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广东省佛山市的那一天，是一个阴雨天。
佛山在广州的西南约 16 公里处，我从广东省卫生厅出来直奔佛山，车程也就半个多小时，但在佛山城内寻找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国际上简称为 CDC），却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由于对「非典」病毒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在老城区那潮湿陈旧的街道里穿行时，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为什么最早的「非典」病人在这里出现？
雨，渐渐地下大了，我站在老街上那经年累月的老榕树下避雨，雨水顺着树叶滴到我的脸上，一股冰凉冰凉仿佛有点刺入皮肤的感觉，我下意识地跳了出来，好像那沾满尘土的雨水会带着「非典」病毒侵袭我。
佛山，是一个有着 1300 多年历史的城镇。据传，佛山一名的由来，是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当地居民在塔坡岗掘得三尊小铜佛，于是人们把塔坡岗称为佛山。现在的佛山市老城区仍称为「禅城」。佛山，在历史上商业鼎盛时期，曾和汉口、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为中国的四大镇。佛山，是一个古老的城镇。
「非典」和古老有关系吗？
2003 年的春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菌」偷袭人类，在佛山那陈旧的老城中，我开始寻找答案。
佛山市疾控中心在老城区那错综复杂的小巷内，我在普群南路找到那幢小楼时，已是中午 12 点 18 分。
所谓「疾控中心」就是过去人们所称的「防疫站」。中心主任黄祖星正在办公室里等我。我们都没有顾上吃饭，就开始了采访。
随着黄祖星的介绍，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中国第一例回顾性的「非典」病人出现的情景：
2002 年 11 月 16 日晚，佛山市禅城区张槎镇弼唐乡有一位庞姓乡干部突然感到浑身发热，周身不舒服，一开始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并没有怎么在意吃了点感冒药就又睡下了。第二天，症状有点减轻，庞先生在镇上负责物业管理工作，他仍然坚持去上班去。但接下来的几天，「感冒」症状却越来越重，体温也越来越高。
11 月 20 日，庞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就近来到了佛山市石湾区人民医院就医。医院一开始怀疑他是伤寒，后又把他当作由消化道感染引起的恙虫病疑似病人来治疗，给他服用了一些常规的抗生素。但是，病情并没有减缓。当时，庞先生就住在普通病房里，没有采取特别的防感染措施。曾护理过庞先生的一位护士说：「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但没有一位医护人员被感染。」
后来几天，庞先生体温越来越高，到 11 月 25 日已经持续数天高烧 39.7，并且开始腹泻，病情有加重的趋势。庞先生被紧急转送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为了更详尽地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接下来的情况，我决定去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实地采访。
黄祖星主任告诉我，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佛山市的新城区。
当我从老城区的「疾控中心」赶到新城区的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时，仿佛穿行了这座城市几十年的时空，因为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综合医院。整个医院的建筑都是崭新的，而且气派和恢弘，但它是一座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的周明主任和院重症监护室（ICU）当初医治庞先生的吴敏主任，向我介绍了病人进院以及后来病情发展的情况。
周明主任告诉我，庞姓患者，45 岁，当天接诊时，病人已经有严重腹泻，并伴有高烧不退，由于石湾区医院一直没有找到病因，佛山医院的接诊医生一开始怀疑是急性肠炎，于是收进了感染科。治了两天，发现病人出现肺部感染，咳嗽加重，并且呼吸急促，一般正常人每分钟呼吸约在 18 次左右，可这位病人每分钟呼吸达 40 多次，就像刚刚一口气爬了 10 层楼般的喘气，出现典型的「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紧接着，病人出现血氧饱和度低，面色发绀（即面部发紫），这是一种严重缺氧状况。经 X 光透视发现肺部出现了阴影，表明两肺都受到了损伤。病人病情恶化，赶紧送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
重症监护室吴敏主任接着介绍说，收进庞姓患者后，由于感染科以急性肠炎治疗无效，当时见病人表现为又发烧，又发寒，又腹泻，有些像伤寒的症状，他们先怀疑是伤寒。
伤寒，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了，流行病学上叫传统传染病，至今它仍列在《传染病防治法》35 种传染病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发生的瘟疫，就是伤寒。
