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最强的诈骗犯。
这个人敢伪造公函、国家领导人介绍信、批示，去骗央行行长。
而且还成功骗走巨款。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是单枪匹马完成的。
1
1960 年，国家正处于自然灾害时期。
彼时，有众志成城，勒紧肚子抗灾的；也有人心惶惶，觉得天要塌下来的。
但有一个人的心态，似乎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同。
3 月 18 日下午 5 点半，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大家都在做着一天的收尾工作，准备下班。
西交民巷旧貌
「咚咚。」有人敲响行长秘书室的门。
办事员开门一看，来者是个穿灰色呢子大衣的人，身材高瘦，一头偏分发型，气质很好。
但日近黄昏，他没法仔细看清对方的容貌。
「您是？」
「同志您好，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
「喔，那快请进。」办事员比了个请进的手势。
进门后，来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交给他：
「厅里的急件，专门交给行长的。」
随后，他又取出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对办事员说：
「同志，这里需要签个字。」
办事员依言，在他指定的位置签下了名字。
「成，这样就行了。烦请务必递交曹行长手中。」
那人熟练地收起发文本，拎上公文包，步履从容地走出大门。
办事员心想：到底是国务院的干部，做事真的干练。
回过神来，他赶紧去找行长。
央行第二任行长曹菊如
没想到，行长曹菊如恰好外出不在，只能先交代给值班的行长秘书。
秘书一看，信封上还写着「速送，限 5 点 40 分送到」几个字。
「速送」两字底下，还用笔重重画了两个圈。
她琢磨，这必定是要事。
情急之下，只能先拆信。哪怕行长不在，也没辙了。
——况且临近下班，再拖下去，大家都走了，怕是要耽误大事。
信拆开一看，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 15~20 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则是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 20 万元。」
更重要的是，就在签名旁，还有好几排标注：
为防止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以前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看完信，秘书额头上冷汗大滴大滴渗出来。
20 万！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折算到今天，堪比两千万。
加上总理的交代，又是国际瞩目，真的是……事关重大。
但，这么大的事儿，给的时间竟如此之短？
此时已是接近六点，距离要求的七点，只有一个小时！
火烧眉毛了……
秘书擦了擦汗，稍稍平复下情绪。便在此时，一丝疑虑倏地冒了出来：
国务院的资金需求，照例应该通过财政部，再从国库拨款过去，怎么会直接下令要求人民银行提供呢？
这不对啊……
这也太违反常规了吧？
2
但下一刻，她又立刻说服了自己。
——总理的签名，总不可能是假的吧？
这个签名她见过多次。
「完全就是总理的字迹，错不了。」秘书自言自语道。
她又联想到，这阵子国家极度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广播报纸多次报道当地宗教活动，应该是事关紧急，所以国务院特事特办，走了特殊程序。
再一看表，已经六点多了……
时间不等人。
秘书想：既然行长不在，自己就必须挑起这个大梁。
她当即拿起行长办公室的电话，致电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局：
「需要备 20 万现金，要旧钞，拾元票。务必要快，上面只给了 1 小时。」
对方也很为难：
「这么大一笔钱，还得从分行筹啊……再说，你这手续也不全……」
「您注意，这是政治任务！请立刻执行。」
她又补了一句：
「手续的事也请放心，计划研究局马上就会下达正式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兰副局长的门，并汇报了刚刚的事。
王兰没说话，盯着那封信，足足看了有五分钟。
良久，才推了推眼镜，自语道：
「确实没有过这种先例……还叮嘱要旧钞，这用意是……」
琢磨了一会，他又缓缓说道：
「不过……签名这笔迹，的确像是总理的。」
