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
第一章 此朝无钱胜有钱（周朝）
恩惠能换来忠诚吗
谁毁掉了西周
管仲的刀
三千越钱可吞吴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第二章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秦朝）
商鞅功罪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大秦无货币
小结：血族的衰亡
第三章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汉高祖—汉武帝）
汉初大通胀
盛世铸私钱
汉武之梦
抢劫无极限
第四章 迷失的货币（汉昭帝—新莽）
轮台罪己诏
盐铁之辩
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王莽古钱的奥秘
小结：财富的循环
第五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
无官的世界
钱断桃花源
铜臭的由来
无字的小钱
小结：盛衰小农—钱间
第六章 铜钱三国志（三国）
曹操“隆中对”
曹操土改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祭坛上的蜀汉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小结：礼崩乐坏的时代
第七章 两晋衣冠（两晋）
炫富的下场
司马炎的绝招
一钱杀二士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小结：胡马过阴山
第八章 南朝金粉（南朝）
生而不平
钱财断手足
全民高利贷
萧齐祸福
小结：逝去的贵族
第九章 大隋悲歌（隋朝）
壮哉盛隋
隋五铢的奇迹
隋炀帝的国际贸易
尽道隋亡为此河
白钱的故事
小结：隋之殇
第十章 今有大唐初长成（唐高祖—唐玄宗初年）
另类贞观
无字碑上的轮回
金简除罪
官无事，民自富
钱上美人痕
第十一章 开元全盛日（开元四年—天宝十四年）
钱味甘，大热有毒
开元限购令
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第十二章 国在铜钱破（唐肃宗—唐宪宗）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盐铁专营的轮回
向富人征税
唐末钱荒
小人物的救赎
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是部金融史／陈雨露，杨忠恕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502-1252-7
Ⅰ．①中… Ⅱ．①陈…②杨… Ⅲ．①金融－经济史－中国－通俗读物 Ⅳ．①F83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5927号
中国是部金融史
作 者：陈雨露 杨忠恕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徐秀琴
封面设计：水玉银文化
责任校对：金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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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100088）
北京力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6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16.75印张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978-7-5502-1252-7
定价：3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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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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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毋庸置疑，当代金融学教学科研的根基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特征是“科学化”，西方经济学者希望通过计量工具检验经济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推导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当金融界醉心于那些繁复的金融工程理论的时候，不知可曾想过，金融学“科学化”可能正在把世界引入歧途：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甚至不能模仿最简单的人类感情，数学模型又怎么可能阅尽人世繁华？果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华尔街金融巨鳄们把贪心隐藏在貌似繁复的金融模型之中，自己赚到盆满钵满，却把风险搭售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
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流行至今，是因为在1929年的大危机中美国政府想花钱刺激经济、全世界的政府都想对经济运行有发言权；新古典经济学等一系列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之所以在20世纪末成为主流经济学，是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为“新经济”中的信息产业再造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各国要模仿这种产业，也就必然要缔造相同的经济环境。说到底，所谓经济学流派，其观点一旦落地，必定是一国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而不是那些字面上的经济学论文。是美国政客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为自己寻找论据，而不是《美国经济评论》可以左右经济政策。
很遗憾，西方文明引领世界至今不足三百年时间，他们的祖先没有机会反复验证这些经济理论。煌煌华夏数千年往事，有过辉煌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也有过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纷纷乱世，尘封的故纸堆早就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不可重复的社会试验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金融学文库，也演绎了所有经济学流派的政策建议：《史记》看懂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盐铁论》通篇都在呐喊“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钱神论》则戏谑货币为“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无论多么复杂的金融学理论，都应该能以先贤这种平实的语言说明，毕竟金融演绎的是普通人的一颦一笑。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2007年开始试图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试图从历史的视角追寻金融的脉络，并形成了《金钱统治》《世界是部金融史》两部书稿。《金钱统治》的创作时间颇显仓促，仅描述了货币制形演进，很多关联的史实和金融学道理尚未交代清楚。这部《中国是部金融史》最初的基础便是《金钱统治》，有幸在现在这部书稿中对此进行了重新梳理，希望能再次为大家交代孔方乾坤中的货币天道。
书稿从最初构思至今已五年有余，这期间我虽然经历数次工作变动，但即使最忙的时候也不曾中断书稿的写作。然则人事牵缠，直至今日本书的第一册方与读者再见面。其间，我和杨忠恕博士都经历了无数不眠之夜，主要的讨论集中在午夜的电话里，搜集史料、考证史实、凝练语言，其中苦寒不足为外人道也。书稿写作经常要熬到午夜两三点，周公、汉文帝、曹操、晋武帝、唐玄宗……一干历史人物都先后走入过我的梦境，得缘神交古人也算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吧。
陈雨露
2013年1月
第一章
此朝无钱胜有钱（周朝）
虽然王室衰落，但是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恩惠能换来忠诚吗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
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中，金钱永远可以代表利益，所谓“民心”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这才是一个社会最大的“道德”；在绚丽多姿的历史长卷中，金钱又永远不可能成为主角，它只是财富的一个符号，对与错，只在用钱的人。
好了，从西周说起吧。
西周是一个混沌世界，不要说金银，就是青铜产量也不大。没有金银的世界，什么才是钱呢？
既见君子，赐我百朋。
《诗经》
其中的“朋”指代贝壳，与很多国家和民族一样，贝壳是中国的第一代货币，后来，用青铜铸成的贝壳也被用作货币。对统治者来说，贝壳远远担负不起驾驭天下的责任，那么西周王朝要以什么方式统治国家呢？
贝壳货币
大部分人对西周的了解来自《封神榜》，也就是武王伐纣。实际上，周武王姬发统治的时间很短（既克商，两年，王崩），他根本来不及建立统治国家的框架。姬发死后，其弟姬旦，也就是周公即位（篡位）。这位孔子常常于梦里神交的先贤才是西周制度真正的奠基者，他解决了如何统治天下的问题。
姬旦选择了当时最有效、最简单的统治方式封建：为确保对国家的统治，姬旦共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封国在地方替周王管理属国。
封建封建，封而建之。周王给下属或者子弟封地，让这些人永远效忠王室。在没钱的时代这也是一种交易，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恩惠换忠诚”。
在封建制下，无数实力相近的封臣，任何一个都没有动力背叛周王，更无法单独对抗整个部族。这种情形颇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假设：无数同质的生产者（邦国太小，而且很多），在一个信息充分的市场（封建君主都是亲戚，知根知底）上出售同一种产品（简单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于是，价格可以在瞬时达到均衡（稳定的统治）。
这种恩惠能换来封臣对君王的忠诚吗？
答案是：不能。
同样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进行解释，王室对封臣的恩惠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王室封赏得越多，封臣对忠于王室会越来越不感兴趣。
西周王室真正控制封臣的，是其缔造的精神统治，即“王德”这才是整个西周封建统治的根基。武王伐纣，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自己的“王德”和商纣的“无德”。一有一无，才使得牧野决战中殷商军队倒戈相向。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会被统治，一个没有统治者的世界才真的可怕。重要的是，作为统治者的“王”，有着什么样的“德”。
西周初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周武王、周公信奉的“王德”：敬天、保民。
在这里，“王”只是一个凡人，“王”之上还有“天”，所有凡人都必须有所敬畏。在天命面前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如果失德，即使已有天命，亦会被上天抛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前、此中、此后，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多么骁勇的铁骑，一旦统治者失德，帝国最终都将沦丧。