被西方人称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就是 3000 年前这场瘟疫的幸存者，他后来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以超过半章的篇幅，详细记下了当时伤寒发生的情景，为后人研究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资料：「……连身体十分健壮的人也突然开始发烧、发炎、眼睛变红；喉咙和舌头上出血，发出异常恶臭的气息，呼吸急促，还不停地打喷嚏；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是咳嗽。以后就是肚子痛，呕吐出连医生都不知道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很痛苦。大部分时间是干呕，身体抽搐；接下来，抽搐时断时续，虽然身体外表温度不高，也没有出现苍白色，但略显红色和土色的皮肤上出现了小脓疮和烂疮。身体内部始终高热不止，就是穿着很薄的亚麻布，病人也不能忍受。许多没有人照顾的病人只能跳进大水桶里，浸在冰冷的水里，以降低热度、消除不可遏止的干渴。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渴。他们无法安静下来，长时间失眠更加恶化了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身体。这样持续大概七八天之后，大多数病人死于体内高热；即使有些患者能熬过这个高温的危险期，随后，多半也会因肠胃溃烂和不可控制的腹泻衰弱而死……」
人类与这一种曾经造成「雅典文明衰落」的传染性疾病斗争了近 3000 年，才逐渐弄明白了致病的原因，从而找到战胜它的方法。
第一位参加与伤寒搏斗的医生，就是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当时，希波克拉底是马其顿王国的御医。他得知雅典发生瘟疫后，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疫区。在经过种种努力采取了当时已知的很多防治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希波克拉底不气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守，一直坚持工作在疫区一线，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雅典每天与火打交道的铁匠仿佛与瘟疫无缘。他想，或许火可以阻止这场瘟疫的蔓延。于是，他带领人们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果然瘟疫消退了。
希波克拉底用大火挽救了雅典，留下了激励后世流传至今被所有医生尊为神圣职业操守守则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但希波克拉底并没有揭开这场瘟疫的真正病原。
直到 20 世纪现代医学家那里才得到解答。1950 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医学史教授拉尔夫.H.梅杰经过研究，认为雅典的这场瘟疫实际上是流行性伤寒。到了七十年代，坦普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医学史专家罗德里克.E.麦格鲁经过研究也赞同梅杰教授的结论。
病理学家们经过一代一代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伤寒的病原体，才在 1906 年被美国病理学家霍华德.泰勒.立克次发现。不幸的是，立克次本人在实验室里寻找病原体中感染了斑疹伤寒而不幸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将斑疹伤寒的病原体定名为「立克次体」。随后，法国科学家夏尔-于勒-昂立.尼科尔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探明了斑疹伤寒的传播机理，原来，它是通过体虱传播的，在卫生条件差的贫民窟和军营里自然容易感染它。法国科学家尼科尔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如今我们不但已经知道伤寒是由跳蚤所传播，而且知道跳蚤传播的是一种「伤寒杆菌」，但人类揭开这个秘密差不多用了近 3000 年的时间，可见人类与传染性疾病，与瘟疫斗争的艰辛和漫长。
如今我们除了有较为准确的检验的方法，也有疗效很好的治疗方案。伤寒虽然未像天花那样被人类彻底消灭，但它已经很难再形成瘟疫大面积的伤害人类。
诊断一个人是否患了伤寒，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检验病人的血液，从中寻找伤寒杆菌。于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对庞姓患者进行了血液检验，通过对病人的血培养，没有检验出伤寒杆菌。
在病人的血液里找不到伤寒杆菌，说明病人患的不是伤寒。
仍然找不到庞姓患者的病因，于是，有医生怀疑是「禽流感」。
这可是让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一种传染病。
禽流感，这些年来，让香港人谈「鸡」色变，让香港政府伤透了脑筋。
禽流感是一种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家禽和野禽的一种从呼吸病到严重性败血症等多种症状的综合病症。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鸡瘟」。禽流感也是一种古老的禽类传染病，我所查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 1878 年暴发于意大利的禽流感，当时的家禽染病后有 80％以上在几天内死去。禽流感主要通过染病家禽的分泌物和粪便等感染家禽，一般较少传染给人类。
但 1997 年在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人类的禽流感，造成 6 人死亡，而且病人都正当壮年。后来研究得知，造成人类感染的是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人们把它叫做 H5N1。为了切断禽流感的传染源，当年香港政府痛下决心，宰杀了 300 万只鸡。2001 年 5 月，香港再次发现禽流感，5 月 16 日香港特区政府渔农署宣布，在香港三个菜市场里出售的活鸡，发生高致病性的 H5N1 禽流感，随后，香港特区政府决定销毁全港 120 万只家禽。接着，澳门特区从鹅中分离到 H5N1 禽流感病毒，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3 年初，香港又相继发生了散发的禽流感病例，但未造成感染流行。