正在此时，桌上的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
总理的「一号办公室」
「哦……请总理放心，我们正在备款，7 点钱一定会准时送到。」
这一通电话，彻底打消了王兰的顾虑。
他也给货币发行局打去了电话，要求对方克服困难，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把 20 万旧钞现款打包好：
「藏工委的同志应该已经在民族饭店候着了，别让人家久等。」
接到计研局领导的确认，发行局那边也不敢耽搁，抓紧准备。
「需要这么多现钞……只能瞧瞧北京分行够不够了。」
值班的朱科长开着「东风 CA71」专车，带着两个专员直奔北京分行……
进了金库后，略一清点：还行，钱倒是够。
于是，几人从金库里选出旧的现钞，每 100 张 10 元大钞一捆，整理好，装进麻袋里。
不一会儿，便筹齐了 20 万整。
20 万人民币，放今天着实不稀奇。可在当年，又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在 60 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五十块钱。
大家平时日常花的，也都是几角，几分。
兜里但凡有一块钱，就能买五斤大米，一斤多猪肉，十多斤蔬菜。
至于十元纸钞，在当时是最大面值，妥妥算是「重金」——揣一张在身上，下馆子，去商场，都能大手大脚买买买。
因此，这一沓一沓的十元大钞，无疑是一笔笔巨款。
最终，20 万元被装进了两个麻袋，打理干净、包装整齐之后，抬进了小轿车的后备厢。
朱科长马不停蹄，乘车直奔民族饭店。
作为国庆 10 周年庆典期间，接待少数民族嘉宾的场所，彼时民族饭店才刚刚创办不满一年，一切看起来都是崭新的，宾客并不多。
不过，大堂里那些人，谁才是这位「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呢？
如果搁现在，一通手机就联系上了。
可在当时，联络大都是靠人一级一级传话，麻烦得很。
朱科长让两个科员守好麻袋，自己跑去前台打探。
民族饭店
明白来意后，服务员一口字正腔圆：
「喔喔，赵同志呀，那位就是！就那儿。」
她手指的方向，一个身材高瘦，身穿藏青色呢子中山装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
他似乎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主动起身走了过来。
「您好，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
3
「同志您好。我们是人民银行总行的，这边是总理安排的款子。」
说话的同时，朱科长仔细端详着这位赵全一，觉得他相貌周正，仪表不俗，关键是，此人一身干部气场很足。
赵全一看了眼麻袋，笑着说：
「还是总行的同志厉害，时间这么紧，都筹齐了。」
恰在此时，饭店大堂的座钟响起了七点的报时声。
「多亏发行局的同志加班加点，才没耽误事儿。」
朱科长脸上也带着笑，手却并没有离开麻袋。
「哎哟，您瞧瞧，我差点忘了这茬……」
见状，赵全一从怀里掏出一封文件，递了过去：「这是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
朱科长打开一看，里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 20 万元整。」
「此致」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落款处，还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公章。
无论介绍信的格式、文字风格还是笔迹，都和平日里见到的如出一辙。
再加上还有公章，朱科长顿时疑虑全无，便说：
「您给写个收条吧。」
「好。」对方爽快得很，掏出个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唰唰几笔写下：
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送来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又不慌不忙，签上了日期。
「要不……收条也给加盖个公章吧？」
见朱科长还是不放心，赵全一笑道：
「总理那边急着用钱，再回去盖章，怕是赶不及呀……」他摸了摸下巴，「这么着，要是不放心的话，你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信上有公章。」
朱科长想，这样勉强也能交交代，便示意两个科员把麻袋转交过去。
忽而，他想起了什么，又问了句：「您开车了吗，要不给直接搬上车？」
「不劳麻烦了。就先放这儿吧，我一会自己处理。」
「那行。」朱科长收起收条和介绍信，带人转身离开了民族饭店。