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穑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一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对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
王者必须去竞争，不争何以为王？
竞争又必须有风度，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能失去品行。与后世“斩草要除根”的理念不一致，周武王灭商之后，纣的儿子武庚被封在商朝国都朝歌为王，国号“邶”。即使是商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明知周文王可能是商朝的最大祸根，照样要依约放虎归山。武王灭商与后来的秦灭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秦灭六国，杀尽王子王孙；牧野之战，纣王眼见兵败，身着白玉衣，走向了鹿台自焚。在很大程度上，殷商军事、经济实力都还在，纣王自尽，只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现在，看着满大街广告，不管是什么都敢自吹“帝王奢华、至尊享受”，我真感觉可笑、可悲、可怜。
这些无知、无良广告所谓的“王”如果单纯指豪宅、香车、美女……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臆想，与真正的“王”毫不沾边，字里行间流露的只有肤浅、粗糙、低劣和恶俗。
封建王朝的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我标榜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为，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时代，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这一点，颇类似于西欧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绝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强盗逻辑。
很遗憾，“王德”对人的约束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的行为经济学一明明知道捐赠对自己不利，还是有人心系天下。“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的底线。
凡是试图打破这条底线的举动，都是全社会所不允许的。
周公之后，西周终于到达了“成康之治”的巅峰，四十余年没有案件审理，人们生活在一片和睦之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民和睦，颂声兴）。
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诗经·周颂·执竞》
谁毁掉了西周
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西周王朝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们不断思索：若诚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为何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湮灭？
答：如果没有外敌，那么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为千年一系的中华帝王家族，中华的历史可能会被完全改写。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周王朝的西部有一个强大的异族犬戎，这个民族的存在使得西周依靠“王德”维持统治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西周与犬戎的边界在今天“常武一彬县”一线，距离西周王畿镐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而西周王室军事主力东八师（成周八师）却驻扎在东都洛邑，用来防止商人反叛。更可怕的是，犬戎一次能派出数百辆战车与周人作战，文明水平、经济实力与西周根本不相上下。
了解西周灭亡的原因又绝非易事，西周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出土青铜器的铭文，青铜器的作用是祭祀祖先，让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刻上自己的糗事，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史记》，甚至更晚的一些二手资料，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太不靠谱了。
《史记》首先将西周灭亡归咎于周厉王。在《史记》的描述中，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人，他骄奢淫逸，还不准别人说他坏话。人们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能互相对视以表达自己对周厉王的不满（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真的是这样吗？
成康之治后，依次有昭、穆、共、懿、孝、夷、厉七代周王，西周衰败自昭王始。成康之治时，周朝面对犬戎还处于攻势，但到周昭王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周昭王本人死于征伐犬戎的路途上，王畿镐京的主力军队西六师也丧失殆尽。周穆王时期，犬戎已经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一旦西周对犬戎从攻势变为守势，王室也就难以维持在诸侯中的权威。
为防止犬戎西犯，周穆王开始不断违背原则加强对西部诸侯的封赏。“恩惠换忠诚”本来就没有确定标准，赐予西部诸侯的土地又只能从王室渭河流域的土地中分割，赏赐的土地越多，后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室自身经济基础也就越弱。从青铜铭文来看，周穆王为取悦西部诸侯所采取的行为已经超乎西周初年的想象：册封之礼，祭祀所用牛羊大约是西周初年的十至十五倍；西部诸侯的王妃也远远超出了应有的数量。
我们同样无法通过青铜铭文估计王室这种行为到底造成了多少恶果，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周公或成康时代，王室的赏赐都是成片的土地，这时赏赐被称为“土”；到了周穆王时期，青铜铭文中只记载王室赏赐小片土地，被称为“田”。现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大克鼎”，大克鼎记载了厉王前期的一次赏赐，赏赐给诸侯七块“田”，而且都在边缘地带。
可能是，周穆王时代王室已经一蹶不振，王室已经拿不出像样的封土了，周穆王只能提高对西部诸侯的特殊礼遇。在重礼的西周，这既是对其他封臣的不公平，也是王室自己在败坏“王德”。
于是《诗经》记录下另一个恶果：既然王室带头打破规矩，其他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君臣无义（乱之又生，君子信谗）、父子不亲（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夫妻无情（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兄弟无序（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朋友无信（朋友已谮，不胥以穀）……
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人最应该珍视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兄弟、朋友，甚至父母、伴侣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如此，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们只信金钱，如何能指望君王、诸侯甚至普通人可以“明德”、可以“保民”？
司马迁之所以大骂周厉王，原因还在于周厉王推行了“专利”制度。其实，西周铭文甚至后世典籍始终都没说清楚究竟周厉王的“专利”是个什么东西，只是说他“专山林川泽之利”。周厉王很可能把诸侯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自己所有），凡是在山上砍柴的、打猎的都要向王室纳税。看起来，周厉王敛财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此人是一个暴君。
不是周厉王贪婪，而是王室实在太穷了。
周厉王前期，封臣的势力已经超越了王室，多次有封臣击溃犬戎的记录，而王室军事主力成周八师却在战场上屡屡溃败。现存西周文物中著名的“多友鼎”，反复提到一位叫“武公”的诸侯力挽狂澜，派出自己的战车解救被围困的王师。周厉王的命令只能下达给武公，武公再指挥部将作战；胜利后，周厉王的赏赐也只能给武公。也就是说，周厉王自己不可能指挥军队击溃犬戎。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所以，周厉王要推行“专利”。在大骂周厉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专利”究竟盘剥了谁，究竟是谁在山林川泽里砍柴、打猎。
据《礼制·王制》记载，西周山川林泽本来是公共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砍柴、打猎，后来，随着封王势力增强，他们封死了普通人进山的道路，把山川林泽视为自己的禁脔。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在异族入侵压力的威逼下，西周王室被迫培育了强势诸侯，一旦诸侯之间力量失去平衡，“王德”便失去了自身的魅力。
西周王室失去了财富、失去了王德，也很快会失去江山。
司马迁提到的第二个西周亡国之君是周幽王，附带给周幽王编派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罪名。
《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幽王经常无故点燃烽火，诸侯闻讯而来的时候，却没有发现王朝面临军事威胁。原来，周幽王有一个妃子叫褒姒，每当褒姒见到城下疲于奔命的诸侯，就会笑得很开心。后来，犬戎真的对周朝发动进攻，周幽王点燃烽火的时候，再也没有诸侯赶来勤王。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概由于破绽太多，以至于今天的正史研究将这个故事直接列为传说）。
《史记》之前的《国语》和《吕氏春秋》对褒姒的故事都有记载，最初的原型则是《诗经》里几句无关紧要的诗词。
《国语》的版本最不可信：褒姒是邪神转世，与商纣王的妲己一样，她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惩罚西周王朝失德，她在人间的帮手叫作“虢石父”，两人狼狈为奸，败坏西周政务。至于《吕氏春秋》，情节与《国语》类似，只是故事更为简单，而且提到一句：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经常亲自为她击鼓（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
太史公司马迁真牛，愣是把《吕氏春秋》里的“击鼓”改为“烽火”。
这样做，不是太史公粗心，而是古代史学家们必须为西周找到一个灭亡的理由。否则，西周又怎么可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典范？
只有展示出“妖女祸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西周王朝在历史上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才能调和，史学家才能继续把西周供奉在神坛之上。周幽王不是灭亡西周的终极杀手，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振兴，更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衰败。指责“妖女误国”，不过是历代史家标榜自己学说的一种障眼法。