禽流感的发生，不仅仅是对人的伤害有多大，而是由于当时香港传媒的充分报道，人们已经对它把香港闹得「鸡犬不宁」而印象深刻，因此它的再次出现对人们心理的冲击恐怕大于它实际的危害，从而影响社会和经济稳定。
佛山离香港不远，几乎每天都有香港人往来于香港与佛山之间。怀疑病人感染上禽流感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医生给病人做了采咽拭子培养化验，即用棉签从病人的咽喉部采集分泌物，进行培养，然后化验。结果没有发现能传染给人的 H5N1 禽流感病毒。
香港大学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H5N1 病毒的基因完全来源于鸟类，由于这种病毒的基因组中不含有人类的基因，因此禽流感一般不会人传染给人。
庞姓患者病情的发展，后来完全排除了是禽流感的可能，因为他后来传染了五位家人。
庞先生的病情继续恶化，由于呼吸困难，很快就上了呼吸机。一连多日，医生一直找不到他的病因。
接着，一系列情况的发生，让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们警觉了起来。
11 月 27 日，一直陪护庞先生的舅母病倒了，也是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
11 月 30 日，舅母的丈夫病倒了，症状仍然一样；
12 月 1 日，庞先生的妻子也因发烧住进了医院；
12 月 4 日，被感染了的舅母 21 岁的女儿也病倒了。
所有的人，病情基本一致，只是症状程度轻重不同而已，都是发烧不退，咳嗽，肺部有阴影。
病得最重的是陪护在庞先生身边时间最长的舅母，她和庞先生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呼吸系统衰竭症状，也被紧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和庞先生同在一间病室里抢救。
经验告诉医护人员，这不是一般的肺炎，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医院方面一边告械医护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一边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向佛山市疾控中心报告。
我国各级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各种传染病的疫情进行监测和流行病学的调查。它是从原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分离重组的。中国的卫生防疫机构是 1954 年开始逐步建立的，当时学苏联叫做「卫生防疫站」，国家一级的叫做「预防医学科学院」。后来根据 199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从 2000 年开始将原卫生防疫站一分为二，防疫站的卫生监督和监测职能分离。卫生监督部分成立了「卫生监督所」，行使行政卫生监督职能；疫情监测部分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家人出现的病情具有传染病的特征，所以属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责，根据国家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任何部门发现怀疑有传染病迹象都必须向各级疾控中心报告。
佛山市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中心副主任和负责流行病调查和疾病控制工作的科长赶到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发现这种病有家庭聚集传播性，就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分析，排除了伤寒、流感、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但这种病和《传染病防治法》中所规定的 35 种必须上报的传染病任何一种都不吻合，所以当时就把它当作呼吸道传染病，建议对医务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后，并没有向上报告。
2002 年 12 月 11 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邀请了广州的专家前来会诊，专家们也没有找到具体的病因。
后来，医院用抗病毒药利巴韦林，加上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对庞先生和他的舅母进行综合治疗。庞先生和他的舅母症状逐渐趋缓。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庞先生终于在 2003 年 1 月 8 日病愈出院，他的 4 位家人也相继康复出院。
在被请来为庞先生会诊的医生中，有一位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名叫邓子德的副教授，他后来参加了省卫生厅组织的「不明原因肺炎专家调查组」，在 2003 年 1 月 23 日赴中山市调查的途中，回忆起这一病例，当时领队的广东省卫生厅的同志立即在车上给佛山打电话，调来庞先生的病历进行比较，认为症状与「非典」相同，所以把他称为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当然这位专家当时赴佛山会诊时，并没有诊断出庞先生就是「非典」，因为那时就是这位传染病方面的专家也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有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发生，这种新型传染病后来才被定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在佛山的采访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也是当时在社会上甚至世界上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曾经衍生了不少误会和指责，即： 2002 年 11 月 16 日就发生了「非典」，为什么一直要到 2003 年 2 月政府才向外公布！
