，事物的真实存在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认为，在每一句论断上，都应该在前面加上「我此刻觉得……」这几个字。若是不加的话，就是狂妄，或者会导致矛盾。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严格说来是自我矛盾的——谁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就不可能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然的话，他就是同时既什么也不知道，但却又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这是互相抵触的。类似的批判也适用于「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主张，此主张本身究竟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如果是相对的，那么就失去了其论证的效力，但如果是绝对的，那又与自身的命题自相矛盾。皮隆学派的追随者试着避免这类陷阱，办法是，他们只陈述事物此刻在他们眼前是什么情况，例如：「我觉得，我们无法确知任何事物。」或者说：「一切看起来似乎是相对的。」
皮隆学派认为，每种意见都存在同样有力的理由来支持与反对，不管主题是什么，正方与反方永远势均力敌。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上帝是否存在？核能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头巾该禁止还是允许？动物该宠爱还是屠宰？民主应该保护还是废除？理性与感觉哪一个更值得信赖？物理学与秘密宗教哪一个更值得信仰？皮隆学派的人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不可能做出有充分理由的判断，你随时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支持一方与另外一方，他们把这种对反观点之间的平衡称之为「均力原则」（ Isosthenie ）。
他们认为，谁要是明白在每个问题上，正方跟反对方的力量都一样大，就会停止再继续判断，他们用 Epoché [2] 来表达这种不做判断的状态：从这种状态里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即所谓的「心如止水」（ Ataraxie ）。因为谁要是能从所有固定的意见解脱出来，也就能放下所有忧虑，不再受愤怒与急切之扰；如果你根本不能确定金钱财富值不值得追求，那当你遇到强盗，或当社会发生动荡时，你的反应就会很平静，因为对你来说，那并不是世界末日；如果你认为绝对真理并不存在，就会对持异议者更为宽容，也不会轻易在旅途上，因为各地的风俗民情差异而失去平常心。然而这种对万事万物保持距离的心态，不只带来了冷漠的危险，还会导致决断能力的丧失，对此皮隆学派也有应对的办法：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他们都以主观印象为依归，端看事物对其造成什么影响；尽管支持与反对的理由似乎势均力敌，他们却依然倒向其中一方，而且不需要理由——也许顺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属的文化，或者单单只由于当下的心情。他们并不反对这种不需要理由的倾向性。
也就是说，皮隆学派的怀疑论论者认为，要达到内心的宁静，就要先搁置判断，而判断之搁置，又是因为他们相信每一种确信都不比反面的信念更为强大。然而他们要如何论证这个均力原则？彼此反对的意见之间存在力量的平衡，这件事又该怎么证明？为此，皮隆学派的追随者准备了一整座弹药库的怀疑论证。除了上述的三难困境以外，相对性论证是他们最重要的怀疑理由，这个论证是说：对一件事情，总是会有多个视角，从不同的视角看去，或者在不同的背景脉络底下，事物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现象总是容许不止一种解读。如果我们硬是要坚持其中的一种解读，那就可能发生一个情况：未来的世世代代会把我们的观点当成笑柄。人们一度相信地球是个圆盘、有女巫的存在、黑人是次等的，以及科技进步必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等等谬论，虽然直到今天，我们还对动物的价值低于人、机器人无法有感觉、我们不能永远活下去等说法深信不疑，但是，等着看吧！
对于皮隆学派的相对性论证，有一点必须说明：尽管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从此事实并不能得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所谓对与错这样的结论。一方可能是对的，另一方可能是错的。比如拿两性平等的问题来说，从前多数人认为，女性并不具有跟男性相同的权利，但那样的观点完全是错的。「但是在那些人的观点里那并没有错」这样的反驳，完全可以代换为「他们把一件错误的事当成是对的」。不过，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肯定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对支持两性平权，比起反对两性平权，有更好的理由。可是，问题又来了，什么叫好的理由？符合《古兰经》的教义，可以算是支持一个信念的好理由吗？原教旨主义者就认为算，要他们接受相反的信念，需要耐心、同理心，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就你个人而言，如果要改变你根深蒂固的信念，让你的世界观崩溃倒下，会需要多少工夫？比如说，如果有人要让你不再相信物理学与人权，而是改信巫毒教，并相信奴隶制度在道德上并无可议之处，他该怎么做？光用论证够吗？
我们还是可以拥有知识
最后让我们回到明希豪森三重困境：这个论述指出，任何给出理由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给出理由到了某个阶段，就不得不中断，而且没有理由。因此，我们用所有信念所堆成的高塔，其实只是奠基在散沙之上，随时都可以崩溃倒下。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所有理由序列的结束点都是专横且无理的吗？让我们考察一个例子：莉萨觉得身体不舒服。我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的。她的话可信吗？我觉得可以吧，我不觉得她像在说谎，也想不到她有什么理由需要对我讲假话。但是我能不能排除她有可能说谎？没办法很肯定。可是我还是会认为，我确实知道她身体不舒服，毕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那我还要求什么别的呢？我又不能跑到她的身体里去感觉一下她所感觉到的。如果一定要钻到别人的身体里才能知道，那我们就真的对其他人的内在感受完完全全地一无所知了。但这种说法却是荒谬的，就好像有人主张，能够一分钟内治好所有疾病的人才真正算是个医生，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医生一样的荒谬。这种要求根本违反现实，也没有人提，所以我们并不这样说。
我们可以再看看另一句话：昨天晚餐时有意大利面可以吃。我怎么知道？我还记得。我的记忆不可能骗我吗？可能。不过一般来说我的记忆没什么问题。用记忆来证明一个说法是可靠的，这样够吗？如果这样不够的话，那我们就得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以便隔天还能确知我们昨天都做了什么。这太荒谬了！
最后让我们再观察一下「明天会下雪」这个论断。我怎么知道？我看了天气预报。我怎么知道天气预报准不准确？目前为止预报大多都是准的。所以虽然不必然表示这则预报会准，但是准的概率很高。18 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 David Hume ，1711 年—1776 年）就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明天太阳还会升起。虽然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就此停止判断明天太阳是否升起吗？大概不用吧。所有迹象都指出会，没有证据指出不会。所以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我知道明天太阳将会升起。」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哲学立场是「可谬论」（ Fallibilismus ），而且或许是当今最显赫的哲学立场，可谬论区分知识与确定性。可谬论论者认为，即便无法绝对确定，我们还是可以拥有知识。这样说很好，因为绝对的确定性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此一洞见正是拜怀疑论论者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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