《竹书纪年》《国语》和西周末年的青铜铭文确实提到了很多女人，一群漂亮的女人，她们或依附于权贵，或围绕在诸侯周围，也许其中有一个人就叫褒姒。对世界来说，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这种稀缺资源围绕在封建统治者周围，那么，对一个社会来说就绝非幸事。她们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漂亮女人以年轻貌美作为资本跻身统治阶层，而身居高位者从她们那里获得了愉悦。
这是怎样的一种愉悦？
放弃了祖先，放弃了“王德”，甚至放弃了天下，一旦这种风气成为时尚，乱世之相必生（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
现在，我为大家还原这段历史。
周幽王的王后叫“申后”，来自西部另一个强势诸侯申国。按西周宗法制度，申后的儿子宜臼是嫡长子，也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周幽王的一个王妃，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褒姒，她的儿子叫“伯服”，按宗法制度，伯服没有可能成为周王。
我的判断是，一旦宜臼成为周王，周王室就可能完全落入西部诸侯的控制。周幽王不糊涂，他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周幽王时代的铭文还记载了一位权倾天下的诸侯，这个人在周宣王时代就被册封为“皇父”，周幽王时代被加封为“太师尹氏”，当权四十多年，能号令诸侯。周幽王五年（公元前777年），犬戎再度入侵西周王畿镐京，正是这位皇父率领诸侯击溃了犬戎。
此时，周幽王却已经穷得叮当响，再没有可能用“恩惠”来换皇父的“忠诚”。
既然赏无可赏，干脆就罚吧。
公元前777年，皇父被周幽王赶出王畿镐京。之后，周幽王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废黜了来自西部诸侯国的王后，并立褒姒之子伯服为王位继承人。
这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却是西周灭亡的开始。
周幽王之所以能驱逐皇父，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周王的位置，这个位置代表着道德制高点。一旦整个社会不再信奉道德，那么道德制高点的号召力便降为零，剩余的就要靠实力说话。
失去“王德”的社会，人们只会臣服于强人，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西周几乎是一种丛林社会，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才能制约这些诸侯了。对诸侯来说，周幽王不过就是一个名号，没一起喝过酒、没一起拼过命，凭什么要听你的命令？
无疑，周幽王也看到了这一点。
将皇父赶出镐京的同年，周幽王在太室山与东部诸侯结盟，希望依靠东部诸侯对抗西部诸侯。东部诸侯以殷商移民为主，曾经是西周王室防范的主要敌人。此时，周王室很可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周幽王只好放下周王的架子，把自己与东部诸侯摆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实力做主的时代，皇父、申后也不会忍受失败，次年，申后的父亲与皇父同时起兵讨伐周幽王，要求立宜臼为王位继承人，更可恨的是，这两位诸侯请来了宿敌犬戎作为帮衬，进攻周京畿。
周幽王根本没有真正的实力，重建的成周八师在皇父、犬戎联军面前一触即溃，只稍作抵抗镐京便沦陷，东部诸侯并未出兵相救。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镐京附近的骊宫被杀，西周亡。
管仲的刀
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这一点，颇类似于穷国和富国的区别，穷国只想抢老百姓的钱，富国却在想着如何让老百姓赚钱。
周幽王死后，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东迁至东都洛邑，中国开始了春秋时代。但无论春秋诸侯多么强盛，都要举起周王室大旗，所以，春秋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东周”。
真正的强国，震慑敌国的不只是万乘之师，还有无法超越的经济实力。强国经济之强，必然源自国内公平的经济环境，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自由创造的空间。即使弱国拒绝承认强国的地位，甚至试图与强国平起平坐，也永远无法拒绝强国对本土的经济渗透。
真正的强国，其货币体系同样无法被超越。
无论弱国多么不情愿，强国货币都一定会流进他的地盘。在古代，一种曾经广泛流通的货币必然有大量文物存世，春秋货币则主要包括布币、刀币和蚁鼻钱三个体系。在中国史籍中经常提到“春秋五霸”，不过“春秋五霸”有很多种版本。顺着本书的逻辑，我们可以断定，真正的春秋强国是齐国（刀币）、晋国（布币）和越国（蚁鼻钱），分别对应着齐桓公、晋文公和越王勾践。
从时间顺序来讲，齐桓公是第一代春秋霸主。不过，从齐桓公的所作所为，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一位中兴之主，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倒是更可信。齐桓公这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任命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出身贫寒，史籍给出的记载是“城阴之狗盗也”。关于管仲年轻时的事迹，我只知道他做过小买卖、当过兵，还做过几次小吏。管仲似乎又是真正的“狗盗”，做生意的时候是黑心商贩、从军的时候当逃兵、当小吏的时候被罢免……这个“狗盗”又与别的“狗盗”不同，当小贩的时候，他认识了鲍叔牙、隰朋等一批志向高远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小商贩），也深刻领会到一个普通百姓谋生的艰难。
管仲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辅佐公子纠一位被质押在鲁国的齐国公子；而他的朋友鲍叔牙则辅佐另一位齐国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在齐国境内，是主场；公子纠却居住于齐国，是客场。
于是，公子小白变为齐国国君。
公子纠当然气不过，就向鲁国借兵跟公子小白打了一仗。鲁国看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就杀了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了齐国。此后，便是那些著名的故事：鲍叔牙举荐管仲替代自己为相，齐桓公与管仲君臣相伴，缔造了第一代春秋霸主。
真实的世界，远比故事残酷。没有国君知臣子的佳话，只有一个超级强势的宰相和一个白痴国君。
齐桓公在与管仲第一次对话时，就尽显二百五本色。
齐桓公：要怎样做，才能保住我现在滋润的小日子呢（社稷可定乎）？
管仲：纷纷乱世，必须成为诸侯霸主才能保住自己（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齐桓公：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只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面对这样的回答，管仲的反应很强烈，居然以死相逼：我没有为公子纠殉节，是为了辅佐一代英主成就霸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宁愿赴死（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
说完，管仲就甩手而去，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才获得了齐桓公的挽留（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不过，齐桓公的答复依旧很勉强：你不要这样，先干着看看（勿已，其勉霸乎）。
接下来的对话，才是齐桓公最关心的内容。
齐桓公：我有三个坏毛病，还能执掌国政吗？
第一个坏毛病，狩猎成瘾，无论白天黑夜，想去的时候就去，只要去了就一定要得到很多猎物才肯回来。结果：耽误公务（为了娱乐，不顾身体，也不顾国事）。
第二个坏毛病，酗酒，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连续喝，而且，一定要喝醉。结果：耽误公务（别说国君，就是一个乡镇干部天天烂醉如泥，也一定不称职）。
第三个坏毛病，喜欢美女，只要这个女人漂亮，不分长辈、晚辈，远近亲疏，我都要拿来娱乐。结果：耽误公务（他还真有脸说）。
齐桓公很诚实，后来他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切的真实性。仅女人一项，就弄了七百多名，天天在后宫娱乐。
管仲的回答很有自信：只要你今天任命了我，你自管取乐，我来替你治理天下！
管仲拜相，面对的却不是一个清平世界。
齐桓公在高、国两姓贵族的支持下登上国君之位，这两姓是齐国的世袭贵族，也是周王室的上卿。两姓贵族对国政的掣肘可想而知。不过，管仲最后还是统一了政令，一步步将齐桓公送上春秋霸主的位置。
回顾管仲的治国策略，可以将之缩略为三步。
第一步，向国内贵族妥协，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独秉乾坤。
如同当年的周王室，齐桓公主要靠贵族供奉，包括供养王室生活、军需等。尽管地位很高，高、国两姓也有自己的痛苦，要参与朝政就得为王室掏钱，很心痛。
管仲上台后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免除了高、国两家对王室的供奉，王室支出源自全体国民。
从古至今，很多史籍、很多人把高、国两姓贵族作为反动势力代表加以抨击，认为管仲的改革不彻底，没有打倒旧贵族，是这位伟人事业的一大败笔。
反动势力之所以被称为反动势力，不是因为反动，而是因为有势力。既然有势力，又怎么可能被你革掉？打倒旧势力，想兵不血刃，那是不可能的。改革的真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妥协，妥协不是投降，而是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寻找前进的路径。
只有支付给旧势力一部分利益，双方才有可能互相让步。在管仲倡导的改革中，一方面，高、国两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公室支撑者的政治地位。
多年的底层生活，管仲在庙堂之高亦知江湖之苦，他要做的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因为，“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这句话，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力才是价值的最终创造者！
所以，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
“富民”其实很简单，只要不滥用权力，创造一个轻徭薄役的环境，让人民自己去创造财富就足够了。
齐国自耕农的主要负担是徭役，征发劳力耕种公室农田。管仲免除了自耕农的徭役，并将公田分给自耕农，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均田”的性质。其他废除的还有关税、商品税、人头税等。十年后，齐国“冠带衣履天下”。
管仲断了贵族供奉，又轻徭薄役，还要维持齐桓公奢华的生活、称霸诸侯，哪里来的钱？答案见第二步。
第二步，铸币，垄断，调度天下财富。
齐国的铸币叫作“齐刀”，原型是齐国的捕鱼工具，齐桓公之前就有刀币流通。管仲所造的刀币叫作“造邦刀”，比当时民间刀币重五分之一，故民间刀币也称“小刀”。造邦刀刀缘圆润、文字整齐，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第一个标杆，它向世人昭示：官方货币代表着国家信誉，精美的足值货币不仅是国家蒸蒸日上的象征，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曰“造邦”。
齐国造邦刀
造邦刀替代市场上流通的小刀，颇有调控市场的意思。为保证齐国农民不至于流向其他诸侯辖地，管仲在春荒、夏荒的时候向农民低价出售粮食，并规定可以用旧的小刀购买；至于造邦刀发放，则是在每年秋收的时候以高价购买农民手中的粮食。
管仲铸币还是没捞到什么油水，齐桓公就财源之事询问管仲。
齐桓公：是否可以提高房地产税？
管仲：如此，等于拆人家房子。
之后，齐桓公又列举了山林税、牲畜税、人头税等，管仲的回答都是“不行”。只要是增加税收就一定会带来副作用，而且解决收入的办法根本就不能是增加税收。
齐桓公：那么，我靠什么发财呢？
管仲：官山海。