中国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
结束了在佛山的采访，我立即动身赶往河源市，因为中国真正的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发生在广东省的河源市。
我是从佛山市直接驱车到达河源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无论其经济基础、文化语言、地貌气候包括饮食习惯都不相同。
河源市距佛山市有约 200 公里之遥。佛山市在广州的西南面，而河源市在广州的东北面。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基本上是个消费性的城市，境内地势多为丘林和平原。改革开放以来，佛山的经济发展很快，境内有很多外商办的工厂，交通非常便利，除了火车、公路交通发达，境内还有多条高速公路通过，前往香港、澳门、珠海、深圳、广州这些中心城市都非常便利。所以，境内流动人员很多，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人口。《未来的灾难》一书作者说，「如果没有高速公路、卡车和喷气式飞机，艾滋病仍会继续藏在中非的一些小村庄里。」这就是说，人口流动量的大小，对于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将起一定的作用。
河源市，版图面积为 4413 平方公里，79.4% 面积为山地，为了保护境内的万绿湖、新丰江水源，严格控制有污染源的工厂发展，所以这里山清水秀，一条穿城而过的新丰江江水碧绿清澈。河源是一个污染较少的城市，其气候与佛山也有很大差别。我离开佛山的时候，那种湿热的亚热带气候，使我感到憋闷而身上总是汗津津的。可车一进入河源境内，一股清新凉爽的清风扑面而来，让人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河源境内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流动和外来人口相对佛山要少得多，因此，传入疾病的几率相对也应该小一点。
但，就是在这儿，出现了中国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
2002 年 12 月 15 日晚上 11 点多，一位名叫黄杏初的患者（为尊重「非典」患者的隐私权，在我的作品里一般不出现其真实姓名，但黄杏初后来走上传媒，公开在报纸上谈患病后自己曲折的境遇，自己向社会公开了姓名），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当时高烧，满面通红连脖子都是红的，患者体格十分健壮，此时却十分虚弱，呼吸困难，全身酸痛，在家人的搀扶下才能走动。
他 35 岁，河源本地人，是一位厨师，在深圳的一家酒楼工作。据他自述，平时身体很健康，一般的头痛脑热睡一觉就一点事都没有了。12 月 5、6 号的时候，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浑身没有力气，当时以为太累了，也没有当回事。过了几天，开始发烧，到医院一量竟然有 38.9，以为是感冒。黄说他们当厨师的就怕热气天天熏，他以为是熏的厉害上火了，就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家里人说回家养养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后，病情没有好转，就在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卫生院医生见他高烧、全身酸痛，认为他是重感冒，给他开了抗感冒的药，还打了退烧针。第二天，黄杏初不但病情没有减轻，还出现了呕吐、干咳，而且高烧已经到 40 度，卫生院医生建议家人赶快送河源市人民医院看急诊。
河源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将黄收进了内一病区住院，负责黄杏初的是呼吸科医生叶钧强。病人住院后，继续高烧、咳嗽，呼吸更加困难。
第二天一早，叶钧强医生走进病房查房，只见病人头上、胳膊、大腿、股沟处都放着冰袋。由于各种退烧药都无效，夜班医生只得用冰袋给其物理降温。尽管如此，病人仍然高烧 40 度不退。拍 X 光片检查，发现两肺都有阴影，表现出较重的肺部感染。
经过两天的治疗，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呼吸已经非常困难，咳嗽严重到不能说话的程度。两肺阴影进一步扩大。
河源市人民医院一时查不明黄杏初的病原，为防止耽误黄的治疗，建议其再转省里大医院。
经过联系，决定转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治疗。呼吸内科的主任黄文杰博士，就是后来广东省抗击「非典」专家组最初的六名专家之一。
当天下午 5 点多，河源市人民医院用救护车将黄杏初送往广州，叶钧强作为主管医生随车护送。由于病人高烧，一路上叶钧强不停地让救护车停下，给病人买冰水喝降温。据黄杏初后来回忆说，一路上他已经烧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天晚上，约 9 点钟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黄杏初是在深圳发病后回到家乡的，基本上可以排除是在河源本地感染得病的。
紧接着，河源市人民医院又来了一例与黄杏初症状完全一样的病人，他却是河源本地人，家住河源城区。
我之所以在前面用了那么多的文字将佛山、河源两座城市的环境做了比较，是因为凡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都与环境或多或少地有一定的关系，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找源头，分析最早发现「非典」病人的环境外因，寻找可疑之处，对流行病学的调查是有意义的。
那天送黄杏初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后，叶钧强医生连夜乘救护车返回河源，到家已经是夜里快 3 点了。没有睡几个小时叶钧强又起来上班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感冒病人特别多，感冒属于呼吸道感染，是呼吸内科的专业范围，因此呼吸内科的人手就特别的紧张。所以，叶钧强还得准时上班。