当他们离开民族饭店，踏上复内大街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可算完成任务了！」
只是，他们不会想到，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那位赵全一同志正费劲扛着两麻袋巨款，从后门绕到一处胡同里。
那里，停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他把麻袋分别挂在车龙头上，脚蹬一踩，便匆匆消失在夜色之中……
听闻事情办妥之后，王兰局长心头一块大石才落了地，剩下的问题，就是这 20 万元该如何入账？
不过，既然总理亲自授意，必定会有安排。
等通知吧。他心想。
万万没想到，就这样，一天两天过去了，毫无下文。
到了第六天，王兰觉着，实在不对劲……
左思右想，他干脆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的答复，直接让他惊得大汗淋漓，后背都湿透了：
「总理从没下达过什么拨款 20 万的批示啊。」
——人家总理办公室，压根就不知道这码事……
4
经工作人员核对，那封所谓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完全是伪造的。
上面的公章，也是伪造的假章。
至于西藏工委，则根本没有赵全一这号人……
此时，王兰完全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相当于，有人靠伪造的公函、介绍信、批示，就骗走了 20 万巨款。
而且，诈骗对象，还是堂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周恩来总理听闻此事后，当场就拍了桌子：
「岂有此理，胆大包天！」
要知道，此时正值大灾之年，国库本就捉襟见肘，多少地方百姓都吃不上饭。
可居然有人假冒总理名义，诓骗了 20 万，这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种事。
也难怪向来涵养极好的总理，都震怒如斯。
他亲自致电公安部，要求抓紧时间，动员所有力量，限期破案。
获悉此案前后，部长谢富治和副部长杨奇清都大感震惊。
身为「共和国之盾」的杨奇清，更是决定亲自查办此案：
「万隆会议搞暗杀的特工我都抓得，小小诈骗毛贼，还能抓不得？」
他一盘算，决定兵分三路：
第一路，直接去人行总行，从传达室、警卫室到行长秘书室，把一切和嫌犯接触过的人，都仔细问一遍，争取获得罪犯侧写。
第二路，去民族饭店，获取侧写，并摸查嫌犯进入和携款潜逃的路线。
第三路，把那些伪造的文件，送往公安部技术鉴定办公室，让物证鉴定的高手过目，找出任何蛛丝马迹。
为了争取时间，防止赃款被转移，中央担心警力不足，又调派军队方面也进行协助配合。
军方抽调了一批年轻的连排级干部，交给破案总指挥部，他们负责在北京街头走访调查，搜集关于嫌犯的信息。
这还不够，为了调动一切力量，公安部还特意将此案公之于众，发动群众力量，以此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这一下，整个北京城都沸腾了，大伙儿既震惊于此案的奇诡，又摩拳擦掌想要为破案出一份力。
然而，即便是 1960 年，偌大的北京城也有 740 万常住人口。
要锁定嫌犯的身份，宛如大海捞针……
不过，通过比对人行总行办公室，以及民族饭店相关目击者的证词，再加上画出的嫌犯画像，有一件事基本可以确定。
——那个自称来自国务院办公厅去送公函的男人，和在饭店对接取钱的所谓「赵全一」，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此人约莫三十来岁年纪，身高一米七几，很瘦，眼睛细长，说话是北方口音。
「真是唱得一手好双簧啊！」
就连杨奇清也啧啧称奇。
但是，单凭这些外貌特征想要找到赵全一，难度还是极大，而上面的要求，是限期破案……
杨奇清明白，与其盯着赵全一，还是应该从他留下的物证下手，效率更高。
而此时，技术鉴定办公室也在通宵达旦地研究那几份伪造文件。
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个送交人行的牛皮纸信封，居然真的是国务院专用信封！
只不过，那是个曾经用过的旧信封，原文字被小心地刮除了。
信封所使用的棕色牛皮纸，是 1959 年 6 月生产印刷的，专供国务院办公室。
难道这个赵全一，真的是国务院内部的人？
不可思议……
一开始，技术员尝试用显微镜和红外技术，来还原信封上原本的字迹，遗憾的是，并没有成功。
专家们还发现，伪造的「总理办公室」印章，是蜡纸染刻后，沾上红印油盖上去的。
这红印油，也查到了使用的牌子、厂家和生产年份，但由于过于常见，无法进一步排查使用者。
至于收条，也锁定到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这种笔记本是前门一家文具厂生产的，但 52 年就停产了，想要反推购买者，几无可能……
不过，收条上倒是有两条意外的线索。