“官山海”就是管仲捞钱的办法，也是“盐铁专卖”的雏形，说白了，就是由王室垄断盐铁之利。管仲选择了利润最大的山（铁矿）和海（食盐）。当时，普通人要生存下去，除粮食外，盐、铁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齐国靠海多山，盐铁自然是主要产业。经管仲测算，如果垄断食盐销售，每斤食盐价格增加一钱，就相当于人头税提高一倍。
这事以前周厉王也干过，他不过让个把上山砍树的贵族缴税就搞得鸡飞狗跳，最后连自己也被赶出王畿镐京。
能行吗？
行不行，看谁来办，也要看怎么办。
管仲手腕很高明，做法也比较温和，没有和民众直接对抗。官府只是垄断食盐和铁器销售，生产环节仍旧留给原有的盐商和铁商，没有彻底断掉这些人的财路。这种“官办民营”的方式并未过多侵蚀私商利益，官府获得的收入也远高于税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统治者给予人们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显示出来；夺取人民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第三步，管仲亮出了锋利的齐刀。
管仲的刀，砍向了诸侯国的粮食生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衡山之谋”。所谓“衡山之谋”，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征服衡山国的货币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工夫。
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这种情况，衡山国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齐国向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得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得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垄断性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道理很简单，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赚钱。
借着锋利的齐刀，管仲最终击溃了所有的对手。五年中，管仲先后用这种方法收拾了鲁、代、吕等诸侯，屡试不爽。不是诸侯太愚蠢，而是在利润驱使下，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疯狂，国君就算看清楚了齐国的阴谋，又怎么对抗得了？
齐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71年），齐、鲁、宋、陈、郑“同盟于幽”，周惠王“赐齐侯命”，齐国春秋霸主地位正式确立。
然而，管仲的悲剧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
管仲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主宰下的齐国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强人政治，需要强人有政局操控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敏锐的洞察力，能以一人之力协调邦国运转。强人确实可以改变一个邦国的命运，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旦失去这个强人，国家立刻就会陷入窘境。
强人一般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问题是，管仲不是国君。
管仲为齐国鞠躬尽瘁的时候，齐桓公在享受他的爱好。除了七百多个女人，顺便还宠幸了一个著名的厨师易牙。易牙是一个优秀的厨师，鲁菜的创始人，据说味觉系统相当发达，能品尝出淄水和渑水的区别。
这位优秀的厨师还有着很高尚的理想，他想取代管仲成为相国。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厨师、宦官、轿夫把持朝政的事例，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奸臣的代表，比如易牙、魏忠贤、和珅。不是这些职业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不该选择政治。他们接近最高权力核心，也看到了权力的巨大利益，却丝毫不懂权力的危害。毕竟，危害是对百姓的，利益却是自己的。这位厨师易牙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为了让齐桓公品尝人肉滋味，把自己的儿子杀掉做了下酒菜。
病榻之上，齐桓公询问管仲谁能继承相位。管仲却没有推荐任何人，只是答道：知臣莫若君。
管仲死后三年，易牙伙派修筑围墙将齐桓公困死（饿死）于宫阙。此后，齐桓公的六个儿子互相攻击，先后都成为齐国国君，又被后来者击溃。
在日复一日的争斗中，齐国最终一蹶不振，再没能复霸。
三千越钱可吞吴
范蠡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范围那是相当广，业务项目更是几乎囊括了一切赚钱的生意。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
齐国之后的霸主是晋国，唯一有实力挑战晋国的是楚国。晋、楚经历了近百年的争霸，两国也各自发生了很多内乱。公元前579年，晋、楚约定彼此不再兵戎相见，而是要“同心怜诸侯”。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多年，晋、楚间再无战争。
尽管如此，晋国却没有停止小动作，暗中大力扶持楚的属国吴国，送给吴国兵器和战车（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最重要的是唆使吴国背叛楚国（教之叛楚）。公元前514年，吴国公子光派刺客刺杀了吴王僚，成为吴国封君，这位公子光还有一个名字吴王阖闾。
据史书记载，阖闾是东周“王道”的光辉代表，他吃饭从不超过两个菜，车马没有任何修饰，宫殿看起来颇像贫苦人家的茅厕……
真的是这样吗？
阖闾生平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主题是讨论晋国六卿究竟谁能取代晋国宗族。《封神演义》里确实有一句“天命有常，惟有德者居之”，不过，这是后世作者不自觉流露出的龌龊想法，与真实的东周毫无关系。当时，诸卿客取代宗族是一件根本不可能为世人所接受的事情，也是极端有悖“王德”的事情。
阖闾确实非常节俭，他的目标却不是体恤万民，而是要万民经历比这更残酷的人生。在《三国演义》里经常有“发倾国之兵”之说，意恩就是动员全国所有的兵力、物力去打一场战争（赢不赢不知道）。阖闾发动的却是“全国之民”，吴国之内，只要是个男人，十四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要全部从军，更狠的是，作战不力要罪及家属。一个小小的吴国，国人不过数十万，居然有数万军队，动辄“万人以为方阵”、“为带甲三万”……
相信大家都知道，阖闾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叫孙武，他有一个著名的治军理念叫“赏善始战”，从字面来看是说给前方勇士重赏。实际上，这只是后世兵家的阐释，阖闾和孙武从来都没这么想，他们跟金庸《侠客行》里的“赏善罚恶使”一样，向来只有“罚恶”，从来没有“赏善”。
据说，孙武把后宫三百位佳丽分为两个纵队，由阖闾的两位宠姬领头，娇媚的宫女穿上铠甲，拿起利剑和盾牌（被甲兜鍪、操剑盾而立）。然后，孙武要求两拨宫女以刀剑互殴。
宫女的主要职责是侍奉国王起居，偶尔搞搞军训确实也能愉悦身心。果然，这些宫女在训练场上嬉笑不止，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孙武很生气，要处斩两位宫女头领阖闾的宠姬。尽管阖闾也想阻止孙武这种无聊的做法，孙武却说“治军的决定权在将军，即使国王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把两个妃子处斩了。果然，广大吴国人民在严格的军事训练（恐吓）下，后宫弱女也可以成为“赴水火犹无豫”的战士。
能把后宫弱女训练成恐怖分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残酷？
严峻的刑罚对吴国人有着极强的威慑力，一旦没有战功，甚至作战不勇猛都会累及家人。那么，不需要任何奖励，所有人都被绑架到阖闾的战车上，只能前进，不敢后退。
在充满恐惧与虚伪的吴国，阖闾死后，其子夫差成为国王，在打败了盟国越国后，夫差提出一条非常离谱的和谈条件：若越国想保持诸侯封位，勾践必须以国王之尊来吴国当奴隶典型无知而又无耻的暴发户！
为保家国不灭，越王勾践还就真的来到吴国当奴隶。而且，他身边始终陪伴着一个人范蠡：白天，范蠡替勾践做较重的活；夜晚，二人共宿石屋，商量如何见机行事。
在范蠡的开导下，三年来无论夫差如何作践勾践，这位曾经的越王都毫无脾气（三年无愠怒，面无恨色）。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范蠡教勾践在夫差生病期间去品尝粪便夫差的粪便。“勾践品溲”的壮举终于感动了吴王，夫差认为勾践非常忠信。
于是，勾践、范蠡终于得归故国。
归国后，范蠡毫无争议地成为越国第一谋臣。吴国的经历让范蠡明白了一个道理：让广大越国人民饿着肚子去跟吴国交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富国强民，必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道与术，就是规律，富国强兵只能按规律一步一步来，认识规律、服从规律，绝不可急于求成（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所谓实，确实很实在，就是粮食；所谓末，确实很虚无，就是勾践个人的享乐。
勾践回国后每天早晨起来都质问自己一句：你难道忘记在吴国的耻辱了吗（汝忘会稽之耻邪）？然后，携夫人及全体贵族下田耕作，所有百姓不吃肉、不穿彩衣，与黎庶同劳动、共甘苦（“百姓”与“群黎”相对，是王室贵族的统称，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是“百姓”）。
关于这段历史，很多人说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最后，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事儿，不对。
越王勾践回国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铸钱，后世把这种钱称为“蚁鼻钱”。蚁鼻钱呈椭圆形，也被称为“鬼脸钱”，从考古证据来看，蚁鼻钱以晋国布币为基准（当忻布），一枚布币比十枚蚁鼻钱稍微轻一些。
蚁鼻钱
范蠡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范围那是相当广（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业务项目更是几乎囊括了一切赚钱的生意。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
公元前472年，吴国正好赶上旱灾，最后国人连稻田里的野生大闸蟹都吃光了。这时候，越国仍旧表现出了“信诚守道”的精神为吴国提供军需粮食。
勾践对此非常反感，对范蠡说：“我和你一起谋划反击吴国，你总说时机不成熟。现在，又反过来资助吴国粮食，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兵呢？”
范蠡答：“天灾与人事必须相配合，我们的粮食并不能维持吴国的战斗力，倒是吴国自身的力量至今仍未消耗干净，他们如果作垂死挣扎，我们未必能胜。”
上天没有让范蠡久等，就在为吴国提供粮食的当年九月，夫差再次不顾国内饥荒率兵奔赴黄池与楚国决战。当时，吴国军队的粮食供应几乎全靠越国。
没有粮食、防备空虚，如何能抵抗越国三千兵马？其实，真正进攻吴国的并不是三千越国勇士，而是范蠡前期如流水般花掉的蚁鼻钱。
这一次，范蠡率兵攻入吴国都城姑苏，并在海上断掉了夫差后路，夫差兵败自刎。
最后，说一下范蠡的结局。
人们经常鄙夷“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现在，我告诉大家，共患难是因为穷哥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利益，也就谈不上叛变；不可共富贵，实在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不会选择背叛，暂时没有背叛是因为筹码还不够大。
这一点，范蠡和勾践都心知肚明。
灭吴当年，范蠡向勾践递上了自己的辞呈：臣子只要见到君王受辱就是死罪，能在吴国陪伴您受辱，是想能有机会为您报仇，今大仇已报，恳请勾践杀了自己。