叶钧强来到科里，发现又来了一位郭姓患者，也是男性，40 岁，是一个个体出租车司机。郭姓患者的一切症状和昨天送走的黄杏初差不多，也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但郭姓患者不认识黄杏初，两人也没有接触史。他们都是相互独立，各自发病的「非典」病人。后来通过更深入的采访，我了解到一些城市包括广州、顺德、江门、中山等，最初发病的「非典」病人，他们相互之间都没有接触史，也没有发现有人传染给他们。我纳闷，为什么在广东好多个城市，这些相互没有因果关系的人突然间都一起发病了呢？我还了解到，当疫情最初暴发起来时，有 62.9% 的病人找不到直接的传染源，也就是不知道是谁把「非典」传染给了他。
郭姓病人住院后病情发展很快。当天晚上，先发寒后高烧，同时开始咳嗽。后经气管镜检查，发现支气管内有「玻璃样改变」，不仅年轻的叶钧强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同在呼吸科年过花甲的谢教授也没有见过这种病例。谢教授与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同学联系，这位同学让他把病人送到呼研所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全称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它的所长就是如今已经闻名全国的钟南山院士。它的全称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这就创造了一个契机，郭姓患者送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引起了钟南山院士的注意，让钟南山院士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了「非典」病人，并参与了治疗。
郭姓患者又是叶钧强负责的病人，作为主治医生，叶钧强第二次送病人去广州。
中国第一例被 「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4 月 30 日，我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采访叶钧强时，这位黑黑的敦厚的青年摇着头苦笑着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成了第一个被『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送郭姓患者去广州是 12 月 21 日的上午，那天叶钧强刚下夜班，由于科里的人手紧张，只得利用休息时间再送患者去广州。郭姓患者一路干咳不停，叶钧强不停地俯身用听诊器为其听心肺音。车到广州，叶钧强将郭姓患者送到设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然后马上就返回了河源。
回来的路上，叶钧强感到特别累。
叶钧强很年轻，平时自信身体非常好，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的累，他回到家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叶钧强感到体力恢复好多，于是又照常回到科里去工作。由于是感冒流行季节，医院里每天发烧病人很多，所以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叶钧强每天像蜜蜂一样忙进忙出。
12 月 24 日的晚上，忙了一天的叶钧强下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是本院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他的妻子是叶钧强科里的护士，怀了 4 个多月的身孕，现在突然发烧，来电话请教叶钧强，对孕妇如何用药而不伤及腹中的胎儿。叶钧强谈了自己的意见。当时，他以为这位护士也是感冒了。
叶钧强医生是本地人，上海铁道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他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妻子也是本院的护士，两口子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那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好朋友，叶钧强和他聊了好久，一时兴起，两人还在家里唱起了卡拉 OK。这时，他还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明显的异样。
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叶钧强突然梦见自己单衣薄衫地走进了深夜中的原野，隆冬的寒风吹得他直打颤，最后竟从睡梦中冷得醒来。发寒以后，紧接着发热，妻子用体温表给他量，开始体温并不太高，到天快亮时已经是 39 度多的高烧了。妻子立即陪着他到医院去检查。验血：白血球不高，拍片：两肺没有改变，以为也是感冒，当作上呼吸道感染来治疗。
12 月 26 日，叶钧强开始咳嗽，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经过科里的专家谢教授的检查，决定立即住院。
当天下午 5 点多，叶钧强住进了自己担任住院医生的呼吸内科。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同为咳嗽、气促，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 30 多次，这使叶钧强总在喘气，说话都很困难。最为让人焦心的是，肺部炎症发展很快，第二天已是两肺阴影。
这时候，一个情况让医院上下都紧张起来，就在那两天曾经参与对黄姓病人和郭姓病人治疗的医护人员，先后有八人病倒了，甚至包括门诊药房的一名药剂师，其中有两位护士是孕妇，包括那天晚上给叶钧强打电话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妻子。大家症状全部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