第一，上面的署名「赵全一」，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全」字被写成了「金」字。
怎么会有人把自己名字都写错了呢？
这说明，「赵全一」必定是个假名，诈骗犯过于紧张，把「全」都错写成了「金」。
第二，收条上「人民币」三个字，用了一个很罕见的连笔写法，中间的「民」字直接省略了，「人」和「币」连在一起，看着像个人字头的「巾」字。
这种写法，在那个年代，普通人根本不会用，只有财务人员为了图省事，才习惯用这种连写。
会这么写的，大概是会计出纳一类的人员。
这两个线索，虽然不能作为关键性实锤，但事后证明，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决定性的证据，很快也浮出了水面……
5
侦查人员仔细检查了信纸，发现这是一种十五行横红格纸。
在当时，这不算很普遍，但使用者也不少。
只是，这种信纸中缝处，有一些很特殊的标记：那是一种加粗的横线，行话叫作「鱼尾纹」，是专用于装订的。
自从 1956 年之后，国家就再也不发行这种带鱼尾纹中缝的公文纸了。
市面上，普通人根本买不到，只有国家机关内部还在用。
这样一来，就把目标大大缩小了。
然而，全北京还是有数百个机关，如何确认究竟是哪一个呢？
杨奇清想，或许，可以到国务院档案室碰碰运气？
这里存放着各机关单位的材料，拥有各种类型的公文纸张，说不定就能找到相同的。
于是，数十名侦察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开始了一场艰苦的大排查。
一天深夜，一名侦察员忽然叫了起来：「有了！」
把其他人都吓了一大跳。
他手里拿的，是一份对外贸易部打给国务院的报告。
报告所用的文件纸，无论印刷字体、排版、质地，都和那张伪造公函一模一样。
难道说……敌在外贸部？
几乎同一时间，另外一条群众线索，也佐证了这一点。
当时，「朝阳群众们」达到了揭发骗子赵全一的高潮，公安部收到的线索多达 1857 条。
虽然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无效的，但也间接破获了其他相似案件 169 起。
还有许多犯罪分子迫于压力，纷纷主动去派出所自首。
3 月底的某天，一位公交车售票员也来到了公安局进行举报。
「今儿上午，我在车上见着一个男的，鬼鬼祟祟的。」
她描述中的此人，坐在车上一直压着头，不敢和人目光接触。
而且，此人的神情，好像很警惕，对谁都提防着。
这引起了这位售票员的注意，她盯了好一会儿，越看越不对劲……
——这人的年龄、身材、相貌，和警方公布的嫌犯画像如出一辙。
「后来他到站下车，走得也慌里慌张地……」
「是在哪站下的车？」
「应该是王府井，我见他下车后，就往长安街南边一机关大院里进去了。」
干警们对照地图一看，那个位置的政府机关，只有中国外贸部。
……果然是外贸部！
两条线索相互印证了！
杨奇清推测，这个狡猾的诈骗犯，很可能隐藏在外贸部，并且从事会计或者相关工作。
4 月 2 日下午，他派出公安部保卫处杜定华处长，带着文检组组长刘文，以及另外 8 名文检组的技术人员，乔装打扮成办事员，来到外贸部暗中调查。
果然，这一查，大致有 20 个目标比较符合。
嫌疑人数量，就这样缩小到了 20 多人。
外贸部副部长亲自把这 20 多号人的档案，全都取出，拿到一个偏僻的办公室，方便办案组查阅。
这些档案中，都有本人亲手填写的履历表等信息，这给笔迹对比提供了绝佳条件。
技术专员们废寝忘食地比对，排查，不放过任何细节。
每个人都觉得，真相不远了。
最终，刘文发现，有一个人的笔迹，和伪造文件及收条高度相仿……
此人的名字，叫作王倬。
他在外贸部工作了八年，如今任职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
刘文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但专案组高层一致决定，暂不打草惊蛇，而是找到和他接触密切的人，打探下风声。
当警员问到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董林时，此人脱口而出：
「哎呀！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原来，案发那天下午，王倬就请假没来上班。
第二天，董林好奇就问了句，王倬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
可是后来发现，他的母亲那天根本就没出过门。
而且，案件曝出来之后，办公室里大家都在聊，大伙儿提到说是嫌犯的眼睛很小。
董林就打趣地提了一嘴：
「老王啊，我看你眼睛也特小，该不会这人就是你吧。」
王倬
没想到，平素并不较真的王倬，当场就破防了。
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冲过来一把拽住董林的胳膊，就要拉去领导办公室：
「你这人诬蔑好人！造谣！咱们去找领导评评理！」