后来成为财神的范蠡
勾践的回应似乎很够意思：你必须和我一起共坐江山，否则我就杀了你（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
一问一答，其实范蠡只有一个命运：被处死。
范蠡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处死，在命令下达之前就从海上跑路了（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顺便还总结了一下逃跑的原因：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更不幸的是，后世有很多人看不开，这句名言也就无数次得到了验证。
出逃后的范蠡却有了另一番天地，他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经商，也赚了很多钱。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样记述了范蠡的结局：他成为家产数以十万计的富翁（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最后老死于陶地。范蠡死后，被奉为“治生之祖”，并成为道教里的财神（关羽是山寨版的财神）。据说，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就是范蠡，称杆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了。
对缺乏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诅咒。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问：周王室重要吗？
答：重要，相当、特别以及极其重要。
金庸先生在小说中安排了“华山论剑”，统领武林的少林、武当均与这场武林盛会无缘。我猜想，金庸先生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中华”之“华”就是“华山”之“华”。华山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江湖地位，完全是因为周朝的地理位置：西都在镐京，东都在洛邑，西都、东都之间的中心点就是华山，“华山”之“华”也就成为后世千万中国人的代名词。
周王室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是西周，只有二百七十四年，辉煌与荣耀似乎转瞬即逝，这一“瞬间”却始终照耀着整个中华民族。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姜子牙《六韬》
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天下之利权亦当为人人所共有。分封诸侯，血亲是一种自然的标准，是人类懵懂时最直接的标准，也是当时最公平的标志。秉承这种最为原始的公平，不但周王室的天下分封给了诸侯，诸侯的天下也分封给了宗族。这是一种维系人性与理性的统治模式，即使在周王室衰微后，任何背叛王室的行为也都被认为人神共愤。
当然，我必须告诉大家，这种方式有着致命的弱点：王室一旦孱弱，必然会有诸侯挑战王室权威，周史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秦帝国是周王朝疆域的直接继承者，嬴政也看到了周王室统治方式的弱点。秦帝国似乎汲取了周朝的教训，用封建官僚替代了宗族分封。
大秦帝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违背了周王朝的“王德”精神：试图追求权力永久的统一，天下变成帝王一人之天下。在秦嬴政缔造的这个刚性权力链条中，一旦源头崩裂，就再无任何人能帮助帝国走出险境，因为，除了利益已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再把自己和封建统治者联系在一起了。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嬴政、商鞅等人将帝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咸阳，中心被毁灭之后，整个帝国体系便随之坍塌。仅仅十五年，秦帝国就在一场内战中瞬间坍塌，发动这场战争的既非外族也非官僚，而是被统治的对象农民。
嬴政统一封建权力的做法失败了，但巨大的利益又激励了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此后，历朝历代都试图寻求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一种灵活的折中方案：既要形成严格、有效率的封建集权，又要实现封建统治者对子民的道德统治。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追求封建集权，人性统治就必然是一个谎言。
当然，有人可以反驳：周王朝只是奴隶社会，一个奴隶制社会怎么可能超越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周王朝生产力确实相当低下，但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对指标，以封建王朝的生产力评判几千年前的西周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虽然王室衰落，但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此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覆灭，还是今天西方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都是因为远离了“诚信”。
毋庸置疑，孔子是整个周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位后世的“万世师表”为我们完整阐释了那个时代的财富精神：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我记得看过一本书，其中简要回顾了孔子的一生。
孔子早年游历齐国，后在自己故乡鲁国成为相国，有感于国君鲁定公好色荒政，公元前497年愤然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传奇人生。十四年后，孔子终于结束了艰辛的游说生涯，拖着六十八岁的孱弱之躯回到了桑梓之地。漫长的流窜过程中，孔子有过成为王师的荣耀，也有过饥寒交迫的困顿，甚至有过拘禁受困的耻辱、险些被杀掉的风险。
我之所以记得这本书，不是因为它记述了孔子生平，而是因为它对孔子大加挞伐，骂孔子鄙视财富，要求人们安贫乐道。这本书的谩骂曾经让我对孔子着实很有意见，按照这本书的逻辑，似乎就是孔子搞得我们穷了好几千年，只要没有孔子，我们在战国时代就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曾大声疾呼“罕言利”，所谓“罕言利”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对缺德世人的指责。所谓“安贫乐道”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是奉劝世人尊重规律，绝不能急功近利。
今天，除了孔子，我们还可以瞻仰那个时代的商人，子贡、范蠡、弦高……哪一个不是“富而好仁”，又有哪一个不是“见利思义”？他们对财富、金钱、名利，何尝有暴发户式的浅薄？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价值，眼中只剩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因为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
孔子临终慨叹：“天下无道久矣！”此中真味，今天，我们真的懂吗？
第二章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秦朝）
士兵砍一颗人头可以换取五十亩土地；反之，如果一个五人小队没有砍掉一颗敌人的脑袋，队长就得交出自己的脑袋。《史记》《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秦兵为争夺一个砍下来的脑袋自相残杀那可是五十亩耕地。
商鞅功罪
以土地作为激励，商鞅把全体秦国人都绑架到了战车上。每户能分到多少土地，是蜗居还是住别墅，完全看砍了多少脑袋。至于文化，那是一定要废黜的。商鞅变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经过春秋诸霸数百年纷争，战国时代，中原大地仅剩下七家强势诸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家诸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家都在积攒人品，拼命招揽居民。
战国时代什么最重要？
答：人才！
土地有的是，有人就能在土地上耕种，就能产出粮食。
积攒人品、招揽居民的方法，就是变法。魏国的李悝、赵国的公仲连、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七家诸侯都使出浑身解数鼓励别国的国民迁徙到自己的土地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粮食，才能在战争的时候保证有兵源。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叫他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原名卫鞅，生于卫国，所以姓“卫”，又称公孙鞅。后来，卫鞅在秦国被封于商地，才称商鞅。
商鞅像
年轻时，卫鞅托身于魏国大臣公叔痤幕下，公叔痤知道其身负大才，当然，也知道他是一个无耻之徒。
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来探望他。
公叔痤在病榻上对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此人身负奇才，恳请大王拜卫鞅为相，魏国霸业必成。”对魏惠王来说，虽然也认识卫鞅，但还是很陌生。而且，在魏惠王眼里，卫鞅实在太年轻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相才。
于是，魏惠王只是吭了一声（嘿然），并未作答。
见此，公叔痤又说：“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卫鞅，那么，臣恳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这个人绝不能为他国所用。”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念及多年追随之情，突然良心发现，他把卫鞅叫到床前，告诉卫鞅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最后，公叔痤摆摆手，让卫鞅赶紧逃走。
此时，卫鞅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魏惠王既然没有起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华；不知道我的才华，又怎么可能真的杀掉我呢？”
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卫鞅，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如果有一天你带兵打进魏国，希望你能念及我对你的收留之情，为魏国宗庙留下后嗣。”
送别阖然而逝的公叔痤，卫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天下知我者绝非公叔痤一人，我注定是一个枭雄，我一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卫鞅选择的目标是秦国。在这里，卫鞅变成了商鞅。时值秦孝公当政，商鞅通过朋友先后三见秦孝公，论述了三个不同命题。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应如何仿效尧、舜、禹，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即所谓“帝道”，结果秦孝公睡着了。
第二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辅佐周王室，即所谓“王道”，结果秦孝公虽然不悦，但仍旧认为可以跟商鞅继续谈下去。
第三次见到秦孝公，商鞅独辟蹊径开始谈论如何在战国独自称霸，就是所谓“霸道”，结果秦孝公不知不觉坐到了商鞅面前。
此后，便是秦孝公重用商鞅，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有人将之总结为四个字“重农抑商”。