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在内一科（也即呼吸内科）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无论症状轻重，全部收进住院隔离。
当时院内组织了多次会诊，但由于检测不出致病原，所以意见不一，但都认同是一种传染性的肺炎。采用常规性的治疗方案，效果不明显。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让医院领导更为紧张，说送去广州的两个病人，一个已经死亡，一个病危上了呼吸机。院领导一边在院内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所有医护人员发了一些抗炎抗病毒的药，如罗红霉素等；一边向河源市卫生局汇报。河源市卫生局决定向广东省卫生厅报告，请求派出专家来河源会诊调查。
河源市人民医院当晚就拟出了给省卫生厅的报告，这份报告在抗击「非典」中，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因此有专家保存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我得到的也是一份复印件，特录如下：
省卫生厅医政处：
2002 年 12 月中旬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科收治了 2 例重症肺部感染的病人。因病情重，先后转送上级医院（其中 1 例送广州军区总医院，1 例送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出诊医生回来后也得了「肺部感染」，内一科先后又有 7 位医护得了「肺部感染」，局部具有一定的流行传染性。据说送上级医院那两位病人，该疾病广州方面都诊断不明确，一位已死亡，另一位病情危重，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我们医院发病的 8 位医护人员其中 3 位较重，出现了重症肺部感染，目前肺部感染病因、致病原不明，我院大会诊的意见初步定为军团菌、病毒性或支原体性感染性大，但我院实验室条件所限，不能检测出这几种致病原。治疗上给予抗炎、抗病毒、抗结核等各种治疗措施，治疗效果不理想，故特请省厅能组织有关专家前来本院指导诊治。
我院发病的共 8 位医护人员，其中男 3 人，女 5 人，病情都有以下共同特点：1、青壮年临床一线医务人员，既往体健；2、都在同一科室工作及同一个时期发病；3、临床表现的症状、体征、X 线及化验检查都相似：发病前都有感冒症状，逐渐出现畏寒、高烧不退，咳嗽咯少量白色痰，其中 2 例咯少量血丝痰，双下肺听诊少量湿罗音，但无空洞、气胸、胸积液及心包积液改变。化验室检查血象白细胞不高，血、痰、骨髓培养未发现致病菌。
申请单位河源市人民医院
2003－1－2
据我所知，虽然报告的时间是 2003 年 1 月 2 日，但起草这份报告是 1 月 1 日的晚上直至深夜，也就是 1 月 2 日的凌晨了。
2003 年 1 月 2 日 广东省卫生厅
2003 年的元月 2 日上午，新年第一天上班，广东省卫生厅收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报告。当时厅长黄庆道正在主持召开厅办公会，副厅长王智琼拿到传真以后立即在会上通报了此事。黄庆道厅长听后，意识到这桩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召集分管副厅长和相关科室开会，决定立即组织专家组到河源，并且当天就要出发。
广东省卫生厅拟派出的专家组由流行病学调查组和临床专家组组成。临床专家组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副所长肖正伦教授、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邓子德副教授。流行病学调查组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防治研究所所长罗会明、副所长彭国文及微生物检验所的钟豪杰组成。
按照专业分工，此事应由医政处负责。省卫生厅医政处的同志一边通知专家组成员到省卫生厅集中，一边打电话到收治两名病人的医院了解情况。结果得知，两名病人虽然都病情严重上了呼吸机，但无一例死亡。关于「有病人死亡」的传言，恐怕是这次「非典」暴发中最早的不实传言。这种不实传言后来在不少城市都有发生，并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
当天下午两点多，接到通知的专家们都准时到达省卫生厅 5 楼的小会议室集中。大家听取了省卫生厅助理巡视员何兆福的简单介绍，传阅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发来的传真报告，然后就出发了。
后来在采访中，邓子德对我说，这种临时的紧急任务，对于大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交待，甚至都不需要卫生主管部门的人带队，大家推举年长的肖正伦担任专家组组长，然后就坐上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救护车出发了。
当车子从卫生厅院子里开出时，车上的人基本都以为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出差，和以往的多次一样。大家有说有笑，轻松地开着玩笑上路了。
谁也没有想到，大家将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烈性的后来波及很广的传染病，专家中甚至有人自己也被感染了，经受了一次生与死的体验。
与此同时，河源市面流传着一股「发人瘟啦！」的传言，引起人们去抢购罗红霉素、抗病毒类药等，造成市面上罗红霉素脱销，有不良药店乘机抬价，这恐怕是这次抗击「非典」中，发生最早的「抢购风」了。
最初的传言恐怕是从医院里开始的。当医院发生这样大面积的感染，而传言又说送到广州的两名重病人已经死了一名，另一名也生命垂危，院领导不得不想尽办法保护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当时就给大家发了一些罗红霉素用于抗感染。而每一位医务人员都是有家人的，他们又纷纷关照家人注意防护。家人又有亲戚朋友，于是有些话就传偏了，传走样了。后来竟传说什么河源发「人瘟」了，在市民中造成一定的恐慌。