同事赶紧把两人拉开。
董林觉得很奇怪：不就开个玩笑嘛，这王倬咋生这么大的气？
会不会，真的是他做贼心虚，被说中了，就恼羞成怒？
于是，他便留了个心眼，注意到王倬这几天，就连工作状态也不太正常——哪怕最简单的填表，都把数字填错了，还错领了别人的文件。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杨奇清觉得，八九不离十了。
技术部门很快给出了笔迹鉴定，验证字迹确实就是王倬的。
总行办公室和民族饭店的相关人员，在看了王倬的照片后，也纷纷认定：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
于是，一张大网，终于到了要收网的时候了。
6
4 月初这几天，北京市李广桥南街 3 号的居民都很困扰。
有户人家，每天都传出一股子奇怪的烧糊气味。
「就算清明烧钱，也不带这么天天烧的呀……」
「他这味儿也不大对啊，怎么还掺着那么重的焦油味儿呢？」
邻居们说得倒也没错，这间屋子的主人确实在烧钱。
只不过，烧的不是纸钱，而是真钱！
附近的侦察员也打听到了这些情况，并汇报给了领队的治安处处长刘汉臣。
刘处长亲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抓捕经验极其丰富。他要求，不要轻举妄动，继续守好有利位置，24 小时监视。
「大鱼就要进网的时候，越冒进，反而越容易坏事儿！」
当天，守在胡同隐蔽处的刘汉臣，亲眼望见那户人家的烟囱，一直冒着滚滚黑烟。
到了天黑时分，屋门开了，一个高瘦男的走了出来，手里拎着好几袋垃圾。
借着路灯光一看，此人正是王倬。
他走到胡同口的垃圾站，故作镇定地把垃圾扔进去，目光却时不时打量着周围。
等他走后，侦察员才现身，迅速到垃圾站里，把刚丢的袋子捡了回来。
里面是一堆一堆的纸灰。
经过技术中心检验，这些纸灰，正是十元人民币被烧毁后的残余。
显然，王倬已经觉察出风吹草动，正在加速销赃。
确认这一情况后，杨奇清当即批准：立刻抓捕王倬。
「决不能让他再这么焚烧货币！」
1960 年 4 月 5 日这天凌晨，一片寂静，刘汉臣率领干警们摸黑翻墙进入王倬家，直奔里屋。
正在床上辗转反侧的王倬，被直接控制住。
看他的眼神，似乎对此刻的到来，早有预感。
被连夜带去审问时，王倬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不肯老实交代。
「他抵赖，就搜屋子，一定要拿出铁证来让他开口。」
王倬被带走之后，他的母亲张可云还想负隅顽抗，包庇儿子，在家里撒泼打滚，坚决不配合调查取证。
侦察员只能将她控制住，在屋里屋外一遍一遍地搜查。
张可云
一间衣柜底下，他们找到了很多碎呢子布，后来被证实是王倬穿去民族饭店交接的那一套。
院子的角落里，还堆着一堆金属零件——正是那台被拆散的自行车。
不过，最关键的证据，赃款的踪迹，始终没有被发现。
刘汉臣心想：不会真的全烧光了吧？
就在某一瞬间，他注意到王母张可云的眼神，似乎时不时便偷偷往某个角落里瞟。
他望过去，那是院子角落搭的一间简易厕所。
当时民宅普遍没有厕所，只能去公厕，也有人图省事，在自家凿块地搭个简易的。
刘汉臣提着工具，亲自去厕所边，一铲子一铲子挖土。
果然，臭气熏天的粪坑底下，挖出来一个大木箱……
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一捆一捆的十元纸钞。
经过盘点，有十九万之巨……
回到审讯室后，刘汉臣讥讽了一句：
「埋在那种地方，不嫌臭吗？」
一句话，就给王倬最后的心理防线干破了。
他明白对方已经手握铁证，再瞒不住了，便一五一十，讲述了自己全部的犯罪心路。
7
原来，王倬本名王连升，当时 36 岁，辽宁省辽阳人。
打小起，他便不安分，喜欢打架闹事，参加过三青团，还入过青帮。
不过，这人也算能文能武，脑子特好使。
王倬
抗战后，愣是在东北国统区里，考上了东北大学经济系，从帮派成员摇身一变成了知识分子，还在北平城找了个会计的活儿。
1949 年，王倬观察局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部队上为了考察他，给他分配去了陕西边远地区。
没想到，王倬受不了那个苦，他灵机一动，自己伪造了一张路条，开小差逃回了北京。
由于这张路条伪造得很真，完全没人识破他其实是个逃兵。
可以说，从那时起，王倬便领教到了伪造公文的甜头。
1951 年，他应聘进入中国进出口公司。
在这期间，他发挥出自己脑子灵光的特点，活干得很不错，多次被领导赏识。
一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被撤销后，成立了新的对外贸易部，王倬被推荐进入了外贸部的出口局。
或许是在这个岗位上，见到了一些国内外的鲜明差距，王倬心思又活络了起来。
他想，凭啥有人能住大豪宅，开好车，做生意赚大钱，而我只能干着小职员干一辈子呢？
他也尝试着办过杂志，还倒腾过银元，但都没挣到啥钱。