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功夫，武林高手在决战中会耗尽全身气血，向对手发出致命一击，代价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一般来说，这种武功都是邪派武功。鉴于这种武功实在是损人不利己，所以即使是邪派教主也不敢轻易使用。
商鞅变法，就是这种邪派武功。
一般贪官也就是贪污很多钱，一般贪婪的皇帝也就是把赋税提高到国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而商鞅和秦孝公要的是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只能归秦孝公一人所有。此后，秦国爆发所有力量，不但消灭了六国，也耗尽了自己的钱财、锦帛、粮食，宗庙社稷终至不保……
我们先解释“抑商”。
战国时期，国人已经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人”的本事在于身上有钱财，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所以，必须抑商，所谓抑商也就三条。
第一，秦国不能出现粮食贸易。粮食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商业。这么做当然是有深意的，因为，如果秦人买不到粮食就只能自己去种地，种地的人最实在。
第二，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品种都无利可图。
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战国七雄，只有在秦国，商人才与赘婿并列为最低等的国人。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规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商人去干。比如，攻城的时候去城墙上拆砖头。商鞅之前，秦国的都城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北却戎狄，东通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地几无贸易。
没有贸易，当然也就没有货币。
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贪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君，国君才能更有势力（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否则，如果有一个人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财富；如果有十个人来跟国君分钱，那国君干脆不要混了（利出二孔者，国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国不守）。
然后，再来看“重农”。
这是一件相当不靠谱的事情，商鞅从来没有“重农”。他真实的想法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所以，要想做最有权势的国君，就必须让天下人穷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农、工、士、商四类人中，“农人”必须依附于田宅，最缺乏流动性，手里也最没钱，是最容易管理的对象，也是最好的“弱民”。
所以，如果让我解释商鞅的“重农”，就是“重视管理农人”，而不是“重视农业”。
据说，商鞅“重农”的功绩在于给全国农人分配土地；据说，商鞅治下，每个男丁可以分配到一百亩土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是战国时代孟子的理想，最早出于《周礼》，到了《汉书》中居然成为商鞅的土地分配标准。
就为这，商鞅被歌颂了几千年。
这事儿是相当不靠谱的，要知道，商鞅活着的时代孟子还没有出世。而且，关于商鞅均田，我也找到了另外一种答案“富贵之家，必出于军功。”
什么才是军功？
商鞅所谓的军功，就是数一数敌人的脑袋被砍下来的脑袋。也就是说，能从商鞅手中拿到土地的人，必须在战场上拼过命、流过血、砍死过人。士兵砍一颗人头可以换取五十亩土地；反之，如果一个五人小队没有砍掉一颗敌人的脑袋，队长就得交出自己的脑袋。《史记》《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同样的故事，秦兵为争夺一个砍下来的脑袋自相残杀那可是五十亩耕地。
战国时代，其他诸侯都信奉“社稷为重，民为本，君为轻”，国人听到战争避犹不及，唯有秦人，听到战鼓就拊掌相庆。父亲送儿上战场、兄弟送哥哥上战场、妻子送丈夫上战场，最重要要嘱咐一句：不砍敌人的脑袋，就别回来（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
秦国崇水德，水尚黑色。两千多年前，黑云蔽日般的秦军曾号叫着冲向山东六国，士兵腰上别着刚砍下来的人头，滴着鲜血……
问题是，即使你抱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即使你真的肯拿起刀枪，也未必能取得别人的脑袋，更不一定能换来土地。敌人不是稻草人，拼命的时候，秦人同样也可能被敌人砍掉脑袋。
这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只有刀头舔血的暴徒才可能获得军功。体弱者、有道德者虽然也被赶上了战场，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军功，反而被敌人砍了脑袋。最后，汉朝董仲舒准确描述了商鞅分配土地的结果：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就算陕北汉子真的很实在，侬也不能当秦人是痴线啊！秦人当然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耕战”政策不满。何况，秦人也长了双手双脚，按照以往经验，大不了跑路到其他诸侯那里。
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敢跑路，商鞅有九种方法弄死你！
第一种方法，叫“户籍”。
以前，诸侯通过宗族控制国人；现在，商鞅设立了郡县统治农户。县郡长官由秦王亲自任免，县内民户、土地由县令掌握。
国人从商鞅手里拿到的是自己原来宗族的土地：拿到了土地，废黜了宗族。从此，中国农人第一次以“户”为单位直接面对统治者。顺便说一句，商鞅的税收也按农户收取。首先，根据对农户进行的详尽调查，计算出每亩土地的粮谷产量；然后，按一定税率征收田税。至于税率，高到了相当离谱的地步，一年田税要足够秦王十年用度。
商鞅之所以敢如此放心大胆地盘剥，是因为控制单一的农户比控制强大的宗族容易许多。毕竟宗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抗王室，而被拆分为一个个家庭，就没有任何能力对抗封建集权。
至于农人，毫无血缘关系的五家被编成一“伍”。谁敢反抗，五个农户全体受罚，一般情况下会全被诛杀。即使有人跑出了家乡，只要在秦国境内，没有良民证的人也难免被抓获。没有良民证的结果就是被杀掉。
第二种方法，灭绝文化。
商鞅认为，笨的人好管理（民愚则易治也）。《诗经》《尚书》是周朝文化的代表，如果国人以《诗》《书》中的道理去蛊惑人心，有一个人，就能让上千人不再以耕战求富贵；如果信奉《诗》《书》的人当了县官，就会有一个县的人不再尊敬国君；如果天下人都信奉《诗》《书》的道理，势必有人结党于下、议论政令，秦孝公的国将不再是秦孝公的国……
国人只需要懂得在战争中多杀几个人、多分几亩土地就行了，至于文化，那是一定要废黜的。商鞅变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什么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统统都是垃圾，都应该被扔进垃圾堆……
第三种方法，罚，不是罚钱，是罚命。
禁绝了《诗》《书》，商鞅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办法，就是所谓的“法家”。首先，请注意，是“法家”绝不是“法治”。商鞅是这样解释“法”的：君王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目的就是管住所有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
至于如何管住大家，商鞅提出了更不要脸的方法任力不任德。所谓“任力”，说白了就是重罚，罚款单位是一条人命。看一看商鞅制定的刑罚就知道有多变态：凌迟、汤镬、剥皮、腰斩、五马分尸……顺便说一句，“诛九族”这个罪名就是商鞅发明的。
商鞅治下，不是错误的错误也会遭重刑，比如，拉着草木灰撒在地上的人都会被割掉鼻子（大家可以理解为乱扔垃圾，因为商鞅认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路人不满，进而双方打架斗殴，后面我们会介绍为何秦人如此剽悍）。
我看，法家不叫“法家”，应该改名叫“罚家”。
三皇五帝夏商周，混到商鞅这里，彻底抛弃了“民惟邦本”的治国思想，撕下了所有伪善的面纱，开始用赤裸裸的非道德手段达到功利性目的。
只有这样，才能威吓秦人；只有这样，秦君才能贪天下之利！
“重农”、“抑商”、“户籍”、“愚民”、“罚家”……商鞅确实在统治期间禁绝了货币。遗憾的是，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弱化了国人才智，商鞅却没有挡住粮价一飞千里。因为精壮的劳动力都跑到战场上砍脑袋去了，当然，也有若干精壮的和不精壮的劳动力被人家砍了脑袋。
无论是砍人脑袋还是脑袋被砍，都会最大程度减少国内劳动力，都会使粮食产量下降。本来商人还可以贩运点粮食，现在，没有商人，何来粮食？
断绝了内外两种途径，秦国就断绝了粮食来源，也就难怪粮价最终上涨了。秦孝公死前，秦国的粮价已经飞涨到一千六百钱一石，如果按秦半两标准重量和魏国布币的重量比例计算，秦国粮价已经高出魏国几乎六十倍。
这样的粮价下，秦国不出事才怪。
为平息民愤，秦孝公的继任者秦惠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商鞅，秦惠公上台后亲自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逃出了秦朝都城，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这也是秦国最后一块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土地。在这里，商鞅起兵对抗秦惠公，最终，兵败被处以车裂之刑。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吕不韦显然意识到，在农耕时代振兴服务业是不靠谱的。他看中的产业是农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即“重农兼末”，所有非农业都要为农人服务！
如果由着商鞅的性子折腾，估计等不到统一中原，秦国就得把自己折腾到亡国了。还好，秦国很快有了吕不韦。
吕不韦生于卫国一个商人世家，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这位很有前途的商人通过一笔生意华丽地转身为政治明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秦灭六国，成于吕不韦）。吕不韦不仅告诉我们世界上哪种生意最赚钱，还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高收益、高风险”的真谛，因为，这笔最赚钱的生意最终断送了吕不韦的性命。
关于吕不韦，我们从这笔生意说起。
战国时代诸侯经常结盟，不过，这种盟友关系相当不靠谱。所以，为了让盟友变得靠谱，盟国之间要互派王子在对方国家居住，算是质押给对方一个人质。
秦国的王子子楚，就是被质押在赵国的人质，不过，秦国似乎不太在乎子楚的性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的城池。鉴于秦国经常动武，还在长平坑杀过四十万名赵国士兵，赵国对子楚当然不太恭敬，子楚混得也很不成样，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吕不韦……
多年行商生涯给了吕不韦敏锐的眼光，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投资农业利润如何？
吕父：十倍吧。
吕不韦：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一百倍。
吕不韦：如果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
吕父：无数。