当天，省专家组到河源时，由于乘坐的是车身印有「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字样的救护车，马上就有人上来询问，「你们是不是来调查发『人瘟』的？」。当专家们刚刚入住宾馆，就有人把电话打到房间里来，询问「河源是不是发『人瘟』了？」
「人瘟」这个词，今天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恐怕已经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了，中年人，也只是在毛泽东的七律诗《送瘟神》中，看到因患血吸虫病所造成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那情景就是被老人们称为「人瘟」所造成的。
「人瘟」即瘟疫，由烈性传染病侵袭人类，造成突发性大面积的感染和死亡。今天人们对瘟疫虽然已经陌生，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年全球死亡的 4500 万人当中，有近 2000 万人死于各类传染病。
瘟疫，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以上举了不少国外的例子，这里再看看我们中国。
近代中国，由于经济贫穷，科技落后，有记载的瘟疫就发生过几十次。仅 1948 年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生的鼠疫，死亡人数就达到了 3 万多。在我们南方，由于气候湿润而温暖，使传染病病原菌、中间宿主、媒介生物有较好的生长环境，历史上诸如疟疾、痢疾、霍乱、登革热等，甚至鼠疫，在这儿都是高发病。1937 年 7 月，香港暴发霍乱，数月内，死亡了约 1100 人，当时的香港人口只有几十万。广州人的母亲河――珠江，历史上每发一次大水，事后几乎都伴随着一次瘟疫的发生。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是瘟疫的产物。据史料记载，1899 年的夏天，广州地区瘟疫流行，瘟疫造成「市民病死无数，尸横遍野。」有病重者或病死者，横卧街头，其状惨不忍睹，于是有地方乡绅捐款捐物，办起了广州「城西方便所」，后来改成「方便医院」，这就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经济建设上一波三折，但是人民政府仍然花了大气力来防治传染性疾病，瘟疫的发生大幅减少，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瘟疫的影子。1979 年 10 月至 1982 年 9 月、1985 年 9 月至 1988 年底，当时还属于广东省的海南岛两次暴发登革热，累计发病人数达 60 多万人，由于地方人民政府及时调动了全省的力量抢救，并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再加上近代人们已经摸索出了有效治疗登革热的办法，死亡人数才控制至 475 人。
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对瘟疫记忆犹新。因此，当一种新型的烈性的人们还不可知的「怪病」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瘟疫，用民间的话说就是「人瘟」，如果不及时做好解释工作，引起社会恐慌也是必然的。
如果人们一恐慌，社会就要付出代价了。
首先的压力，主要在各地领导人的身上。
当天深夜近 1 点钟，河源市市长在自己的家中紧急召开分管副市长、卫生局长、教育局长和媒体领导的联席会议，研究消除谣言的对策。
第二天，《河源日报》、电台、电视台都报道了关于发生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里的真实情况。河源市人民医院院长还走到电视屏幕前，向民众做了解释，这样才慢慢地消除了社会上的恐慌情绪。
省专家组到达河源时已经天黑了，没有顾上吃饭，临床专家组立即进入病房，对每一位感染者进行了会诊。流行病学调查组也马上进行环境调查和对病人进行血清采样。河源市卫生局和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参与了调查和讨论。
忙完这些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了，简单地吃了一点饭，专家组的同志们就汇集在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议室讨论，加上河源市人民医院和河源市疾控中心的同志，大家把小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当然主要是听省里来的专家发表意见。
省里的专家此时并没有弄明白这是一种什么病。作为专家当然也不便于轻易下定义。后来就依据传染病学的特点，先从症状上进行归纳，一共归纳了三点：一、肺部有炎症；二、不是传统的肺炎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三、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但对照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当中所列定的 35 种传染性疾病的症状，河源市人民医院里发生的这一切，无法和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症状完全对上，但这又肯定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么，到底是什么传染病呢？六位专家一开始意见并不一致。
有人提出：是否是「军团病」？
在「非典」暴发初期，由于人们对它还完全不了解，根据其发病的临床症状，是由一种传染源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因此最初总在已知的同类传染性疾病中去寻找，例如「禽流感」、「军团病」等。怀疑是「军团病」的不止一家，例如，北京收治第一例由山西转去的「非典」病人的 301 医院，也曾将患者的咽拭子（痰液标本）样品，送往军事医学科学院，要求分离军团菌和衣原体。当人类遭到变异的冠状病毒偷袭的时候，最初我们在黑暗中，了解认识偷袭我们的「敌人」需要一个过程。