这其实也很正常，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建国初，大家都还很贫苦，哪能那么容易发家致富呢？
可王倬并不这么想，他铁了心要赚钱。
他的脑中，回忆起母亲张可云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宁养贼子，不养痴儿。」——既然正路发不了财，那就搞野路子，哪怕要铤而走险……
恰好就在这时，当年跟他一起当过逃兵的王国昌来找他。
「王哥，能不能托人帮我搞个北京临时户口？」
王倬托大，一口答应了。
可真到办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份关键文件，办不下来。
他想起当初造假的往事，又故技重施，伪造了那份文件。没想到，真的给办成了。
王倬大喜过望。
他想，既然我有这种天赋，何不好好利用一下呢？
那么，该仿冒什么文件呢？
他突然想到，只要有周总理批示的文件外贸部办得就特别快……
所以……干脆伪造总理签名，诈骗人民银行？要是被发现了，后果的严重性……
哪怕只是想想，王倬都心口「怦怦」跳。
但他很快就说服自己，既然玩就玩大的。
为此，他精心准备了整整两年，分三步走：
第一步：四处寻找总理亲笔题字和签名，在家大量临摹练习，直到完全能够以假乱真。
第二步：利用职务之便，搜集中央下达的各种批文，学习措辞和格式。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步：钻研各种国家政策，寻找合适的机会。
恰逢 1959 年西藏平叛之后，中央经常开展对藏族同胞的统战活动。广播和报纸里，也大量报道西藏民族宗教方面的消息，这属于全国关注的热点。
王倬觉得，趁这个机会，打着周总理的旗号要钱，合情合理，人民银行不会太怀疑。
事不宜迟，他去到北海后门的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
然后，又去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
公文纸，外贸部多的是，随用随拿。
至于那个牛皮纸信封，也是部里之前用过的一个，被他偷偷带走。
万事俱备后，他便在家和母亲排练，精心准备。
3 月 18 号这天，王倬请了假，去到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正式拉开这场诈骗的大幕……
从一些细节，也能看出此人的心思之缜密，准备之详细：
他事先了解到人行行长曹菊如在外地，短时间回不去，机会难得。
然后，特意挑了快下班的点，时间又卡在一个小时里，让人没有充分的思考时间，更没有时间去检查公函的真伪。
他更精准地算到，在行长不在的情况下，能拍板的只能是计划研究局，所以一离开人行办公室，就冒充国务院办公室，偷偷给那边打了电话，消除了王兰的怀疑。
办完这一切后，他又化名赵全一，骑车前往民族饭店。
然后，躲在角落的沙发，在暗处观望大局。
如果来人恰好是在人行办公室和他打过照面的，那他就避而不见。
而朱科长完全没见过他，他便大大方方，以西藏工委赵全一的身份，取走 20 万。
此外，他之所以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造谣，要用拾元旧币」，就是为了方便花出去，而不会引发怀疑。
正是这些精心布局，再加上不错的运气，才让他完成了这起堪称「偷天换日」的诈骗。
只不过，拿到巨款后，他才发现，这 20 万，远比想象中烫手……
8
王倬不会想到，中央的反应如此之快，各种通报，甚至动员了北京群众。
因此，他不但没有任何机会挥霍这笔不义之财，还得每天担惊受怕。
在单位里，他做贼心虚，看谁都觉得在怀疑自己，工作时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
需要写字时，他怕人认出笔迹，还特意写得歪歪扭扭。
回到了家，他就和老母亲大眼瞪小眼，胆战心惊，不知该咋办。
就连人家来家检查一趟卫生，娘儿俩也草木皆兵，以为是便衣来摸查。
「儿啊，看来咱是无福消受了。」
「那咋办？」
「烧掉。」
张可云作出决定，王倬照办了。
可他很快发现，20 万纸钞并没有那么好烧。
日烧夜烧，搞到邻居都开始怀疑，也才烧了九千多块。
「这不成啊，还是埋起来吧……」
王倬改变主意，把剩下的钱，用大木箱装着，埋到院子里的粪坑底下。
只是，这种雕虫小技，又怎么能瞒得过公安部呢？
最终，这场轰动全国的诈骗案，从立案到破案，只用了不到十天时间。
1960 年 7 月 28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
王倬的母亲张可云，也以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不得不说，王倬脑子确实好用。
只是这些聪明，他用到了邪路上。
更重要的是，他大大低估了一个新生国家，对违法犯罪的重视度，以及对追回巨额赃款的强烈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