吕氏父子的对答出色地回答了“什么生意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封建权力才是最赚钱的生意。货畅其流，但利润总有定数。权力就不一样了，有了权力，封建官僚就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去抢劫。
但显然，投资现任权力的成本很高，国王富有天下，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而且，如果他觉得你太有钱，没准直接把你抢个精光。
结论：投资封建权力，就要投资潜力股，要从娃娃抓起。
吕不韦选中的潜力股，就是子楚。
对吕不韦来说，这确实也是一笔生意，从一开始吕不韦就将子楚看作“奇货”，并称子楚为“异人”。
通过一系列艰难的运作，吕不韦买通了现任秦王的正室华阳夫人，成功地让子楚拜华阳夫人为嫡母；在子楚逃离赵国的时候，吕不韦还附送子楚一位貌美如花的姬妾。最后，子楚成为秦庄襄王，吕不韦拜秦相、封文信侯，就连那位美姬也生下一个名字叫“嬴政”的男婴。
吕不韦是幸运的，他在这桩生意上获得了极大收益。秦庄襄王（子楚）即位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只在王位上待了三年就死掉了，继任者嬴政只有十一岁，秦国真正的主人是吕不韦。
吕不韦又很不幸，秦庄襄王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秦国。商鞅穷兵黩武，山东六国已经铁了心要摆平这个心腹大患，六国数次合纵攻秦；秦国之内，四年内连丧三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又发生了罕见的蝗灾（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能否扛过这一关就看吕不韦了！
吕不韦是商人，商人要收拾秦国这个烂摊子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吕不韦拿出来的赚钱法子是“卖官”：能为国家捐粮食一千石的人，赏爵位一级。为此，后世不断有人攻击吕不韦“买官卖官”，司马迁所说“不韦钓奇”也充满了讽刺和不屑。
“买官卖官”确实很可耻，但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看。
在封建时代，封建统治者倡导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在此之前，秦国“富贵之家，必出军功”，也就是说，所有的官职、土地、财富都是靠砍人脑袋换来的。说白了，“以斩首为勇”是赤裸裸的抢劫，如果所有的财富都要依靠暴力获得，整个社会的规则自然也就变为暴力。不管刑罚有多么严峻，在财富的唆使下，暴力始终是处理所有事情的最终准则。
买卖爵位总比砍人脑袋文明很多（请注意，吕不韦是用钱换爵位，不是官可以换钱），这无疑打破了“军功富贵”的惯例，从根本上改变了秦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吕不韦终于以一个商人的智慧把秦国的发展轨迹扳回到正常途径，挽救了濒于灭亡的秦国。
吕不韦通过“卖官”解了燃眉之急，摆平了国内蝗灾。此后，吕不韦开始实践自己的伟大理想在经济上建设一个强大的秦国，强大到足以统一六国。吕不韦显然意识到，在农耕时代振兴服务业是不靠谱的，他看中的产业是农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即“重农兼末”，所有非农业都要为农人服务！
第一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金融。
商鞅禁绝了秦半两（秦国原来的货币），因此吕不韦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种货币叫“文信钱”。更为重要的是，吕不韦不仅自己铸币，也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不过重量要比照“文信钱”。
文信钱
吕不韦有了钱，就去三晋地区购买粮食，并设立了“太平仓”。简单地说，“太平仓”就是现在的“财政部＋中央银行＋农业部”：“太平仓”负责官方铸币，也监督民间铸币质量；在丰收之年，小农可以将自己的粮食卖给“太平仓”，价格那是相当厚道；在歉收之年，小农又可以在“太平仓”借到粮食，利息那是相当低。
第二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商业。
吕不韦自己就是商人，他知道，贸易是人们互通有无、维持生活的正常手段，禁绝粮食贸易、对贸易抽重税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虽然吕不韦仍旧把商业列为末业，但是，“本末”并不矛盾，士、农、工、商各有所长，不能偏废。
在秦国，商人总算过上了好日子，没有税收（请注意，不是低税收，是压根就没有税收），没有劳役，赚钱后还可以用钱买爵位……
第三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文化业。
《吕氏春秋》讲，粗鄙的国民是国君的耻辱（败莫大于愚）。
吕不韦认为：愚民不用脑子思考，既然能盲从于国君，当然也很容易被征服。统一中国，除了有发达的经济，还要有发达的文化；要想文化产业发达，第一要务就是废弃本身就特别愚蠢的愚民政策。
振兴文化，也要统一思想，毕竟诸子百家有优劣之分。与后世杀人放火的焚书坑儒不一样，吕不韦统一思想的方法是集百家之长，诸子百家可以在秦国都城咸阳公开辩论，他自己也经常与门人辩论。最后，吕不韦成为“杂家”的集大成者，通过“假人之长”来“补己之短”。“杂家”继承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民”的独立性，“民”绝不是“王”的“群氓”，治国必先“德政”、“仁义”、“爱民”；“杂家”又有黄老道家的清净，有道君王必须“虚静以待”，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左右臣下，更不能以个人标准断定忠奸。
一句话：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抄袭自姜子牙《六韬》
第四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公务员”。
吕不韦提出了与商鞅截然不同的理论，官府不能与农人对立，农人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统治者奴役的牛马。大家不是吓大的，商鞅那些“车裂”、“诛九族”的劳什子，总有一天会反噬国君（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秦庄襄王即位后第一年，秦国就大赦天下，放掉了前朝因乱扔垃圾等小罪抓来的很多“罪人”。
吕不韦还下令编纂了中国农学史上的四篇开篇之作《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还完善了一部新历法《月历》，记载了每个月农民应该完成的农活。各郡县官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向农人宣讲耕田经验，根据每个月气候变化和农作物生长情况，提醒农民安排农业生产。
顺便说一句，中国第一代大型农田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都是吕不韦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将蜀地岷江分为内江、外江两渠，内江之水用来灌溉，外江用来泄洪。内江之水惠及三百多万亩农田，自此，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不再有水旱灾之惧，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吕不韦的这些水利工程。
举国郡县官僚成为农人的“服务员”，在秦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有了金融、商业、文化和为农民服务的“公务员”，吕不韦开始了对六国的征伐。
与商鞅强盗般硬抢不一样，开战之前吕不韦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忽悠国人，让大家认为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吕不韦告诉国人，六国国君任意妄为、荼毒天下，所以，秦国要救六国于水火之中。秦国之兵是“义兵”，诛暴君、抚慰苦难中的六国，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样，敌国国人见了秦国的“义兵”，就像孝子见亲爹。秦兵所至之地，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焚房屋……据说这样的军纪能取信于敌国之人。
公元前249年，东周王室合纵山东六国灭秦，吕不韦率兵攻灭东周，建立秦国的“东郡”。延续八百年的周王室“天下共主”灭于秦人之手。
公元前248年，信陵君合纵韩、楚、赵、燕、魏五国攻秦。在吕不韦主持下，魏王中秦国反间计，信陵君被迫隐退，破五国合纵。
公元前242年，韩、魏、赵、卫、楚五国合纵攻秦，吕不韦率兵出函谷关，灭卫国、迫楚国迁都。自此，山东诸国中有实力对抗秦国之兵的只剩下最远处的齐国，齐国恰恰又中了秦国的远交近攻之计，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
吕不韦信奉的思想，不允许他擅自篡位称王；否则，在子楚去世、嬴政又未成年的时候，吕不韦有无数次机会废黜这位未来的秦始皇。
嬴政终究会长大，而且，嬴政与子楚不一样。子楚，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国坐冷板凳，既无治国谋略，也无称霸宇内的雄心；嬴政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国王，一旦手里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人就会立刻变成神。
按秦国的风俗，男子二十二岁要行成人礼，即“加冠”。如果成人男子是国王，“加冠”之后就要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现在，在嬴政通向封建集权的路上，秦国的权相、自己的仲父吕不韦，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吕不韦意识到这一切，但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他出了两个昏招。
第一个昏招，为加强对王室的控制，吕不韦把“大阴人”嫪毐献给了嬴政的母亲。赵姬这位当年吕不韦送给子楚的美女，一定属于无脑型选手，不但与嫪毐私通生下两个儿子，居然还想让他们的私生子取代嬴政成为秦王。
第二个昏招，在嬴政二十一岁那一年，也就是亲政前一年，吕不韦抛出了《吕氏春秋》，并在城门悬赏，说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结果，没人能改动《吕氏春秋》一个字。从内容和文字角度讲，《吕氏春秋》远没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无人能增损一字，显然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
吕不韦悬赏千金求一字，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术成就。吕不韦想借机告诉嬴政，自己的治国政策无可更改。
此情此景，嬴政怎能不知道，又焉能不下定决心除掉吕不韦？
吕不韦以自己的权势向秦王嬴政的权势宣战，他的敌人却是天下权力欲最旺盛的人。这是一场注定的失败，倡导仁义、分封、无为的杂家，怎么可能在权势上战胜封建集权的法家？
更不靠谱的事终于发生了。
嬴政亲政后第一年，那位“大阴人”嫪毐就不自量力发动叛乱，带着几千门客就去诛杀嬴政。叛乱当天就被剿灭，嫪毐被诛三族。
追究起来，嫪毐是吕不韦献给太后的。
结果，吕不韦罢相。
吕不韦罢相后，建议吕不韦复出的人络绎不绝，去看望吕不韦的高官、贵戚、士人络绎不绝，据说在吕府附近造成了严重的堵车（马车）。
嫪毐只有几千门客就敢拉杆子造反，吕不韦可是为相十三年，无论军队还是各个衙门都人熟、地熟，更何况吕不韦在洛阳还有十余万户的封地。造起反来，声势显然要比嫪毐强很多。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放逐吕不韦后一年，嬴政赐书吕不韦：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居然能在河南有十万户封地？你跟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居然当了我的干爹？还是把你发配去蜀地吧。（君何功于秦，而封卢十万？君何亲于秦，而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居蜀郡。）
在流放的路上，吕不韦饮鸩自杀。吕不韦，挥金而起、饮鸩而亡，终于死在倒卖权力这门最赚钱的生意上。
大秦无货币