「军团病」是近二十年前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它还没有列入《传染病防治法》。「军团病」也是通过空气传播，感染人的呼吸系统。其症状与河源的病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专家们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军团病」，是一种由「军团杆菌」感染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我们注意到前面所讲的伤寒，也是由一种叫「伤寒杆菌」感染所致的。那么细菌是如何命名的呢？
人们通常以其形状为细菌命名：「球菌」是圆的，「杆菌」是棒状的，「弧菌」像逗号，那些像线圈或螺旋的叫做「螺旋体」。容易引起人们伤口化脓的「葡萄球菌」，就是圆形的。人类与其斗争了几个世纪仍没有彻底战胜它的「霍乱」，就是一种像逗号形状的弧菌所感染的。「军团菌」是棒状的，因此医学上称其为「嗜肺军团杆菌」，它所引起感染后的症状类似于肺炎。临床表现为发冷、不适、肌痛、头晕、头痛，并有烦躁、呼吸困难、胸痛。９０％以上的患者体温迅速上升，咳嗽并伴有粘痰。
「军团病」是 1976 年在美国第一次被发现的。
那年 7 月 21 日，美国退伍军人团宾夕法尼亚分团的 2500 名成员连同他们的家人聚集在费城庆祝美国独立 200 周年。四天后大家各自回到美国不同的地方。几周后，有 34 人神秘地死于一种肺炎。它的典型发病症状类似流感：头痛、发烧；没有食欲；肌肉疼痛；胸痛和腹痛、腹泻、恶心；高烧且畏寒；干咳；肺部炎症等。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所有得病的人都住过或去过一间宾馆。进而寻找传染源，在死者的肺组织里检测不到细菌，也检测不到病毒。后来有一位叫麦克戴德的科学家在死者的肺组织里发现了一种杆状细菌，经再做抗体――抗原测试，原来是一种全新的细菌，由于它最初感染的是一群军人，故命名为「嗜肺性军团杆菌」。这种病也被命名为「军团病」。追溯研究（即像我们今天回顾发现佛山的「非典」病例一样），发现早在 1943 年军队中即有军团病的病例。现已提出了超过 30 种军团杆菌,至少 19 种是人类肺炎的病原。其中最常见病原体为「嗜肺军团菌」。
军团菌，主要孳生在蓄水系统、空调用水等潮湿的地方。后来「军团病」已经不仅仅是在军人中发生，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发现了「军团病」，这是和我们的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有关。因为，城市的现代化大型建筑物中，通常装备中央空调系统、冷热水管道以及加湿器，如果水源被军团菌污染，建筑物中的人员就可能感染军团病。专家告诫说，这也是我国发展中的现代化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我从网上就查到这样一份资料：1997 年到 1999 年，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查了该市１４家四星级、五星级大饭店，发现这些饭店的空调冷却塔中都存在军团菌。这项调查显示：军团菌普遍存在于空调冷却塔中，已对饭店工作人员的健康造成威胁。
现在世界上每年大约有 2000 人到 3000 人死于「军团病」，幸好抗生素对它有良好的疗效，其中罗红霉素的效果要好于青霉素。
那么河源市的病人是军团菌感染吗？专家们，尤其是临床专家们认为，病人的症状与体征不支持感染军团菌的推断。
感染军团菌后，虽然也是侵害人的呼吸系统，其不少症状与河源的病人相同，但「军团病」重症病人会发生肝功能变化，甚至肾衰竭，而河源的病人主要表现在肺部的阴影。通常，「军团病」的暴发时间多在仲夏和初秋，主要是在封闭的中央空调房间里，现在季节却是气温较低的冬季，而河源市人民医院也没有中央空调。「军团病」的易感人群多为老年人、吸烟者、慢性肺部疾患者，同时，免疫功能低下者也易感染，而河源的病人，几乎全是青壮年。
「军团病」是细菌感染，为了证实这一点，肖正伦当即打电话回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询问河源送来的病人有没有做细菌培养，得到回答是：做了，但没有找到相关的细菌。
这就基本排除了是「军团病」的可能。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依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先形成一个诊断标准，经过逐条推敲，最后集中了这么几条：发烧；咳嗽；肺部有阴影；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肺部炎症，但不是传统的典型肺炎；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
然后将这些大家公认的几条，来套河源市人民医院感染的那 8 个病人，基本符合。
这个诊断标准，是专家们为「非典」绘制的第一张图谱。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12 点多，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性的意见。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而它又是在黑暗中 「偷袭」人类，因此人类要了解它，必然需要一个过程。2003 年 1 月 2 日的深夜，专家们在黑暗中摸索，努力地想认清它。但，我们看不清它。
研讨只好暂时告一段落，大家从河源市人民医院走了出来。
夜已经很深了，气温很低，天上飘着冷雨。大家是又冷又饿。主人们请辛苦了一晚上的专家们去吃夜宵。大家来到新丰江畔的一个大排档，一起围着矮桌喝粥，边喝边还在讨论。
回到宾馆，专家们的话题仍然没有离开河源市的这几个病人，一直聊到凌晨 4 点才睡下。
第二天，天晴了。
一早 7 点多，睡了没有几个小时的专家们就都醒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会集到组长肖正伦的房间里，由于有了昨天晚上的充分讨论，基本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于是着手起草初步的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