即使大秦帝国的普通人承认布币是一种货币，人们也没有机会把这些布币带回家奉养妻儿老母，因为绝大多数劳力都死在了工地上。传说中有一个孟姜女，现实中又何止千万个万喜良……
吕不韦为秦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统一六国的条件，公元前230～前221年，嬴政以百万秦国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
当然，这一定是邪派武功，秦兵又开始数人头了。
公元前230年，秦将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
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赵，俘赵王迁；
公元前226年，秦军伐燕，燕王喜率残部远遁辽东；
公元前225年，秦军攻魏，决黄河之水灌魏国都城大梁，城中百姓尽成鱼鳖，是年三月城破，魏王豹被杀；
公元前223年，秦发倾国之兵六十万攻楚，楚王昌平君被杀；
公元前221年，秦军多走了两倍路程，绕过了齐军防线直抵齐国国都临淄，齐王建以举国之兵、完甲之师不战而降。
嬴政终于统一了中国。自此，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封建集权国家，此后，无论割据还是异族入侵，总会有一个强人将中国扳回这种轨道。
这个结果，据说是拜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所赐。战国时代，黄河的含沙量超过40％，唯有降服这条巨龙，我们的祖先才可能过上平安的日子。然而，这又是一条穿越列国的河流，无论实力多么强大的诸侯都对“她”束手无策。
秦国统一六国图
要根治黄河，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上就倡导诸侯在治理黄河的时候放弃国界之争，在霸主领导下统一行动。只是春秋霸主经常易位，统一治理黄河也就始终是一个梦想。此后，战国七雄互相征伐，平民替代贵族在战场上冲杀。四百多年混战，人心思治，就更盼望统一。
统一，是好事；由嬴政统一，实在很难评价其中功过。
过去，六国的最高统治者叫作“王”，既然嬴政可以灭掉六国，“王”当然不能显出嬴政的尊荣。于是，嬴政给自己改名叫“帝”，他的手下又加了一个字“皇”，合起来就是“皇帝”。
“皇”、“帝”两个字并不是嬴政的发明，这两个字自远古时代就存在，意思是上天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国王在内的凡人是不能自称为“帝”的，因为“帝”不是人。嬴政不但自称“皇帝”，还认为自己是“始皇帝”，甚至希望自己的统治能“一世”、“二世”，直至“万世”……
对嬴政来说，现在已富有天下，要如何实现自己的统治呢？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常提到一个词“国除为郡”，也就是说，嬴政并未将征服的土地封赏给子孙或臣下，而是将被征服的诸侯国划分为多个郡，再直接派遣封建官僚前去管理。
灭六国后，嬴政共设立三十六郡，郡守都由他一个人任命。
这件事，今天看来很正常，当时却实在是彻头彻尾的奇谈怪论。商周两朝传承两千年，都是君主将土地分封给子孙或下属，由子孙或下属代国王统治广大国土，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的“恩惠换忠诚”。
公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国王宫正在为嬴政祝贺生日。酒过三巡，一名叫周青臣的大臣奉承嬴政说：“陛下统一六国，日月照耀的地方无不宾服，消弭了战争之患，从三皇五帝算起，没有人能比得上您的功劳。”
这番阿谀之辞却引来另一位大臣的攻击，攻击者叫淳于越：“周青臣只知阿谀皇帝，这只能让皇帝无法改正自己的错误。现在，诛灭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皇帝仍旧没有将国土分封给子孙和有功之臣。将来一旦出现晋国六卿篡位的事情，又有谁能拯救国家呢？”
前车之覆，确实殷殷可鉴。
最后，淳于越提醒这位踌躇满志的始皇帝：“现在您废弃了传承千年的封建体制，这是一件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请陛下三思。”分封制确实是存在了千年的制度，只是，一旦有分封，就必然造就诸多独立的诸侯，也就是一个个不必仰皇帝鼻息、独立的人。这样，现任皇帝手中又能剩下什么呢？
不过，嬴政还是下令讨论淳于越的建议，结果，群臣都认为这个建议有道理。只有丞相李斯极力反对，他直斥淳于越为腐儒，“师古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应该顺应今天的郡县制，诸侯混战对天下无一利”。
秦始皇像
这位秦始皇如果知道自己二十多个子女（还包括女儿）后来的下场，说不定会后悔到把棺材啃穿。因为，他二十多个儿女全家都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非法继任者嬴胡亥拉到咸阳的大街上砍了脑袋。唯一一个死得比较舒服的，是主动要求自杀殉葬嬴政的小儿子，以自己一死保全了全家性命。
只是，当时李斯在嬴政的支持下占了上风。针对淳于越的建议，李斯代表秦嬴政展开了反击。
李斯上“焚书议”：凡非博士之职藏诸子百家著作者，杀无赦，大臣不得议论皇帝是非，子女不得议论父亲之过……
焚书令的目标，并不是只打击儒家，而是要复活商鞅的愚民政策，消灭诸子百家。焚书令致使大量典籍失传，后来，项羽又在秦宫一把火烧掉了官藏典籍，害得后世研究先秦历史只能靠刨死人棺材里的竹简。
第二年，有方士告诉嬴政，他刚愎自用、专任狱吏、刑杀为威，总之，他倒行逆施，已经惹怒了神仙，得不到长生不老药。几十年如一日追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花了无数钱，费了无数心血，最终这些方士不是拿钱出海跑路，就是回来痛骂自己得不到神仙赏识。嬴政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一怒之下坑杀了四百多个江湖骗子。在秦代，观星占卜的骗子都是识文断字的“专家”，其中就包括一批儒生。
谁也没有想到周青臣与淳于越的辩论，居然惹出来一个“焚书坑儒”，嬴政借机最终确定了帝国体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绝对服从一人的封建官僚制度，毁了天下诗书，坑杀了方士，杜绝了所有言论。更重要的是，嬴政从此不再相信长生不老，来世纯净的彼岸就此变成今生肮脏的此岸。既然没有来世，今生就要抓紧享乐。一旦作恶没了底线，嬴政就开始幻想主宰尘世的一切，当然也包括货币。
统一六国后，嬴政宣布，只有黄金、秦半两（秦国货币）才是货币，敢用六国货币者，罚戍边。所谓戍边，大多是去长城背砖头，几乎等同于死罪。
秦半两
货币统一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把封建帝王的意志强加于其上，就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嬴政知道，只有统一货币才能形成强势中央集权，否则，像吕不韦那样，大家都能铸币，堂堂始皇帝如何能拥有天下财富？
嬴政宣布了两种货币：黄金和铜。
货币的取材在货币理论中被称为“本位”，随着经济总量增加，货币本位价值会由低到高，正常顺序是：铜、银、金。两种币材同时流通也不是没有的事，但应该是贵金属为主币、贱金属为辅币。
金、铜并行，金属于贵金属，铜则属于贱金属，黄金应该是主币，铜币则是辅币，理论上应该是“金本位”。
要知道，秦朝生产力绝无可能演进到金本位的地步，此时金、铜并行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而且，汉代之后，黄金马上就退出流通领域，无论汉代货币如何演变，货币本位始终只是铜钱。
暂时放下铜钱，先来看一看，究竟谁在用黄金？
秦朝官方黄金单位是饼，分为大小两种饼，大的二百五十克，小的也有十六克，纯度那是相当的高。就是一块小金饼的价值，放到今天也能将就着过年了，如果换算到秦朝时的购买力，绝对是价值连城。
既然是官定货币，就一定有发行途径，秦朝金饼最主要的发行途径是嬴政对臣下的赏赐。对待自己的下属，嬴政相当大方，所赏赐黄金动辄以车计算。
对皇帝来说，赏赐臣下黄金比分封更为合理。毕竟封臣土地每增长一分，君主土地就会减少一分，最终皇帝只能靠“王德”维系“封君—封臣”平衡，绝不可能为所欲为。
赏赐臣下黄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
封建官僚不再是封臣，而是由皇帝任命的郡县长官，或者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封建官僚的财富来源于俸禄、赏赐或者贿赂，只要不是独立的封地，他的一切就都在帝王掌握之中，财富也就不会再培养独立的人格。
权力只对来源负责，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嬴政追求的是绝对封建集权，也就容不得任何人有反对意见，无论他的决定多么离谱、多么荒唐、要耗费多少别人的生命和金钱。只有完全屈服于嬴政的人，才可能得到嬴政的信任，才可能成为封建官僚，才可能得到这些黄金。
这明显是一个逆淘汰机制，所有试图保留独立人格的人，都得不到黄金，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
秦国第一大猛将王翦，自知秦王嬴政绝不会容人掌握兵权，便在统一六国后归隐。当门客问起的时候，王翦只能悲哀地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秦国第一谋士尉缭，早就看出嬴政“长目、豹声、少恩而虎狼心”。嬴政确立了统一的局势后，尉缭就悄悄消失在茫茫人海……
拿到这些金饼的，又是谁呢？
秦相李斯著名的“仓中老鼠”，就是获得金饼最多的人之一。李斯年轻的时候看到两种老鼠，厕所里的老鼠浑身肮脏还吃不饱，粮仓里的老鼠吃得脑满肠肥还不用住粪坑。于是，李斯感叹，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完全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于是，李斯找到了秦相国这个能拿到嬴政赏赐黄金的好位置。
秦朝三公九卿、三十六郡，又有哪一个不是围绕在嬴政身畔的仓中老鼠？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谁在用铜钱？
答：说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梦呓。当代考古结论证明，秦半两的出土区域只限于秦地，其他诸侯国从没有过出土记录。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秦地，出土的秦半两也几乎每一枚都与其他的钱不一样。嬴政明明颁布了秦半两的统一标准：重十二铢（合八至十克）。彭信威先生在传世之作《中国货币史》中对此有点睛之笔：“现存的秦半两，按重量来说，超过标准量的有，没达到标准量的也有，也不能断定这些铢钱是官炉铸造的。实际上，秦王朝还没有完全掌握铸造货币的大权。”
没有秦半两，大秦帝国又以何为货币呢？
答：布币。
所谓“布币”不是三晋的空首布，而是布做的“货币”，就一块小小的破布，不知哪天遇水就发臭了。
这种破布是怎么到每一个普通人手中的呢？
答：统一六国之前，所有的秦人都被拉去战场上砍人头了，而统一六国后大秦帝国全国人民都在啃砖头。
布币，就是秦人啃砖头得到的薪酬。
嬴政的宫殿，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秦宫绝非今天北京紫禁城可比，也不止一个宫殿，仅都城咸阳附近嬴政就修了两百七十座皇宫，这还不包括“矗不知几千万落”的阿房宫。嬴政不仅注重容貌，更注重素质，他把诸侯妻女全部拉进自己的皇宫，煞费苦心地将她们妆扮成“幼妙宠丽”，自己则“纵酒后宫”。清晨美人的梳妆镜，如同天上莹莹的明星；渭水上的片片油渍，是从美人们脸上洗下来的脂粉；空中弥漫的香雾，是美人们在衣服上熏兰椒（明星荧荧，开妆镜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
嬴政的皇陵，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以冢土推算，至少要动用五十万人力，才能在嬴政死前把整个秦始皇陵修完。更可恨的是，嬴政死后，将所有工匠，连同没有子嗣的美人全部坑杀，无数条生命都成了他的殉葬品。据说地下以水银为江海，以夜明珠为星辰，以流沙围住整个陵墓，内置弓弩，但凡敢偷窥这位始皇帝陵墓者，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很多帝王的陵墓都被盗墓贼挖空了，唯独这个名震江湖的秦始皇陵，无人敢拂其缨……
嬴政的万里长城，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甘肃曾经爬过一次野长城，从天水出发开车，两个小时，然后徒步两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时代，要在荒山野岭修补一道绵延几千里的高墙，这得是多大的工程？
秦长城图
即使大秦帝国的普通人承认布币是一种货币，人们也没有机会把这些布币带回家奉养妻儿老母，因为绝大多数劳力都死在了工地上。传说